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财税政策降低疫情对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1-2月数据大幅下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5%，服务业生产指数下降13%，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出口分别下降24.5%、20.5%和15.9%。

更值得关注的是，城镇调查失业率高达6.2%，是该数据公布以来的最高值，而且还不包括农村的隐性失业，就业形势严峻。失业主要影响的是低收入群体，这些个人和家庭往往在经济上比较脆弱，一旦失去工作很可能面临致贫返贫风险。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目前，依然还有近200万存在返贫风险、近300万存在致贫风险的人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任务依然艰巨。新冠疫情冲击使得这一挑战显得尤为严峻，低收入群体面临更高的失业风险和收入下降风险，收入分配可能因为新冠疫情恶化。近期，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通过扩张政府支出来稳定经济增长和就业。从就业和收入分配的角度，目前的政策是否有效？通过什么方式可以降低疫情对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

一、疫情恶化收入分配

新冠疫情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是非对称的，低收入群体、小微企业受损更为严重。

第一，直接受到疫情冲击的家庭将面临更大的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可能性上升。部分家庭可能因为健康等原因丧失劳动能力和收入来源，未来还将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和医疗支出。

第二，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营收下降造成低收入群体失业和收入下降。受疫情直接影响的服务业和自营工商业（如餐饮、住宿、交通等）基本都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疫情期间往往不能开工，即使复工营收也会大幅下降，很多小微企业生存艰难，一旦出现破产倒闭将造成低收入群体失业。

第三，海外疫情将影响出口订单，制造业就业将面临冲击。海外疫情的发展必然波及中国出口，我国出口企业多是劳动密集型，订单下降将造成这些企业营收萎缩，不得不减少产出甚至退出市场，制造业就业也将下降。劳动密集型小微企业（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为社会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当小微企业面临冲击，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和收入将面临更大风险。

目前，中国收入分配形势并不乐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2017年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52，高于国际收入不平等的警戒线，考虑到最高和最低收入阶层往往难以纳入统计，中国收入不平等问题可能比数据显示的更为严峻。需要指出的是，2008年中国基尼系数曾高达0.491，此后，得益于“精准扶贫”等一系列旨在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政策，中国收入分配有所改善。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9899万人，2013-2019年我国农村减贫人数分别为1650万人、1232万人、1442万人、1240万人、1289万人、1386万人、1109万人，连续七年减贫人数均保持在1000万以上，2019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已经降至551万人。这一期间，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率超过了中等收入群体，贫困人口的大幅下降是中国收入分配改善的重要原因。然而，“输血”扶贫只能缓解短期贫困，要在长期内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必须依赖于就业，使其具备自我“造血”能力。疫情冲击可能造成低收入群体失业和收入下降，危及来之不易的收入分配改善成果。

二、收入不平等抑制经济增长

过高的收入不平等对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都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在短期内，高失业和居高不下的收入差距将抑制消费需求，造成产能过剩，这个机制在经济衰退时期尤为明显。如果失业率很高，居民收入将下降，边际消费倾向更高的低收入群体往往收入下滑更快，造成居民消费大幅下降，企业将因此出现产能过剩、产品滞销，投资和生产减少，经济进一步衰退。面对经济萧条，凯恩斯设想过一种极端的情况，当产能严重过剩，即使工人的就业不带来任何实际产出（比如把道路挖掉重新再修一遍），政府也应该为工人提供就业，以提高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进而扩张总需求。因此，在凯恩斯的政策思路中，就业是非常核心的指标，这也是当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关注的重点。

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远不限于短期总需求，它对一个经济体的长期经济发展有深远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有13个经济体实现了从低收入向高收入经济体的收敛，分别是葡萄牙、西班牙、希腊、波兰、斯洛伐克、爱沙尼亚、以色列、塞浦路斯、韩国、中国台湾、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这些经济体的共同特征是，在其高速增长阶段收入差距都比较小，而收入差距很大的发展中国家基本都陷入停滞。下表描述了这些经济体的收入分配情况：

从表中可以看出，经济腾飞经济体基尼系数普遍低于经济停滞国家，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在腾飞经济体中，除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外，基尼系数低于0.4，新加坡政府为所有低收入家庭提供廉价住房，其实际不平等程度远低于数据。收入不平等阻碍经济增长的渠道很多，最直接的是，不平等的社会更容易产生冲突，造成政治不稳定，影响经济增长。在经济逻辑上，不平等会造成低收入群体无法进行足够的人力资本投资、无法从事高风险高收益的创新创业活动、难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职业，造成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错配，阻碍创新创业，抑制经济增长。总而言之，过高的收入不平等不仅是在短期，还会在长期内阻碍经济发展，改善收入分配是政府宏观政策的重要目标。

三、以财税政策降低疫情对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

面对疫情冲击，扩张性财政政策是稳定就业的重要手段，常用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减税，包括降低个人和企业税费；二是扩大财政支出，包括增加政府购买、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等。

目前，各国都在采取不同方式稳定就业和收入，美国政府已经批准了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部分国家已经开始直接对家庭进行现金补贴，预期未来还会有一系列对家庭和企业的减税措施出台。

中国政府强调要进一步加快基础设施投资以稳定经济，其中，“新基建”备受关注。在面临负向经济冲击，基础设施投资有其合理性，一方面，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在短期内直接增加就业，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基础社会投资可以提高企业生产率，在长期内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一些研究发现，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回报率有下降趋势，进一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同时关注其投资回报率和就业带动效应。目前，中国主要大都市圈的“民生工程”基础设施依然存在明显“短板”，中国城市化未来走向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人口还将不断向大城市群集聚，但大城市内部以及与周边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如轨道交通等）依然滞后，大城市安居住房供给依然严重不足。加快大都市圈的“民生工程”建设，不仅可以在短期内带动就业，还可以在长期内促进中国城市集聚和经济发展。

以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的就业尚不足以完全化解失业风险，低收入群体的就业主要依赖于个人人力资本和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政府需要出台更加有针对性的政策稳定低收入群体就业，降低疫情对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第一，对直接受到疫情冲击的特定家庭进行定向支持，包括现金转移支付、政策性就业等。第二，进一步给予小微企业减税降费，特别是直接影响小微企业用工成本的社保费用。近期，国务院已经出台了针对小微企业的减税降费政策，包括降低增值税，免征2-6月养老、失业、工伤保险费等。这些政策对帮扶小微企业、稳定就业有重要作用，但当疫情影响超出预期，进一步减税降费依然是最重要的手段。

（作者陈斌开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