隋唐宋时期，永济渠在河北的重要作用

永济渠，是隋炀帝时期在曹魏所开白沟的基础上开凿的一条运河。据《隋书▪炀帝纪》记载：大业四年（608年）正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即黄河），北通涿郡（今北京西南郊外）”。为了加强对河北、江南等地的控制，征服高丽，巩固北方的边防，促进南北交流，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即位后，充分利用天然河流和旧有的渠道，先后以洛阳为中心，开凿、加宽、疏浚了通济渠、山阳渎（邗沟）、永济渠和江南河，前后用了不到6年时间，便开通了沟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五大水系，流经今京、津、冀、鲁、豫、陕、皖、苏、浙9个省市，联系中原地区、江淮地区、河北地区，南起余杭（今杭州市），北达涿郡（今北京西南郊外），全长2700多公里的南北大运河。这一可与万里长城相媲美的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工程，使全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内河交通运输体系，从而也大大促进了河北地区水运交通的发展。永济渠即是这条南北大运河的北部干渠，是在曹魏所开白沟的基础上历经3年时间开凿的与通济渠相连的运河，全长1000多公里,宽17丈（合今56.1米），深2丈4尺(合今7.92米），可通大型龙舟。它将源出山西省沁源县北绵山东谷的沁水引流入黄河，与通济渠相接通。之后在沁水北岸开一渠口，引沁水东流，使其注入白沟故道，循淇水（白沟）、屯氏河、清河，经今武陟县、卫辉市（汲县）、浚县、内黄县、魏县的沙口集乡进入大名县，又经大名县的铺上乡、兆固乡、黄金堤乡包头村后流入馆陶县王桥乡留庄村，经馆陶县路桥乡陈路桥村进入邱县，而后东流复入馆陶县，再北流入临西县、清河县、武城县、德州市、吴桥县、东光县、南皮县、沧县、青县等地，抵天津市，又折向西北，经沽水、桑干水（今天津武清以下的白河与武清以上至北京西南郊的永定河故道），直达涿郡（今北京西南郊外）。永济渠的开通连结了黄河、海河两大水系，促进了中原地区与河北、辽东地区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加强了隋唐王朝对北方地区的管理和控制。随着永济渠的开通，河北水运交通进入了一个持续兴旺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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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乘龙舟自江都（今扬州市江都区）出发，行驶50多天抵达涿郡后，立即下诏征天下兵，不分远近，都要到涿郡集中，这样以来永济渠的水运顿时繁忙起来。征兵中有江、淮以南的水手1万人、弩手3万人，岭南排镩手（一手持盾一手持矛的兵士）3万人，加之河南、淮南、江南造军用车5万辆和屯于河南黎阳、洛口诸仓的粮食都需要通过永济渠北运，使得彼时的永济渠船只前后相接，长达千余里，经常有几十万人在永济渠上运送兵甲、器具、军车、粮食等人员、物资，昼夜不息。隋炀帝第一次东征高丽是在大业八年（612年），此次用兵多达113万余人，号称200万人，而运输人员又相对于军队人数的一倍。大批的被服、兵械和粮饷等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永济渠装船北运，声势浩大，经久不息。大业九年（613年）和十年（614年），隋炀帝又第二次和第三次东征高丽，仍以涿郡为基地，通过永济渠大量调集全国各地的兵员和物资进行穷兵黩武，使辽东战场和涿郡军用物资和粮食堆积如山。

唐代，河北不仅是边防重地，也是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因此永济渠一方面要承担当时的边防漕粮运输，另一方面还要承担为官粮运输，可谓任务繁重。

唐代的幽州（治今北京市）、平州（治今河北卢龙县）一带，一直是边防要地，驻有重兵，所用的军需物资，大都需要通过永济渠从中原和南方运来。唐玄宗时，在东北部设有范阳、平卢两个节度使，范阳节度使治所在幽州，统兵91400人，平卢节度使治所在营州（治今辽宁锦州西），统兵37500人，主要防御东北方面的奚和契丹。为了保证军需供应，开元年间，在魏州（治今河北大名县）城西的永济渠支渠，建楼百余间，“以贮江淮之货”。此外，还在清河郡（治今河北清河县）建有军资库，利用永济渠从江、淮、河南等地征调大量的布、帛、钱粮，“以赡北军，谓之天下北库”。武则天时期，突厥主默啜累犯边境，武后遣将率兵讨伐，当时所用“甲兵皆贮清河库”。到玄宗末年，清河郡还存有“布三百余万匹，帛八十余万匹，钱三十余万缗，粮三十余万斛”等大批财物，可见当时永济渠对巩固边防发挥了巨大的运输能力。

唐初由于社会比较安宁，农业发展很快，因而河北是朝廷征粮收税的主要地区之一。当时的邢州（治今河北邢台市）、赵州（治今河北赵县）、镇州（治今河北正定县）、定州（治今河北定州市）、贝州（治今河北清河县）、冀州（治今河北衡水市冀州区）、瀛州（治今河北河间市）、沧州（治今河北沧县东关镇）、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市）等地，都是河网密布，农业灌溉十分发达，是河北的主要产粮区。随着经济的发展，河北地区向朝廷缴纳的官粮也越来越多。这些官粮一部分沿永济渠运往北部边防重地，一部分沿永济渠往南运往唐代东都洛阳。当时，洛阳含嘉仓是唐代最大的粮仓，最大储粮580万石，占朝廷储粮总数之半。含嘉仓储粮主要来源于9个州，其中冀、邢、沧、魏（治今河北大名县）4个州位于今河北地区，这些州的官粮大都是经永济渠运往洛阳，然后存入含嘉仓的。当时的洛阳“沟通江汉之漕，控引河淇之运”，这河淇之运，指的就是通过永济渠、黄河向洛阳的漕运。

在唐代，永济渠主要运输的物资是漕粮，其次是各类土特产等。当时，河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很快，物产丰富，《通鉴考异》称“河北，蚕绵之乡，而天府委输，待以成绩”，并发展为全国的丝织中心之一。据记载，河北地区每年向朝廷进纳的土贡品类繁多，诸如魏郡的（shi,一种粗绸子）、紫草；邺郡的隔布、风翮席、花口瓢、知母、胡粉；清河郡的毡；钜鹿郡的瓷器；沧州的柳箱、苇覃、糖蟹；洺州的绵、绸、油衣；冀州、赵州的绢等等，这些地区由于濒临永济渠，水运兴旺，呈现“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的景象。

而这时在今河北的南部地区，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年），魏州刺史李灵龟在魏州城西开凿了一条运河支渠，“以通新市，百姓利之”，使魏州城与永济渠直接相连，从永济渠南来北往的漕船、商船可以直接驶入魏州城。到了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九月，魏州刺史卢晖对这段运河支渠又进行了重开，将永济渠“自石灰窠（今河北大名县铺上村一带）引流至城西（今河北大名县大名府故城西铁窗口村与教善村之间的引河口），注魏桥。夹渠置楼百余间，以贮江淮之货…,亦谓之西渠。”西渠开通后使魏州（治今大名县）逐渐发展成船舶云集的重要商埠。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魏郡别苏少府因北游》“淇水流碧玉，舟车日奔冲。青楼夹两岸，万室喧歌钟。天下称豪贵，游此每相逢。”的诗句，就是对当时魏州繁荣昌盛的真实写照。

北宋时永济渠被改称“御河”，其主要任务是承担北方的军粮运输，岁运近百万斛(古代容积单位,一斛本为十斗，后来改为五斗)，“缘边漕运独赖御河”，成为边防备战物资的交通大命脉。这是因为北宋的北部边疆位于今雄县、霸县、天津、海河一线，需要大量军粮供应，而这一带生产的粮食不足以供应这里的驻军，需要从江淮等地调运。由此从京师开封运往河北的军饷，就需要自汴入黄河，至黎阳（今浚县）或大名府马陵道口（今大名县东南）的东、西济胜仓下卸，由大名转入御河分送至沿边各州、军。

北宋时代，其农业和工商业都达到超越前代的新水平，河北地区亦出现了繁荣景象。当时河北地区“有河漕以实边用，商贾贸迁，芻（刍，chu）粟峙积”，“大名（即大名府）、澶渊（即开德府）、安阳（即相州）、临洺（即洺州）、汲郡（即卫州）之地，颇杂斥卤，宜于畜牧。浮阳（即沧州）际海，多鬻盐之利。其控带北地，镇（即真定府）、魏（即大名府）、中山（即定州）皆为雄镇云”，是“茧丝、织纴之所出”，所产丝织品质量良好，其中花䌷、平䌷、棉䌷等常为贡品，“河北东路民富蚕桑，契丹谓之‘绫绢州’”

具有“衣被天下”之称，为商业交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丰裕的物质基础，并逐步形成了一些商业发达的城市，其中发展最快的当属御河之滨的大名府。大名府当时治所在元城（即今大名县）、大名县，有御河、漳河经流，位于河南、河北交通要冲，时为防守东京开封的门户。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五月十六，为抵御契丹南侵，构筑北方防线，宋仁宗采纳宰相吕夷简的建议，建大名府为北京，把大名府升格为陪都，并拨库银10万两。在吕夷简主持下，对大名府外城进行改修，增建宫城，建四殿十四门，“外城周四十八里二百零六步”、“宫城周长三里一百九十八步”，规模宏伟壮观，并置百官，“其势略如都城”（时，开封府城周长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使其与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并称四京，这使大名府作为北宋陪都时间长达86年，为巩固北宋中央集权、抵御辽兵入侵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名府之地自唐时初兴，北宋时已是全国首批出现的商业城市，舟船往来，商贾云集，税收在四京中，仅次于东京开封府，居第二位。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大名“江淮闽蜀之货，往往远者万里，近者数千里，各辐辏至……”，《水浒传》上对大名城的描写为：“这北京大名府是河北头一个大郡冲要去处，却有诸路买卖，云屯雾集”、“年例北京大张灯火，庆贺元宵，与民同乐，全似东京（今河南开封市）体例。”这都说明当时北京大名府城的繁华是盛极一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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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元朝将京杭大运河截弯取直，御河到山东省临清后不再走原来的路线，而是向东南接新开凿的会通河、济州河，直达徐州，绕开了河南洛阳，而魏县、大名、馆陶段的御河正处于“弧”形的位置，使原来位于隋唐大运河主航道上的大名段御河变成了京杭大运河的支流。自此以后至明初，御河由于水量减少，疏于管理，再加上战争破坏，河道淤塞，航运走向了衰落。河道的变迁往往直接影响着一个城市的兴衰。有了永济渠航运的兴起，有了交通运输的发达，才有了大名府经济的繁荣、城市的兴起，而随着永济渠的淤塞、航运的衰落，昔日辉煌的大名府自元朝以后也逐步走向了衰退。

来源：方志大名整理于魏州书院     作者：柴元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