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杨崇伊的后半生：从戊戌告密到四处树敌

骑虎难下：戊戌政变急先锋

丁酉、戊戌之交（1897—1898年），在史无前例的“瓜分”危机笼罩下，朝野内外要求改革的呼声再度高涨。以戊戌会试为契机，康有为及其门人齐聚京城，通过上书光绪帝、代言官拟折、促动公车上书、发起保国会、呈递改革书籍等多重形式，不断宣传改革的必要与迫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征得慈禧太后同意，颁布“定国是诏”，实行变法，直至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史称“百日维新”。此短短百余日，不仅是爱新觉罗王朝兴衰所系，也是晚清中国转弱为强的一大契机。正是在这一紧要关头，杨崇伊通过告密手段，推动朝局发生惊天逆转。

关于杨崇伊戊戌告密，学界目前鲜有争议，但研究重心往往都放在政变之前他联络守旧势力、勾结荣禄、赴颐和园告密等表象上，而对其断然出手的动机与时机，未能详察。事实上，在政局叵测多变的戊戌年，告密并非如后人想象的那般轻而易举，而是有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杨圻描述其父“凡草密疏，惟我母侍左右，虽为子者，不知也。”这反映杨崇伊在政治上不失谨慎一面。

从就任御史到“百日维新”前的两年间，杨崇伊相继上奏40余件，内容一是举劾官员，二是议论时政。就前者而言，除文廷式、李盛铎外，他还弹劾过总理衙门章京杨宜治、方孝杰，江西藩司陈湜，江苏候补道朱之榛，江苏候补知府谭泰来，招商局文报总办王松森，户部主事金鹏，江苏巡抚赵舒翘，元和知县叶怀善，道员张鸿润，广东巡抚许振祎，道员周冕，詹事府左中允黄思永等。就后者而言，除奏请封禁强学会、严控津沪报馆外，他触及的议题还包括刑部盗案应定新章，推荐盛宣怀督办芦汉铁路，度支问题，江苏铸币及四川官钱票，广铸制钱，整顿云南铜厂，请饬诸臣统筹全局，广东闱捐，厘正文体，辽南粮赋、词讼，顺直义赈，预储使才，派大臣经理东三省，准民间承买荒废官地，五城案件审理，停办铺捐药牙，禁贩米出洋，裁兵宜慎等。其中，除两劾朱之榛，属于公报私仇外，弹劾周冕是秉承李鸿章的意旨；弹劾方孝杰和保荐盛宣怀任芦汉督办，则是迎合李鸿章的心腹盛宣怀（按：盛可能为此向杨氏行贿）。再就其议题的广度而言，虽然涉及财政、法律、军事、民生、工矿、科举诸方面，但在外交上，除建议预储使才外，杨氏似乎刻意保持缄默。这显然也是顾及身为总理衙门大臣的李鸿章的立场。换言之，杨一直“党”于李鸿章，毋庸置疑。

及至“百日维新”开幕，杨崇伊的上奏频率明显下降，尤其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翁同龢去职，对他的思想构成相当冲击。虽因弹劾文廷式，杨在政治上已和翁同龢背道而驰，但二人的私交并未断绝。翁被黜离京之际，杨还追送至塘沽，表现得情深义重：

戊戌四月（翁同龢），为康逆所倾，奉诏回籍。伊追送于塘沽，执手依依，乃有知己之语。

不过关于翁去职的原因，杨的判断却是“为康逆所倾”。这与学界目前的两种主流判断（一说慈禧太后胁迫光绪帝自剪羽翼；一说光绪帝对翁不满）皆属相左。尽管如此，由此却颇能反映出杨对“康党”的深刻忌惮和对其政治实力的高估。毕竟此前他公开得罪过帝党和“康党”，如今光绪帝的发愤有为、“康党”的炙手可热和改革政令的轮番下达，怎能不令其惶惶不安？

自光绪二十三年冬俄国进据旅大，李鸿章因其亲俄路线而广受中外舆论抨击，远不及荣禄手握实权，声势烜赫。为求自保，光绪二十四年五六月间，杨崇伊曾私赴天津拜谒新任直隶总督荣禄，谋求外调。六月，荣禄就此复函，虽褒扬其“抱负不凡，留心兵事，思欲及时自效”，但仍以“格于成例”为由，婉拒了杨的外调请求。尽管如此，荣禄还是给出这样颇具深意的许诺：“将来倘有机会可乘，必为设法以展长才。”这透露二人此时虽然称不上亲密盟友，但已达成初步的政治默契。

此后直至戊戌告密之前，杨崇伊未上一折一片。这为我们判断他此期的政治思想状况，增加了难度。庆幸的是，《清廷签议〈校邠庐抗议〉档案汇编》中还保留了若干蛛丝马迹。该年六月，因师傅孙家鼐推荐，光绪帝下旨将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分发部院卿寺堂司各官签议，据以甄测他们对待改革的态度和制定变法纲目。杨当时是与满御史穆腾额联名，但若结合他此前的上奏来看，可知该签单主要反映了杨的个人意见。和多数与议者相比，杨对待签议的态度虽不失认真，但根本倾向仍属保守。他虽然承认“无一成不变之法”，但认为政治成败的关键在于“人”而非“法”，纵有善法，不得其人，“变”不如“不变”。以朝野热议的科举改革为例，他不但认定“改会试议”不可行，还认为即便而今改试策论，“若校阅非人，将来积弊与时文等”。又，论及“停武试议”称：“张之洞、陈宝箴所奏如果行之，则勇鸷凶悍之夫，不得应试，必入于匪矣，可不惧哉！”既然对于冯桂芬、张之洞等人相对温和的科举改革主张，他都颇有微词，对于此后光绪帝下达的裁冗官、冗署诸举措，他也势难赞同。另外，不仅是在停武科的问题上，在论及“善驭夷议”时，杨也毫不掩饰对张之洞的恶感：“近日已受宜和反战之害，张之洞有意自强而喜用名士，故议论多而成功少。”凡此言论，固然缘于他对张之洞号召改革的不满，同时也不乏派系因素：张氏一向与李鸿章对立，而杨有心投靠的荣禄，也认为张“不甚满人意”。

倘若说在百日维新初期，杨崇伊基本处于观望状态，七月下旬李鸿章罢值总署，则直接激起了他对光绪帝和“康党”的仇视与报复。先是七月十九日（9月4日），光绪帝乾纲独断，一气罢免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引发一场政坛地震，也严重触怒了慈禧太后。七月二十二日（9月7日），光绪帝又下旨将李鸿章、敬信逐出总理衙门。李鸿章被黜，主要原因是其亲俄路线（尤其是促成芦汉铁路借款）遭到英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以及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等人从中挑唆（笔者拟另文说明）。毋论原因如何，李鸿章下台，对杨崇伊而言，意味着他既失去了政治上的最大靠山，又增加了遭到“康党”清算的风险。要想从根本上扭转局面，只有将光绪帝拉下马。

其时光绪帝与“康党”过于激进的改革手段和对后党的露骨排斥，已经在保守派中间引发强烈反弹。在京津之间频频奔走、深谙高层内幕的杨崇伊，既能准确感知后党阵营的蠢蠢欲动，又野心勃勃，意图从中牟利。而奏请慈禧太后重出训政，无疑是合乎其御史身份和政治利益的抉择。康有为自编年谱载：

先是自怀塔布既黜，李鸿章、敬信亦撤去总署差，旧臣惶骇，内务府人皆环跪后前，谓上妄变祖法，请训政，后不许。立山等乃皆走天津，谒荣禄，请废立。旗人冠盖相望。御史杨崇伊，亦荣党也，草折请训政，出示荣禄。荣禄许之，令杨崇伊持折见庆邸而面商之。庆邸与李联英皆跪请西后训政，立山等至谓上派太监往各使馆，请去西后，西后大怒。……杨崇伊于初二日至颐和园，递请训政折。西后意定。

以上所述，虽细节不尽准确，但将当时帝后、满汉、新旧对立的形势着实刻画得入木三分，对杨的政治表现及其告密效果的描述，亦大体不差。

杨崇伊赴颐和园呈递密折，系在戊戌年八月初三日（1898年9月18日）。证以叶昌炽、蔡金台、张仲炘、郑孝胥、恽毓鼎、赵炳麟、夏孙桐、苏继祖、徐一士等人所言，以及盛宣怀“坐京”探得的消息可知：杨在拟奏之前，曾透过已革内务府员外郎庆宽，试探过慈禧太后心腹李连英的口风，并就上奏内容与庞鸿书有过协商。密折拟成后，杨先后诣军机大臣王文韶、总署大臣廖寿恒请求代递，皆遭拒绝；李鸿章也无意介入。杨势成骑虎，遂赴天津征询荣禄的意见，经其居间，最终说服庆亲王，转呈慈禧太后。为增加胜算，杨还试图邀御史张仲炘等人联名，却无一应者，只好单独上奏。密折内容如下：

自东瀛发难，革员文廷式等昌言用兵，遂致割地偿款。兵祸甫息，文廷式假托忠愤，与工部主事康有为等，号召浮薄，创立南北强学会，幸先后奉旨封禁革逐，未见其害。乃文廷式不思悔过，又创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得黄遵宪、陈三立标榜之力，先在湖南省城开讲，抚臣陈宝箴倾信崇奉，专以讪谤朝廷为事，湘民莫不痛恨。今春会试，公车骈集，康有为偕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幸士子读书明理，会讲一二次，即烛其奸诈，京官亦深知其妄，偶有贪鄙者依附之，而吐骂者十居八九。不知何缘，引入内廷，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藉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风闻东洋故相依籐〈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依籐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惟有仰恳皇太后……即日训政……

基于此前劾罢文廷式的经验，杨崇伊深知慈禧太后对其非同一般的忌恨，故而开篇首及文氏甲午主战、发起强学会的旧过，再及其创立“大同学会”、勾通孙文、讪谤朝廷的新罪，并刻意将“大同学会”与湖南南学会混为一谈，以坐实诸人内外勾连的反叛行径。进而笔锋一转，提到康有为等自今春以来，煽惑士心，勾结内廷，莠言乱政，并意图援引日本故相伊藤博文入京执政，危及宗社。这一刀笔吏深文周纳的理路，虽然充斥着种种虚妄无据之词，但所述伊藤博文入京一事，还是引起慈禧太后对日本干预中国内政、祸起肘腋的警觉。何况自七月中下旬以来，因光绪帝罢免礼部六堂官、超擢军机四章京、请设懋勤殿，帝后关系已然如履薄冰。当此一触即发之际，杨崇伊此一密折，不啻火上浇油，将慈禧太后对光绪帝、康有为等人的不满一并激发出来，同时也为其重出训政营造了口实。

其后，正如茅海建诸先生所考证的，收到密折当晚，慈禧太后就决定先发制人，提前回宫。八月初五日（9月20日），伊藤博文觐见光绪帝之后，帝后双方发生激烈冲突。次日，慈禧太后宣布重行训政，戊戌政变发生。随后袁世凯又出首康有为等人的“围园劫后”密谋，致令政变进一步朝血腥恐怖的方向发展。

关于杨崇伊挑动戊戌政变，早自政变发生之初，时人已有定论。袁世凯称，八月初六日晚，“荣相折简来招，杨莘伯在坐，出示训政之电，业已自内先发矣。”叶昌炽八月初九日日记载：“又闻首发难者，仍系敝同乡杨侍御也。此君沈深阴鸷，圣门诸贤，嘐嘐然志大而才疏，本非其敌。”翌日又记：“见凤石、范卿、淮海昆仲、蔚若，各证所闻，知莘伯发难无疑义。”杨崇伊本人也对此直言不讳：“康逆潜蓄异谋，托辞变法，乃弟（按：康广仁）便服私入椒涂，剪发改装，见诸奏牍，同心谋逆，立有合同，无人不知，惮于发难。弟知其举事之日，不得不上告慈圣。”不过杨之所以一击即中，在根本上还是取决于慈禧太后的态度。以下分析可谓切中肯綮：“杨崇伊的奏折总计只有500多字，如果说慈禧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仅仅因见到这数百字的条陈，便作出训政的决定，恐怕也过于简单。因此，杨崇伊的上疏，形式意义远远大于内容本身。与其说它是慈禧训政的导火线，不如说它是后党决定开始行动发出的信号。”

戊戌变法的失败，光绪帝和康有为等人固然负有重大责任，但杨崇伊出面告密，实为影响政局的一大关键。杨之所以甘冒政治风险，公然站到康有为等人的对立面，其间亦经历了观望、徘徊直至放手一搏的心路历程。在此背后，既有新旧政见的不合，又掺杂了私人恩怨，尤其李鸿章罢值总署，对政局不满而直接刺激了他铤而走险的决心。恰逢部分守旧官僚和满蒙权贵出于对改革的不满和维护自身利益的需求，挑唆慈禧太后重新训政；慈禧太后对光绪帝过于激进的改革手段和对既有权力格局的挑战，也很快心生不满。杨崇伊这样一个既善窥政治动向，又利欲熏心、大胆投机的人物，就这样以奏请训政的形式，充当了戊戌政变的急先锋。“对党争任何一方来说，重要的并不在于争取一大批还是全体台谏，关键在于抓住双方力量消长或君主倾向的有利契机，汲引及时而得当，一两个台谏便足以成为弹劾政敌、左右舆论的突破口。”然而由此导致的结果，不仅是高层政局的翻覆和百日维新的终结，还有大批政治精英乃至整个国家命运的沉沦。

戊戌政变后的宦迹浮沉

自乙未年任职御史，杨崇伊一直效力于后党，在戊戌政变中更是立下首功。依照常理，飞黄腾达应是指日可待。不料政变之后，杨迟迟未能等到升迁的谕旨，反而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底，外放陕西汉中知府，遭到变相放逐。其中原委着实耐人寻味。

戊戌政变之初，慈禧太后对杨确实非常宠遇，曾面谕其不准回家，以防遭到康党报复。杨也自恃有功，在围剿“康党”和政变善后诸问题上屡屡进言。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9月26日），杨氏密奏：“康党”在逃未获者甚多，请宣荣禄来京保护，并推荐李鸿章护理直督；又请旨严拿黄遵宪、熊希龄、梁启超、徐勤、麦梦华，以及将陈宝箴、徐仁铸革职。八月二十八日（10月13日），又奏“康梁避迹，必依孙文，此人不除，中华无安枕之日”，“请允臣等相机办理”。其中后一奏折引起慈禧太后的高度重视，当日召见杨崇伊。随后“除孙”被修正为“除康”，由杨氏协助庆亲王奕劻实施。

奕劻、杨崇伊很快物色到“除康”人选，即刘学询、庆宽。刘，广东香山人，进士出身，杨崇伊的门生，以包揽广东“闱姓”捐而暴富。此前康有为曾代御史草折，弹劾刘结党充差各款，致其被罚巨款。刘与康有私仇，又有意借机规避朝廷的惩罚，遂请杨氏居间推荐。庆宽曾任职内务府，既得奕劻信任，又是杨的把兄弟，此前因冒入旗籍而遭革职，故有意借此开复原官。十月初五日（11月18日），慈禧太后召见杨崇伊。次日下旨赏刘学询知府衔、庆宽员外郎衔，以自费赴外洋考察商务为名，暗中执行“除康”的使命。

不料刘学询、庆宽行事张扬，很快引起中日各方侧目。日本驻沪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从刘氏口中得知其“除康”的实情后，指出日本政府不可能允许中方非法“除康”，建议通过“敦睦交谊之道”，促成问题的解决。其时因戊戌政变和国内保守势力的抬头，清政府在国际社会陷于孤立。小田切的建议，既让奕劻等意识到暗杀康有为的不现实，也滋生了对日结盟、和平引渡康有为的幻想。经慈禧太后首肯，奕劻邀小田切来京面商结盟细节。奕劻表示，派刘学询等赴日，是“欲以密电与天皇通讯，敦睦交谊，交换意见”，“非望贵国实力上之辅助”，而只字未提康、梁之事。但私下奕劻还是给伊藤博文写信，希望将康驱逐出境。

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日本政府劝说康有为离日。奕劻、杨崇伊则持续推进联日事宜，慈禧太后且于四月十三日（5月22日）再次召见杨。然而朝臣们对绕开正常的外交渠道，任用杨崇伊、刘学询之流，普遍表示不满。御史余诚格奏称：“杨崇伊之抅此邪说，不过因刘学询是其门生，历年受其馈赠，是以去年以拿康有为为名藉复虚衔，今又伪为日主许订密约之言，希图骤贵。实则杨崇伊此计，损中华之国体，启东瀛之狡谋，独为一门生耳。崇伊恃有请皇太后训政一疏，即以为功劳寰宇，任意招摇。去冬私行查阅聂军，已属胆大妄为，今又以一门生之故，欺亲王以欺朝廷。”大学士徐桐也劾杨“身列谏垣，行同鬼蜮，惟利是图”。御史张荀鹤更直斥杨为“阴贼倾邪首鼠之小人”。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也证实：“一些满人中，最近对刘、庆密使反对的势力力量大增。其攻击的主要目标，是针对庆亲王及杨崇伊。军机大臣及总理衙门大臣们，由于该秘使在他们毫无所知的情况下派出而感不满。……对杨崇伊之攻击最为厉害，以至其对滞留北京深感厌忌。”

杨崇伊缘此惴惴不安，乃于五月初八日（6月15日）上奏自请罢斥，一则以退为进，表白己功；二则攻击弹劾诸臣都曾与“康党”纠缠不清，借机修私怨：

窃臣自入谏垣，首劾强学会，交章诸臣大半会中人也。次劾文廷式，诸臣又附文廷式，力攻李鸿章者也。去秋劾康逆，则高燮曾首保康逆，张仲炘先与康逆交，后来乃疏。余诚格实康逆之师。……三事皆发于臣，久为诸臣所不平。至目下之事，非臣私意为之。刘学询所呈手折，荣禄、奕劻各有一份，如有窒碍，早已奉驳，岂得私令来京。……去秋大局岌岌，徐桐惟引疾高卧，以杨锐之诛，不能无恨于臣。盖杨锐为徐桐倾信之门生，今日所言，大约门生立稿，虽非为康报仇，或者因杨起意。……惟有仰恳天恩，将臣罢斥，臣去，庶奕劻可安其位，不至贻误于大局，否则诸臣一心，交章不已，加以联名，势不至连累奕劻不止。

该折充分暴露了杨崇伊为丛怨所集，及其党与庆亲王的行迹。

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刘学询、庆宽赴日觐见天皇，呈递国书和密电码本。日方虽予接受，但仅笼统表示“宜敦交谊，开诚相信，实为两国之庆”。清政府联日除康的幻想，事实上落空。此番交涉失败的原因，固然是因为清政府缺乏明确的外交纲领和严重所托非人，但最根本的，还是因为中日两国的国家境遇和对外策略缺乏共鸣，根本利益和立场甚至多有对立，日本无意也不可能甘冒与西方敌对的危险与中国结盟。

联日除康闹剧，不但贻笑邻邦，也使杨崇伊成为众矢之的，除遭到大学士徐桐厌弃外，连荣禄也有所反感。起初荣禄念杨氏政变有功，对其颇为礼遇。熟谙掌故的赵凤昌披露：政变后不久，“鄂藩瞿赓甫适引觐到京请谒，荣述在津任康梁事发，幸我尚有好朋友（指项城）告密，否则殆矣。正谈间，某（按：杨崇伊）亦来谒，荣令仆人速请至别室，稍候即见，即向瞿言，此是要人，渠来不敢不速见，再三道歉，订再谈。可知某当日之气焰。”不料杨竟恃宠招摇，于戊戌（1898）冬私赴天津阅兵（按：时荣禄掌兵），又卷入庆亲王与荣禄之争，皆大触荣禄之忌。光绪二十五年五月（1899年6月），严复在给张元济的信中称：

杨崇伊因去年前往芦台看操，不知会荣相，荣嗛之，以是不得升转。闻近杨有楼合群不得志者，乘间隙与荣为难。风传杨倡连日之议，由庆邸以达东朝廷。……而荣不与知。

荣禄、奕劻虽同属后党阵营，亦多竞争关系，该信称杨因行事不检和参与奕劻联日密谋，招致荣禄疑忌，大约为实情。同年九月，《中外大事报》也披露：“西太后近颇不悦杨，至令军机大臣传旨斥杨，以后毋轻上奏。”翁同龢的侄孙婿张鸿撰历史小说《续孽海花》，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杨因骄纵妄为而相继得罪王文韶、徐用仪、鹿传霖、荣禄诸权要。

即便如此，杨崇伊仍幻想通过“除康”邀功希宠，甚至有意利用刘学询与孙中山的私交。这由新任商务大臣李鸿章致奕劻函可窥一二：“前面陈电致罗稷臣，切商英外部沙侯，饬各口官员，勿容留康逆，免其○遁。兹接电复，语气稍松，……至刘学询商同孙文密办各节，尚未就绪。想杨侍御已禀闻矣。”赵凤昌还披露，杨还不顾李鸿章、王文韶等人反对，为“己亥建储”积极奔走。“己亥，合肥以大学士在京，姻家某（按：杨崇伊）劝主废立，合肥左右顾盼壁间字画，未答一言而退。某又往说王仁和，仁和遽答，我老矣，还要他到菜市口呀。”其说虽乏旁证，但杨借支持“己亥建储”，来迎合慈禧太后的意图和消除自己在政治上的后顾之忧，在情理上确有可能。

利令智昏、四面树敌的杨崇伊，卒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0年1月27日）奉旨远放汉中知府。是时他正功名心热，岂甘远仕，乃托词请假回籍。次年正月，儿媳李国香死于疫。不久，庚子事变发生，李鸿章奉旨北上参与议和。在其滞留上海期间，杨崇伊也投身幕府，参与机密。沈曾植光绪二十六年七月（1900年8月）家书称：“傅相处杨莘伯、刘学询、洪荫之与伯行公子终日密谋，不知所关何事？”其时，京津动荡，中外形势不明，李鸿章有意先派杨崇伊在日本人护送下入京，通过奕劻与慈禧太后沟通意见，后因日方拒绝，时局瞬变而未果。该信所称“密谋”，大约与此相关。随后李鸿章又派杨崇伊和杨文骥主持东南济急善会的北京分局。不料二杨竟趁机“侵蚀局款，陵虐士民，崇伊尤贪横，尝在天津蚀船户船银，船户辨〔辩〕之，崇伊足踢船户，骂曰：‘贱奴敢多言？’日本大佐严崎护送官民出京，见之叹曰：‘中国至是，杨先生官体犹若此！怪哉！’”不但如此，二杨还因分赃不均，大起嫌言，“有控之于合肥者。合肥曰：‘若何如此丢脸。’遂怄气而病。”轮船招商局职员还透露：“莘伯购衣服值数百金，估衣店伙来索值，仅给半价。……（店伙）诉之西员，西员派兵数十名入贤良寺索杨某。傅相闻而大恚。”杨崇伊甚至以汉中知府文凭作抵，“借款作贸易资本。逾期未偿，被控，经李鸿章查实，扣其文凭。上海同文《消闲报》骂为李莲英儿子，崇伊亲具牍控于日本领事小田切，一时传为笑柄。”光绪二十七年（1901）二月，李鸿章上奏，逐杨赴任。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杨崇伊就任汉中知府，其后还一度兼护陕安道和署理凤阳知府，但他一心期盼的仍是早日调回内地。为此，他曾多次写信向荣禄致意。尽管二人此前一度产生嫌隙，但荣禄依然是杨欲加利用的政治靠山。另外，即便远在陕西，杨依然警惕“新党”动向，曾于光绪二十八年正月（1902年2月）致函荣禄称：“新党麕聚于苏、浙，以上海为藏垢纳污之所，借报馆以张其爪牙，洋人往往为其所惑。侄庚子在沪，各报目为端邸所使，几遭不测。嗣文忠公（按：李鸿章）派侄单身北上，由东洋电知各国，而新党之谋始解。奸徒亡命，不可不防也。”同时他也趁机撇清了与端王一派的关系，和表明了对荣禄的关切之意。同年夏，在戊戌政变中被革职的前御史宋伯鲁由沪返陕。陕西布政使樊增祥趁机怂恿朝廷重翻戊戌旧案，判宋永远监禁。杨崇伊据称也卷入其中。只不过未料想，时移世易，樊、杨等人不但未能达到献媚希宠的目的，反而遭到中外舆论的一致谴责。

光绪三十年（1904），杨崇伊在任3年期满，以亲老告终养，获准以道员给咨，赴部引见。九月二十一日（10月29日），两宫下旨召见，“温谕可改近省迎养，无庸告。即日奉特旨改发浙江，殊恩异数，士论荣之。”这是慈禧太后给杨的最后恩典。虽然并无太大实惠，但还是让杨氏本人和外界都普遍认为，她犹顾念杨戊戌告密的旧功。有报纸称，杨还趁两宫垂询学堂情形之机，建议从生源、管理各环节对留日学生严加约束。

此后杨崇伊以浙江候补道充江苏督销局总办，常住苏州。光绪三十三年（1907）秋，其母去世，杨依例丁忧，一度返回常熟故里（按：或传其因卷入署理浙江布政使喻兆蕃向曹元恺索贿丑闻而暂避风头），仗恃资望，横行不法。同乡沈汝瑾有诗谴责曰：“家门变尽清白风，难兄难弟成四凶。弱肉强食怨气聚，神鬼出没阴谋工。……此刺杨莘伯昆季也。”“豸无角，变为虎，虎而冠，爪牙舞。攫食不畏热血腥，扑地一吼眼似铃。泮宫之侧是虎穴，圣人教化有时缺。狐假威，麟受欺，豺为弟，狼作妻，庞然自大称山君，惜哉不遇飞将军。……此刺杨莘伯也。”换言之，在仕途难期的情况下，杨崇伊为人行事更加肆无忌惮。而此前他棒打鸳鸯，逼死侄女一事，亦为乡人所不齿，其侄曾朴后来还将相关情节写进小说《鲁男子》。

光绪三十四年（1908），杨崇伊迎来他在政治舞台上的谢幕表演。该年九月初五日（9月29日），两江总督端方、江苏巡抚陈启泰，据苏州布政使瑞澂来文，奏参杨在丁忧期间为抢夺妓女，两度持枪率众到绅士吴韶生家逞凶，滋害乡里，贻羞朝廷，请旨将其革职永不叙用，逐回常熟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杨崇伊与吴韶生本系至戚，因杨崇伊前托代领发堂妓女二名，原议由吴韶生择配，嗣杨遣仆与开娼户之王阿松同来索取，吴恐仍为王阿松所凌虐，推辞未允。讵杨崇伊突于八月十六夜子刻，手执洋枪，率领家众，赴吴家夺取。吴韶生衰迈胆怯，未敢与较，听其强拥二妓而去。杨崇伊步行殿后，遗有所坐素轿一乘。次夜戌刻，杨崇伊复持枪率众，重至吴家，逢人便殴。……实属目无法纪，不顾名誉。且在省会之地，竟敢如此肆恶，是其在常熟原籍遇事生风，乡人侧目，人言亦属可信。……并闻王阿松有许送二千元托其包揽情事，如果属实，尤为卑污无耻。

奉旨：“著照所请”。叶昌炽就此评论：“从来绅士获咎，未有如此之龌龊者，况曾列谏垣、词馆者乎？……斯文扫地，廉耻扫地，至于此极！”徐兆炜也以嘲弄口吻写道：“吾邑自翁相国获谴后，沈北山继之，今莘伯鼎足而三矣，虽熏莸不并器，然均足名播遐迩，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未知彼哉果有此思想否？”另一同乡孙雄也称：“吾乡关西夫子以风流罪过结戊戌一重公案，颇堪发噱。”

为挽回颜面和报复政敌，案发后，杨崇伊一度携巨款入京运动，甚至希望借新帝宣统登极、起用废员之际，开复原职，但最终未达目的。次年七月（1909年8月），他死于苏州。杨崇伊因争妓而大打出手，诚属丧德败行，但其因此革职且身败名裂，归根究底仍与党争和昔日宿怨相关。后人分析端方之所以重办杨氏，是借机修戊戌私怨和报复李鸿章家族：一则端方在戊戌时期曾受知于翁同龢、张荫桓，而二人皆下场极惨，杨氏难逃干系；二则端方在戊戌年一度升授农工商总局督办，亦因杨氏搅局，险些前程尽毁；三则端方与李鸿章之子李经迈有私怨，打击杨崇伊，也是变相折辱李家，同时又讨好了江南士林。至于瑞澂，或曰杨崇伊任御史时，曾与其结下“间接的怨仇”，杨氏犯法，“正好报怨，所以力主严究”。杨圻也强调了瑞澂的关键作用，称其甚至“一日三电庆王，以去就争”。不过他也承认问题的根源，仍在于其父在戊戌前后“抨击权贵”，“仇家多贵人”。而慈禧太后之所以首肯，一则因为杨崇伊得罪江南官场和士林过深；二则她已下决心栽培醇亲王载沣一系，杨有戊戌政变的案底，毕竟是一个不和谐音符，将其罢职，亦是对载沣等人的笼络。

不过杨崇伊虽死，由其激起的政治风波仍未止息。时隔三月，慈禧太后奉安大典，升任直隶总督兼陵差大臣端方，被委散秩大臣李国杰奏参沿途派人照相、乘舆横冲神道、就陵树设电杆等，而丢职去官。时人颇多以为，李氏此举系代岳父杨崇伊修旧怨。此外，亦有人言及，李国杰向端方求官遭拒，端方在李鸿章祀典失礼，以及冒广生怂恿（按：李折为冒氏代拟）诸端。毋论原因如何，李国杰利用职权、挟嫌修怨这一点，与其岳父昔日所为并无二致。而李氏之所以能以琐事劾罢“疆臣之首”，亦是明知朝廷高层对端方已有所不满，顺势充当了权力更迭的助推器。随后陈夔龙调任直督，瑞澂升任湖广总督，端方图谋起复，率湖北新军赴川……一连串与辛亥革命相关的重要人事调动由此开启，清朝于不旋踵间竟告覆亡。

余论：是非之世，是非之人

杨崇伊一生与晚清政坛一连串的丑剧、闹剧、悲剧有直接关联。乙未至庚子年间，他更是扮演了帝后、新旧、满汉党争的关键人物。也正因为杨氏卷入朝局至深，通过他能够更清楚地认识晚清政坛的权力运行模式和实际统治状态，了解高层斗争的背后，充斥着多少阴谋诡计与私人恩怨。

甲午以前，杨崇伊只是一附庸风雅的闲散文官，政治面目并不为外界所知，且因其地缘、血缘和亲缘关系，得以在清流与淮系之间左右逢源。但甲午战后，随着政治形势高度复杂化和党争的激烈化，尤其是因其亲家李鸿章广受各界抨击，为了维护他在政坛的最大靠山，同时也出于反对改革、政治投机和报复私怨的目的，杨崇伊借出任御史之机，屡次出面为李鸿章和后党代言，深刻影响了帝后党争和朝局走向。事实上，当时不仅是杨崇伊，包括御史宋伯鲁、杨深秀、胡景桂等人在内的许多言官，都竞相为各自的政治阵营代言。

言官负责诤谏君主得失，监督朝政百官，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素居特殊地位。不过有清以来，随着皇权专制达于顶峰和国内外形势趋于复杂，早自康乾盛世，言官参与党争、图谋私利者就屡见不鲜。迨至慈禧太后擅权执政，更是一再操纵言路，充当其打击政敌的喉舌。若咸丰十一年（1861），因御史董元醇奏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向辅政八大臣要求收权，直至发动辛酉政变，置肃顺等人于死地。同治四年（1865），因忌惮恭亲王奕势大，借翰林院编修蔡寿祺的弹章发难，革除奕的一切差使。虽然一时未竟全功，到了甲申年（1884），她还是利用日讲起居注官盛昱弹劾枢臣怠职之机，将奕逐出朝廷。甲午战后，慈禧太后更是多次借杨崇伊之口，敲打帝党，清剿康党，乃至禁锢光绪帝。换言之，杨崇伊之流之所以能在晚清政坛兴风作浪，归根究底是当时高度专制的集权统治和言官制度的积弊使然。

吊诡的是，杨崇伊虽为后党屡建奇功，并在戊戌政变后红极一时，但最高官不过浙江候补道，结局较“在无声无臭中旅进”的董元醇更加不堪。究其原因，若他这般毫无政治原则，连皇帝都敢拉下马的人物，不但为进步官绅所不齿，即便他一直效力的后党，也往往心存忌惮，利用而不肯重用。尤其在杨氏卸任御史前后，包括慈禧太后、荣禄、奕劻、李鸿章等人在内，都因不满其肆意妄为，相继与之拉开距离。杨氏晚年感慨：“谏垣四载……徒为当世所侧目。”而与其父当年主张“除孙”大异其趣，杨圻清末任新加坡副领事期间，曾主动助孙中山脱险，入民国后，又一度参赞直系军阀吴佩孚幕府，抗战期间，还劝阻吴出任日伪傀儡。可见杨氏家族政治面目的多样性。不过杨圻对其父始终多有回护，其1918年《扫墓纪痛》云：“台谏八十士，何人闻忤时？秦亡皆后中，吴沼岂先知？圣主未尝罪，群臣都见疑。当时难定论，今日作何辞？”1922年，杨圻向逊清皇室请求为父亲昭雪，开复原官；溥仪且手书“含谟吐忠”，追赐杨崇伊祠额。次年，杨圻与康有为相遇于吴佩孚五十寿辰。杨圻初以康与其父为旧日政敌，未作深谈。康却表示：“此往事耳，政见各行其是，何足介意？况君忠义士，何忍失之？愿与君订交。”杨圻由此赞叹：“先生爱我之真挚，至不以怨家为嫌，其气度迥非常人所及。”不过杨、康两家的恩怨，或许可以一笑泯之，今人面对晚清这段与私人恩怨纠葛缠绕，并与帝王家事、内外朝局羼杂交错，深度影响时代走向的曲折历史，却实难如此简单演绎和轻松释怀。本文仅仅展现了晚清史研究中尚未充分触及的若干角落，相信此外仍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人物与史实，有待学界去进一步发掘和充实。

（本文首发于《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2期，原题《“行险以徼幸”：杨崇伊的仕途与人生》，作者张海荣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