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疫事｜这出荒诞剧，一遍一遍重复着

编者按：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平静下来，而在欧美，疫情依然在肆虐。疾病、死亡、混乱、焦灼之外，生活还在继续。澎湃新闻特约几位居住在美国、法国、英国等国的华人和留学生，记录他们疫情下的日常生活。在病毒面前，全世界人民都是一家人。

澳门国际机场

3月20日

目前，我在澳门进行两个星期的强制隔离。

我是澳门户籍，但澳门是个小地方，乘客较少，国际机场的工作人员，总是因为不了解最新的政策而不知道该拿我们怎么办。飞澳门的大多数国际航班都需要经过香港，我这次也一样，得飞到香港，然后在香港机场的澳门居民区，等着被送回澳门隔离。

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当我到JFK肯尼迪国际机场时，麻烦就开始了。随着隔离政策的不断变化，国泰航空公司的服务台变得混乱不堪。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不断更新的搜寻各国的最新规则。而我就陷入了边界和官僚主义的双重混乱之中。我必须得不断给机场工作人员重复那些无聊的政策，那些纯粹的荒谬。

此前，我有一整年都在第三世界国家游走采访难民，没有想到，此时此刻，忽然对他们的无助有了更真切的感受。他们日常生活，就是这样无休止的和这没救的官僚主义和国界问题缠结在一起。我的中国澳门护照一直以来给我带来很多利益，但现在在海关和国界面前被一再拒绝入境时，我感到无能为力。我认识到，流动性的特权并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命运之光眨眼间可能就会改变。

这家香港的航空公司告诉我，澳门公民不再被允许经停香港。我给他们解释这是错误的，澳门政府刚刚才宣布，他们将海外澳门公民入境返乡的截止日期从3月18日延长至31日。但是，由于那时是19日的晚上，他们并没有听说过这刚更新的政策。我给她看了政府网站，讲了延期的情况，以及澳门政府如何与香港政府商定的特殊时期的特殊安排，既不需要真正进入香港，就会有澳门政府直接派人来机场接，但没有人会听——我在手机上向他们展示这些东西都是徒劳的，他们需要直接从香港那边获得边境管制的确认。我只好保持平静，现在离飞机起飞还有三个小时的空闲时间，希望这些混乱可以尽快结束。

我耐心地等待经理给他们打电话。一个半小时过去了——我旁边等待的那个韩国女孩得到了许可，进去了——而我需要继续等待。航空公司的服务台不再拥挤，大多数乘客都已进去。我开始紧张了，经理告诉我，香港的地面管制人员从未听说过我的这些说法，也没什么给澳门居民的特别区域。我尝试用各种方式说服他们，但他们拒绝相信我。我恳求他们再次跟香港方面确认，他们打了三次，告诉我他们收到的是同样的否认。他们说，澳门公民只能在香港停留一个星期，但隔离要求每个人入境香港就需要停留并隔离14天。现在，办理登机手续的时间已经结束，所有人都开始登机了。我拼命给父母打电话，他们尝试与乘务人员交谈，但显然，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战胜这些官僚机构的琐碎手续。此时，我正在与一家澳门航空代理商联系，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仍然不相信我在手机上给他们看的任何东西。在登机口关闭前五分钟，我几乎放弃了。

突然，我意识到了他们政策中的一个机会：虽然他们不会让我入境香港，但他们应该允许我在香港转机。于是我立刻订了由香港转日本，最后去上海的机票（这个时点已无直航班机）。就这样，他们才允许我登机。我一路狂奔，在飞机门关上的最后一分钟上了机。但现在的问题是，我的行李将被拖运去日本。但是我想，我可以到香港再处理这些事情的。先到香港再说。谁知道明天的政策又会改成什么样，再不走，我可能就完全不能离开纽约了。

经过15小时的飞行，我于凌晨5点到达香港。我下了飞机后，立即被一位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带到澳门人接机区。显然，我的行李已经被放到了飞往日本的航班，好在我的父母在我起飞后向澳门政府写了申诉，他们花了两个小时，终于帮我找到了我的行李。忘了说，澳门政府还从Whatsapp上给我寄了一封请求航空管制处允许放行的特别信，在那个紧张的关头，我的手机只有1％的电量，而乘务员，机场经理，电话里的父母，所有人都在从四面八方对我大喊大叫，以致这最有用的信息淹没在噪音之中，当然低效的政府早发函几个小时一切又不同，从我在政府网站登记，到我到达机场，已过去了20个小时，而它的函只是在最后一个小时才到达，还被完美错过，怪谁呢？！

在等候区那坐着几个外国人（我想大多数是葡裔的澳门居民，这也是一种特殊的官僚主义）还在等待。显然，他们从前一天晚上9点等到现在。如果我当时知道这一点，那么我将会为漫长的一天做好更多的准备。现在，我精疲力尽，当然因为着陆香港了，也感到放心了一些，我相信澳门政府的能力和效率，他们在认真地对待疫情，也在认真地对待我。但当我们花了整个早上，只是在等待更多的乘客到达时，我的乐观情绪慢慢消失了。像我一样，新到达的大多数是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中午时，一位葡萄牙男子开始抱怨：“我从昨晚以来一直在这里，你只给了我水和饼干，我也是澳门公民！”其他所有人都异常的得意和安静，等待着被指示。

最终，在下午1点，这几个葡萄牙人登上了我们的巴士。算得上宽敞的候车区，此时非常的拥挤。尽管所有人都戴着口罩，但大家并没有保持距离，所有人都推攘着挤上公车，人与人之间隔的非常近-我不知道的是，这仅仅是严重不负责任的隔离的一个开始。

港珠澳大桥。

我们大概有40个人左右，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核对了我们的名字。这样浪费时间的官僚主义行为，在这些天里大概重复了数百次。我们开车去了香港机场的另一侧，又等了一个小时才被批准离开海关。就这样，我们不得不进入香港，然后又离开香港，开始驶向澳门。我们穿过世界上最长的桥，一个横跨香港，珠海和澳门的桥，感觉就像是今天的隐喻。

在澳门港口，我们下船等待温度检查。接着，我们被安排坐在一个像考场一样的房间（桌子与桌子之间有着距离），开始接受他们对我们健康史的质疑。那些显然已经在发烧或生病的人，会立即被送到医院。整整花了四个小时，所有人才清关成功。等我们再坐另一辆公共汽车到达酒店时，已是晚上7点。在进行了另一轮健康检查后，他们提供了一些饼干，除此之外，我们没有拿到任何其他的食物或水。那位葡萄牙小伙子全天不间断地站起来抱怨，利用他的白人特权和英语，给各级的工作人员施加压力，但无济于事。令我震惊的是，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澳门市民在抱怨，包括我自己在内。也许是因为这些人大多是年轻的留学生，他们似乎很满足于等待和玩手机——但是却洋溢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得意和自满的情绪。甚至还有一个带小孩的家庭，他们都静静地等待着。我无法想象这在其他国家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3月2日拍，澳门议事亭前地。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在我们每转移到新的一站，他们都点名，并对我们的身份进行新一轮的检查。荒谬的是，有时我们会从房间的一侧被叫到另一侧，只是换一个工作人员，他们就要把刚才做的事情重新再做一遍。由于职责权的转移，我们就像在演一个荒诞剧一样，一遍一遍重复所有的一切。当我告诉我的父母，我此前真是对澳门的效率有太天真的期待，他们说是香港与澳门所继承的殖民地法律制度有关。从香港到澳门酒店的车程，本来最多需要两个小时，而我竟然花了20个小时才到达。当我们被送到酒店时，我们又在外面站了四个小时，重新测量体温，然后为我们分配了单独的房间。

唯一的好事是，本来最初指定用于检疫隔离的酒店，澳门机场附近一家连WiFi都没有老酒店被住满了。今天，他们刚刚将一家新的酒店改建为隔离区，是一个在海滩边上的豪华度假酒店！真是风浪中的万幸。

（作者简介：徐今今，中国澳门人，出生成长于上海。本科Amherst College，2017年获得Thomas J. Watson Fellowship ，受其资助走访亚、欧、非九国一年，同难民及其他边缘女人一起写作。现就读于纽约大学 M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