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正在狂奔的灰犀牛：全球化的终结

本文摘编自《世界不是平的》，[英]简世勋，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2月出版。

不得不承认，全球化在20 世纪的鼎盛时期——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90 年代末——的主要发起人美国其实不情愿。与以往的超级大国不同，美国对控制世界其他国家并不感兴趣。相反，它扮演了“同侪之首”的角色，在自己的形象中支持国际制度，偶尔充当国际警察，为那些本可能仍在苏联统治下的国家提供希望的灯塔。然而，在经济表现长期欠佳之后，美国国内暴露出巨大的不平等问题，美国似乎不再愿意也不再有能力继续提供支持。对许多美国人而言，这项工作已经完成了。苏联的解体和未能实现和平的中东地区促使美国再一次“向内看”，聚焦于狭隘的自身利益，并希望自己能够免受日益混乱的世界的影响。然而，美国的撤退只是加剧了这种混乱。

西方式的全球化还有未来吗？

谁能支持一个 21 世纪的马歇尔计划？谁能支持建立一个21 世纪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服务于一个有着众多相互竞争的政治体系的全球经济？在缺乏坚定的美国领导和发达国家持续疲弱的经济活动的情况下，西方式的全球化还有什么未来吗？人们很容易就会给出“没有”这个答案，尤其是考虑到相互竞争的超级大国纷纷崛起，它们只顾追逐自身利益 ；西方国家内部对一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的反对声浪也越发激烈。然而，为了拯救全球化，各国政府、政策制定者和评论家至少可以对那些寻求实施分裂政策的人的矛盾说法发起挑战。

比如，那些寻求限制移民的人同样倾向于削减对外援助的预算。诚然，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去质疑援助的效力，但是除非，比如非洲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否则其人口统计数据表明，许多非洲人最终都会去其他地方寻找机会。边界因此会被破坏。如果我们对移民的加速涌入感到恐慌，就需要更多地考虑支持世界贫困地区的发展。

那些反对欧盟的人则需要解释：一个分裂的欧洲怎么能更轻易地对付隔壁摩拳擦掌的俄罗斯？尤其是在华盛顿变得越发孤立的情况下？鉴于莫斯科似乎对不稳定并由此变得更弱的欧洲十分满意，从任何意义上说，究竟为什么欧盟的解体会是一个好主意？

那些反对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在地区层面的各种类似产物的人应该回答这个问题 ：在旧世界，厄瓜多尔根本没有任何途径赢得其与美国在虾（以及其他东西）上的贸易纠纷。为什么这个旧世界会比我们如今生活的世界更加公平？美国在世贸组织接到了 126 宗申诉，比任何国家或地区都多。在没有争端解决机制的情况下，真的能够确保“大卫”和“巨人”之间的贸易争端得到公平解决吗？ 

那些威胁要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人可能只将这个组织视为“冷战”的遗迹，但在缺乏可信的替代方案的情况下，它是确保志同道合的自由民主国家能够保护他们共同利益的最佳方式。对美国来说，它为此付出的代价肯定比北约其他成员国高，但美国从一个更为稳定的世界中受益匪浅，正如大英帝国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大肆获益一样。和平需要代价，但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最后，那些支持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的人应该解释，他们怎么可能认为历史是站在他们一边的。 如果他们的观点盛行，那就真的会产生一个灰暗新世界。 

从国家到国际：俱乐部理论 

弥合国际鸿沟的一个方法是利用詹姆斯·布坎南的“俱乐部经济理论”。布坎南的分析适用于大大小小的俱乐部——从那些坐落在伦敦蓓尔美尔和圣詹姆士大街充斥着退休政客与行业巨头的俱乐部，一直到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盟这样的组织。所有这些都是俱乐部——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只为会员服务。布坎南的理论基于三个关键要求。 

首先，俱乐部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具有排他性。非会员不能享受俱乐部会员相关的福利。在一个典型的伦敦俱乐部中，只有会员才能以一般的价格享受年份最佳的佳酿。只有欧盟成员国才能轻易成为单一市场的一部分或者加入单一货币制度。

其次，俱乐部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具有拥挤性。换句话说，每个俱乐部成员都会对其他成员施加某种形式的外部性。午休时间去健身房可能是一件方便的事，但是如果所有的成员都在午休时间出现在健身房，那么就需要排长队了。有时候，部分成员的血压还会因此升高，至少他们造访健身房起到了反作用。 同样，欧盟成员国的增加也降低了就共同政策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可能导致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不满情绪。 

最后，俱乐部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具有分割性。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俱乐部最终到达了极限，类似的俱乐部可以大致按照同样的原则组建起来。因此，在伦敦的蓓尔美尔及其周围的街道上，某位行业巨头——已经获得必要的提名——可以自由选择“雅典娜神庙”俱乐部、“改革”俱乐部，或者——如果他比女人更喜欢马的话——“赛马”俱乐部。同样，欧盟并不是唯一可能的自由贸易俱乐部（它也不只是一个自由贸易俱乐部——它还允许公民自由跨境流动，这也是导致英国 2016 年脱欧的一个因素）：《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为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提供了同样的自由贸易产品，而在2016 年年底被美国放弃的TPP 在理论上也会给美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带来类似的好处。 然而，将“俱乐部”的概念应用于国际制度并不容易。最明显的俱乐部问题便是“搭便车”，即某个人或某个群体拿走的比投入的多。对欧元区来说，各国无法坚持《稳定与增长公约》 中的财政规则就是这个问题的典型表现。这导致预算赤字无论在景气或低迷时期都一直居高不下。然后便是决策的问题。对于有着不同生活标准、不同国内议程和不相容的政治体制的民 族国家而言，一个大型国际俱乐部必然能取得极大成就吗？不敢保证。（2015 年 12 月巴黎气候协定承诺了许多——随后美国和中国对其的批准也令人备受鼓舞，但是各国是否真的能够兑现他们做出的承诺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不必惊讶，也许布坎南认为俱乐部更可能成功是在以下条件下才能成立：会员的规模都不大 ；会员资格基本同质，因此不会产生能够支配弱势少数群体的多数群体。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在国际层面上，这都是一个毫无帮助的结论。这些条件很少在如此大的规模下得到满足 ；即使一个国家试图带头——如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德国在欧洲范围内——其他国家也往往不情愿。 

令人不安的“国际政治家”

另一个问题则是那些理应代表成员国利益的政治家组成的决策代表团。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是美国的政治现实主义学家，他划分了政治家需要的外交技巧和一名典型公民所具有的观点与道德立场之间的关键区别：“政治家必须考虑国家利益，视其为多种权力中的一种。而大众的头脑，不了解政治家思想中的细微差别，多半关注的是绝对的善或绝对的恶这类单纯的道德和法律原则。”另外，他还说：“现实主义认为，不能将普遍的道德原则应用于国家的行为。”这就似乎产生了 一种看似矛盾的情况 ：一个国家必须照顾公民的集体利益，哪怕这意味着这些公民个人可能会觉得有人以他们的名义犯下了极不公正的错误。

然而，国际政治家的利益可能并不总与“国家利益”一 致。特别是如果这位政治家现在也是某个国际组织的成员，而这个组织为他提供了一整套新的激励措施。在这一点上，政治家的角色可能陷入令人不安的模糊境地。新的国际俱乐部是否为国内不受欢迎的措施提供了一个好用的替罪羊？就像2010 年开始的欧元区危机期间南欧国家实施紧缩措施时一样？俱乐部成员观点的同质性——如坚持华盛顿共识或接受通胀目标公约——是否会破坏国内正当的抗议活动？比如，新的俱乐部是否会通过一个超国家法律权威的发展来限制国内政府的权力？ 

如果国际政治家——以及他现在加入的新俱乐部——的观点被他理应代表的国家拒绝，那又会发生什么呢？ 这些问题都不是新问题。然而，问题的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尽管贸易、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已经变得更加全球化， 但能够管理这些市场的机构变得更加分散。1945年联合国（UN）成立之时有 51 个成员。2011 年，南苏丹加入后，联合国有193 个成员。随着苏联的解体，在美国风格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 莫斯科主导的共产主义之间，不再有一个二选一的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日益一体化的全球经济是非常困难的。 有一段时间，似乎这个系统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的奇迹进行自我调节。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而且，在缺乏自我调节机制的情况下，我们现有的安排—— 主要是基于国家自身利益，以及来自华盛顿各个机构偶尔的刺激——可能与日益一体化的全球经济相矛盾。

在全球化的道路上，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真正的岔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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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世勋著作《世界不是平的》(中信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