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文学的困境：缺席的“非洲”，无声的文学

非洲不只有酋长、殖民史和曼德拉。《非洲文学与批评史稿》由两位非裔学者编纂而成，囊括了非洲文学批评与理论的最关键文本，是非洲文学研究历年成果的第一次遴选和集结。其中有非洲本土知识分子为民族独立运动所激发的深入思考——何为非洲文学？非洲文学的“非洲性”在哪里？非洲学者的批评功能为何受到挑战？“非洲作家”应该具有怎样的身份意识与责任感？反独裁小说与社会现实主义小说产生了怎样的批判效果？本文节选自《非洲文学与批评史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五十七篇，有删节，标题有改动。

各国纷纷独立后，我们看到非洲大陆各处，大学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国都宣称想尽快建设自己的行政队伍。非洲文学批评正是在上述机构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描绘出自己的道路。从雅温得大学（University of Yaoundé）的所在地纳戈埃克（Ngoa-Ekele）高地，托马斯·麦隆（Thomas Melone）检视了全世界的学者，发起了众多研究项目。他发表了《蒙戈·贝蒂，人类与命运》（Mongo Beti，l’homme et le destin，1972）、《钦努阿·阿契贝与历史悲剧》（Chinua Achebe et la tragédie de l’histoire，1973）等著作。上述两部作品引发了对以上两位作家的批评热潮。穆罕默德·凯恩有许多文章发表于《非洲存在》等杂志，此外，他还作为比拉格·迪奥普无可争议的诠释者，在达喀尔大学的文学系站稳了脚跟。后来，他给我们带来了巨著《非洲小说与传统》（Roman africain et traditions，1982）。

伊巴丹的阿比奥拉·艾瑞尔作了大量研究，丰富了非洲文学研究的成就。后来，他将这些研究成果汇集于《文学与意识形态中的非洲经验》（The African Experience in Literature and Ideology，1981）。肯尼亚的恩古吉·瓦·提昂戈原是教师和文学批评家，后来成了小说家，他为语言问题提供了颇为有益的视角（Decolonising the Mind：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1986）。伯纳德·福隆被誉为喀麦隆的苏格拉底，他通过自己创办的评论刊物《阿比亚》（Abbia），复兴了本国的文学和文化生活。但我们怎能忘记，皮乌斯·恩甘杜（Pius Ngandu）、乔治·恩加（Georges Ngal）、巴特莱米·科奇（Barthélemy Kotchy）、阿德里安·胡阿（Adrien Huannou）等人都为书写非洲文学批评的前几页作出了贡献？

然而，有一点始终不变，比较突出。留在非洲大陆的第一代非洲批评家，大多离开了我们。他们在自己那个时代创造的体系，或存在于他们那个时代的体系，很少能留存下来。伯纳德·福隆的《阿比亚》或托马斯·麦隆的“非洲比较文学研究小组”（Equipe de Recherche en Littérature Africaine Comprée）就属于这种情况。普及文学的所有其他途径均已不见踪影。《变迁》诞生于坎帕拉，后来随沃莱·索因卡迁至阿克拉，最后又选择落户美国。《非洲和比较文学杂志》（The Journal of African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诞生于伊巴丹，只出版了一期。《号角》（The Horn）的寿命要长些，但也已停刊。《今日非洲文学》（African Literature Today）——原本是塞拉利昂福拉湾的评论期刊——之所以能生存下来，是因为这家刊物设在了伦敦。

1960至1970年间，非洲大陆的法语大学定期出版年鉴。佳迪玛·恩祖吉（Kadima Nzuji）说，连达喀尔文学系的年鉴都由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如今，没有一家法语大学定期出版刊物。毫不夸张地说，独立评论刊物都是不定期发行的。《埃塞俄比亚诗集》（Ethiopiques）也不例外，几年毫无动静之后，出了第59期（1997年的第二季刊），庆贺桑戈尔的90岁寿辰。

非洲大陆的其他办刊活动均效仿《非洲存在》，它们在法国看到了希望，但未能长期抵挡那些令非洲瘫痪的离心力。《南方小说》（Nouvelles du Sud）是一份文学和文化评论刊物，出版几期之后就停刊了，将刊名给了取代赛力克斯（Silex）的新出版社。《黑人非洲人》（Peuples Noirs-Peules Africains）坚持了10年左右，但出版商似乎确定不再出版与此相关的著作。

即便在学术会议层面，显然自1973年在雅温德召开“非洲作家及其作为文明创造者的人民”（L’écrivain africain et son peuple comme producteur de civilisation）会议之后，非洲大陆似乎没有召开过重要的研讨会。实际上，非洲文学协会召开了两次学术研讨会，一次于1989年在达喀尔召开，另一次1992年在加纳召开。但这些都是非洲主动为之吗？我们有理由怀疑，有些人会认为非洲文学协会（ALA）寻求的是填补空白。有人可能还会提到1984年在布拉柴维尔（Brazzaville）召开的弗朗兹·法农学术研讨会；提到1987年在拉各斯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庆祝1986年的诺贝尔奖颁给了沃来·索因卡；或者，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会议，如1985年在雅温德召开的口头文学会议、1991年在阿比让（Abidjan）召开的神话会议，甚至是1996年在布拉柴维尔召开的索尼·拉布·谭斯专题会议。但这里，我们说的是周期性事件，未被写入制度体系中，如非洲文学研究协会（APELA）、非洲文学协会（ALA）或加勒比文学和非洲法语文学研究协会（ASCALF）的年度学术研讨会。

在缺乏专业途径和机构的情况下，非洲批评本可以通过地方媒体获得表达渠道：全国性报纸和杂志、广播、电视等。但我们怎能忘记，在非洲惟一能确定长久存在的媒体，是由国家——一定程度上由教会——控制的？我们清楚《刚果/扎伊尔/非洲》（Congo/Zair/Afrique）和布拉柴维尔的《非洲周》（Semaine Africaine）的情况，虽然也出版文学和文化编年史，但这些编年史承担的特殊使命完全不同：宣传自己的宗教。

至于公共服务媒体，它们主要是当权者的仆人，公共服务观念在我们大多数国家还被认为是个神话。国家新闻工作者扮演着专家的角色，他们通晓一切问题，毫不犹豫地探讨文学，就像他们毫不犹豫地探讨其他社会或新闻事件一样。重要的是，他们所服务的政权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些什么。因此，只有君主的文书，必要时还有政府认为没有冒犯言辞的文本，才是值得通过广播、电视或政府报纸的专栏传播的声音。简言之，在独立后的非洲，学者的批评功能从根本上受到了挑战。

正由于上述原因，审查和压制那些争议性很小的作家与许多非洲批评家，成了正当的做法。恩古吉与肯尼亚政权产生了冲突，被迫离开，现居美国。蒙戈·贝蒂被流放了13年，1991年回国后，几乎一直受到各种骚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莱·索因卡是个逃亡者。伯纳德·楠格（Bernard Nanga）丢了性命，很可能是因为写了《蝙蝠》（LesChauves-souris，1981)。甚至索尼·拉布·谭斯都未能躲避骚扰。威廉斯·萨辛（Williams Sassine）的祖国几内亚给他带来了重重危险，他因此被害。关于他，我们能说些什么呢？盖伊·奥西托·米迪欧胡安（Guy Ossito Midiouhouan）因为寄给《黑人非洲人》一篇文章发表，险些在邦戈的监狱中消失（参见PNPA20［Apr.-May1981］）。

这些事，说起来叫人伤心；但我们认识到，文学批评只有在当下后殖民时代，只有在殖民政权建立的大学胚胎框架中，才能体会到自己的荣耀时刻。这里发生的一切，仿佛殖民者已计划好，要模仿宗主国的模式在非洲创立这些机构，还有一切附属机构：受资助的研究中心、出版和发行体系、研究团队、卓越之追求。矛盾的是，后殖民政权的政治规划与下列几点背道而驰：发展批评功能；建立大学这一创新之地；出现有自由思想的智性力量。

［……］

学者逐渐被招揽，被引诱，变成有机知识分子，以使独裁统治合法化。这些学者破坏了尚在萌芽阶段的殖民型大学最初的目标或固有的本质——为此，很少有第二代、第三代学者得益于地方机构的支持。有些刊物受非洲之外的力量控制，如《法语存在》（Présence Francophone）、《面包车》（Matatu）、《法语区研究》（Etudes Francophones）、《非洲文学研究》（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非洲文学》（L’Afrique Littéraire）《我们的图书馆》（Notre Libraire）、《非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等。在这些刊物的栏目中，非洲文学批评得到了发展。非洲民众收入不高，无法购买或订阅其他地方出版的期刊杂志，因此看不到这些批评。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忘记：一种新的历史阻碍危及我们的视野。甚至，我们丧失了自己的主动性，这些主动性被他者恢复或挪用了。

因此，非洲文学已被本土内生的批评所抛弃，成了孤儿。而且，非洲文学只在塞纳河或泰晤士河两岸出版，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现今，越来越多的非洲文学作品甚至是在那里写出来的。非洲大陆的出版商了解植物生长节律，与年轻流散作家的作品相比，出自内陆的作品寥寥可数，但流散作家的本土经验如此有限，有时令我们感到遗憾。

这完全可以理解。非洲大陆上的国家无法容许自己这样做，即无限期地放弃真正争取自由的斗争，放弃实施一种文化挪用策略。因为，如爱德华·萨义德准确指出的：“解殖运动开始废除传统的帝国时，帝国主义并未结束，并未突然成为‘过去’。”多数情况下，独立只是陷阱，这并非总是因为昔日的殖民者，有时甚至由于昔日的被殖民者。萨义德借用普洛斯彼罗（Prospero）与凯列班这一辩证逻辑，如此解释道：

基本的讨论形式可以立即转化为一系列选择，这是我们由爱丽儿凯列班（Ariel-Calíban）选择那里推究而来的……一个选择是像爱丽儿那样去做，也就是像普洛斯彼罗心甘情愿的仆人那样；爱丽儿热情地照吩咐行事，获得自由时，恢复了自己与生俱来的本质，有点像因循守旧的当地人，与普洛斯彼罗勾结不会让他感到忧虑。第二个选择是像凯列班那样，他清楚并接受自己混杂的过去，却失去了未来发展的能力。第三个选择是成为一个不同的凯列班，在发现本质自我、前殖民自我的过程中，摆脱目前的奴隶身份和身体缺陷。（257—258）

风险似乎显而易见。大部分非洲领导人沿着爱丽儿的道路，致力于独立后的发展。他们乐于成为得意的贵族，毫不犹豫地四处散播知识分子的痛苦。一群喀麦隆学者写道，知识分子

引起同情，因为其使命违反了某个社会的规范，而对该社会而言，高深的学问不过是一块垫脚石，可以让他们获得官僚权力和经济权力。人们认为，跳出这一规范注定要失败。为丰富知识而努力，这足以引起社会的同情。在社会看来，知识活动是制度上的权宜之计，而那些为此努力的人应该得到的，若不是蔑视，就是一丝同情。（Forum des Universitaires Chrétiens 15）

非洲英语国家同样糟糕。我们可以在一份近期出自肯尼亚的报告中读到下面的文字，与喀麦隆人的分析略有相似之处：

有些人在知识分子中看到的信仰危机，与许多国家令人遗憾的高等教育状况紧密相关。在非洲全境，许多公立大学纷纷瓦解，这反映了难以言喻的知识问题。无情的财政危机——因为政府贫穷，无法或不愿支持高等教育——导致研究基金、教学设备减少，最后还有学术资源的减少。

根据三位非洲学者的说法，艰苦岁月里，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职员的士气。许多非洲学者接触不到书籍、专业期刊或电子网络，无法参加会议，无法休假，甚至找不到粉笔在黑板上写字，因此丧失了职业自尊。最后，他们在愤世嫉俗……玩忽职守……和机会主义中寻得安慰。（UseemA47—48）

事实上，既然很难将非洲文学批评与危及我们国家的所有不幸分开，那我们必须开始努力了。至于沃莱·索因卡，他回忆道，我们无法否认“非洲大陆在这些问题中的责任……在我们的图书馆中，随处可见我们的作家和知识分子进行的无尽谴责，尤其是针对统治阶级的谴责”。（Sarageldin et al.241）

我们意识到，这一话题产生了很多深远的影响，我们在这里必须乐于指明几条道路。非洲民族主义文学批评——它们写于世界各地——并非这里的问题，我们也很难指责文学批评学者未能尽到责任！非洲民族主义文学研究的确一片繁荣。但在20世纪60到70年代，麦隆们、凯恩们、索因卡们、恩古吉们和其他的阿比奥拉们任教于大学，树立榜样。自那时以来，非洲和非洲民族主义文学批评基本在非洲大陆之外的机构进行，这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