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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 他资助周恩来留学，还在天津开创了惊世之业！

2020-04-02 23:4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媒体

今天（4月2日），是著名爱国教育家、“南开校父”严修先生诞辰160周年纪念日。疫情下，大家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缅怀一代教育先贤对天津和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开创性贡献。严修是晚清进士，却深感教育现代化是振兴中华之基础，他与张伯苓共创南开系列学校，而南开在他生前生后，培养了周恩来、陈省身、郭永怀、曹禺等一大批人才。他远渡重洋去美国、日本仔细考察教育，他资助周恩来去欧洲留学，即使听说周恩来从事革命活动也照样寄钱……

严修先生的曾孙严文凯因在国外未能参加当天的仪式，但发来了缅怀文章，严文凯在文中说：

今年是庚子年，120年前的1900年也是庚子年，天津遭遇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场浩劫。那年7月，八国联军占领了天津，这就是所谓的“庚子兵燹”。战乱对天津造成极大的破坏，许多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当时严宅收留了亲友三百多人。张伯苓先生侍奉父母、带着家人也来避难。战乱旷日持久，导致了瘟疫流行。严修先生的一个儿子、一个侄女，还有我的大伯父，都不幸去世。张伯苓先生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不幸病故。所幸严宅没有遭到炮击和洗劫，加上张先生通晓英语，足以应付联军士兵的侵扰，也算是不幸中的一个幸运的事。经过这次创痛，严修先生进行了深刻地反思，决心创办新式学校，普及国民教育，培养新式人才，以此启迪民智，唤醒民众。这是他从一个儒学教育的改良派，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教育先行者的历史转折点，这也是严、张两位先贤确立合作的新的起点。此后南开系列学校在严范老和伯苓老的通力合作下诞生，并逐步发展。今天回想起这些往事，我觉得，我们要学习和继承先贤在灾难面前大爱无疆的品格，还要继承他们不计个人私利，勇于为国家、为民族担当，勇于进取、报效百姓的精神。

南开学校创办人张伯苓之孙张元龙说：

严修先生把当时的时局看得极清楚，他认为中国非改弦更张不可，故首先奏请废科举，开经济特科，在中国最早推动文化改革，创办新式教育。他在年近六旬时，携伯苓校长一道远赴美国考察教育，制定了南开大学建设规划。我认为，严修先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启蒙者。伯苓校长还说，严先生于南开学校发展之进程，厥功殊伟，而于精神上之督促，成绩尤巨，严先生的精神就是南开的精神。我认为，南开的精神就是“士”的精神，就是作为中国人不服输的责任感，作为知识分子“中国不亡有我在”的使命感和圣贤独有的对祖国无限忠诚的奉献精神！一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南开人推崇科学、民主，坚信教育的力量，既要知中国、服务中国，又要让世界了解中国，进而让中国影响世界。南开的事业由此不断发展壮大，南开的事业因此百年不衰。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梦的实现任重道远，今天，纪念严修先生就是要赋予严先生“士”的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就是让先贤们的追求和精神在南开的伟业中代代相传。

“南开校父”严修

严修（1860-1929），字范孙，1860年4月2日出生于天津。幼年饱读经籍，且对算学和英语兴趣浓厚。1882年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此后历任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锐意改革，颇具政声。人们称颂他是“经师兼为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严修先生致力于中国教育现代化，主张育才救国，兴学图强。他和张伯苓从严氏家馆发端，先后创建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建立了从小学到高等教育的层次完备的学校体系。南开系列学校是严修先生一生教育事业中的不朽丰碑，正是因为他对南开创建的贡献和教育理念的影响，被世人尊为“南开校父”。1929年3月14日，严修先生因病逝世，享年69岁。

忧国忧民的严翰林

严修生于1860年4月2日，22岁中举人，23岁中进士，26岁入翰林院任编修(即皇帝的文学侍从)，因而人们又称之为“严翰林”。而立之年他已功成名就，34岁出任贵州学政(即教育主管)。光绪皇帝对他十分器重，曾多次召见他。

甲午战败，对严修震动很大，成了他后半生的转折点。国家与民族的危难，使这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挽救国家，就必须变法维新，而要变法维新，则非创办新教育不可。

早在戊戌变法之前，即1897年，严修就向光绪上书———《奏请设经济科折》，建议开设经济特科，改革科举制度，被梁启超称做是“戊戌变法之源点”。光绪批准了他的奏折，可是却惹恼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他被免去所有职务，只留下了一个虚衔。

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害，康有为、梁启超被迫流亡国外。严修的处境也非常险恶。悲愤中，他辞去官职，返回故里。

回天津后，他隐居在西北角文昌宫以西，地名叫“四棵树”的宅中。他没有气馁，反而以更坚韧的意志，实践教育救国的理想。他将自己的家宅作为基地，开始了教育改革的实践活动：立义塾，讲新学。

严修与社会教育家林墨青等合影。由于对当时政局的失望，严修两次退隐津门，尤其是第二次，居家近20年不再出任官职，专心推动民间兴学。

结识张伯苓

1898年4月，严修辞职回到天津。在家乡，他遇到小他16岁、身高1米85的年轻人张伯苓。张伯苓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是同是天津人，《天演论》作者严复的学生。甲午战争后一日之内，目睹国旗三易，“悲愤前胸，深受刺激”，立志一生以教育救国。他弃职回乡，当了一个普通教师。可是那时天津教育界还是科举一统天下，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西学思想根本不能被同行和学生家长理解。几年下来，换了几家书院，还是寸步难行。这个22岁的年轻人正在彷徨无措之际，遇到了和他一样辞官回乡，决心以教育救国的严修。

当严修办学急需一名助手时，友人向他推荐了刚从海军退役的张伯苓，说这个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的年轻人，不仅受过新教育，而且为人正直；虽然其家境贫寒，却甘愿放弃官职，一心要兴学救国。严修一听大喜，立即邀张伯苓到家中，请他为自己的5名子弟当私塾老师。而张伯苓此时也正满怀雄心壮志，与严修志同道合。两人一见如故，结成了忘年交。

刚刚22岁的张伯苓十分珍惜这次机遇。他始终认为，结识严修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幸事。

从此，两位杰出人物携手合作，掀开了我国近代教育史的新篇章。

严修与张伯苓先生

严氏家馆设在严宅西偏院内。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座并不起眼的两层灰砖小楼房，竟成了天津兴办新学的发祥地。

张伯苓给5名学生讲授数理化、英语和体育等新课程。

体育课最新奇。张伯苓用两张太师椅的靠背架起一根长鸡毛掸，让学生把辫子盘到头上，掖起长袍的下襟，练习跳高。他又让学生一个屈着身子，另一个从其身上跃过，这就是跳木马的训练。

随后，严修创办了一个小学教师讲习会，聘请张伯苓利用晚上时间，给全市小学教师补习英语和数理化。

严馆的名声传遍津门。一位叫王奎章的盐商，也慕名前来聘请张伯苓任家馆老师。从此，张伯苓上午在严府上课，下午到王宅讲授。青少年们纷纷要求入学。看到这种情况，严修和张伯苓十分欣喜，决定扩大办学规模。

1904年，严、张二人东渡日本，考察其教育发展情况。他们想要弄清楚，为什么日本明治维新30年就变得如此强盛，而中国却一直这么贫弱。考察之后，他们得出结论：采取新教育，重视科学技术———这正是日本国强盛的主要原因。

从日本回来后，严修、张伯苓认为，中学居于小学与大学之间，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阶段，所以先办中学，以后再扩充大学和小学。他们将严、王二馆合并，仿效欧美的教育制度，在严家院内原严馆的基础上，办起一所比较完备的中学。校名定为“私立中学堂”，经费由严、王二人分担，张伯苓任监督(后称校长)，招收学生77名，1904年10月17日开学上课。以后，他们又共同创办了大学部，乃至女中部、小学部，形成系列学校。

南开的诞生

严修热心办教育的精神，感动了天津的开明士绅，有人捐款，有人献地。1907年，严、张二人在邑绅郑菊如捐献的天津旧城西南一块十多亩的荒地上盖起校舍。因为这个地方叫“南开”，所以校名改为“南开中学堂”。

严修被尊为南开校父。南开是严修为中国教育留下的宝贵财富。1904年，严修以家塾为基础，在家中设立私立中学堂，后改名南开中学堂。

天津方言把洼地叫“开洼”，城西的洼地叫“西开洼”，又称“西广开”；城南的叫“南开洼”，简称“南开”。“南开”地名由此而来。

南开中学堂的校址原是块荒芜的盐碱地，连芦苇和野草都不长。毗邻就是个蚊蝇的王国———一个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恶臭的大水坑，南开学生戏称之为“臭西湖”。严修和张伯苓就在这样的地方建成了校舍。于是，那片荒野便从几百年的沉睡中惊醒，变得生机盎然，充满青春的活力。

南开中学堂的正中，耸立着一座庄严肃穆的灰色楼房，它就是著名的东楼———解放后辟为“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周恩来在南开读书时，曾在这个楼里上课。

进入东楼，最引人注目的是走廊内那面大穿衣镜，镜子上端的横匾上镌刻着严修亲笔题写的“容止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这40字箴言，成为南开学生最早的文明礼貌和遵守纪律的行为规范。

一次，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伊里奥博士来南开参观，见这里的学生举止言谈、风度仪表都同其他的学校不同，便问张伯苓原因何在。张伯苓把他带到穿衣镜前，将上面的箴言向他细细解释。伊里奥听了十分钦佩，回国以后讲给他的同事和朋友们听，于是这件事就在美国传开了。不久，美国洛克菲勒基金团派人到南开，将镜上箴言拍摄下来，回去后刊登在美国的报纸上，对南开的这种教育方式推崇备至。

南开中学堂是私立学校，经费来源主要靠向社会募捐。严修常常带着年轻的张伯苓周旋于军、政、官、商各界中，他们自称是“化缘的老和尚”。

1919年严、张为筹备办学经费在南京与天津同乡合影（左三为张伯苓，左六为严修）

和周恩来的师生情谊

南开在严修、张伯苓的主持下，办成一所很有特色的新型学校。学术空气自由，教学管理开明，实行德智体美群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因此在全国赫赫有名。各地优秀学生不远千里前来报考。周恩来就是于1913年从沈阳考来的。这位英姿勃勃的少年立即受到他的授课老师伉乃如的器重。伉乃如向严修、张伯苓说，这是一个天才，将来定会干出一番大事业的。张伯苓也说：“周恩来———南开最好的学生。”听了这些，严修十分欣喜。见过周恩来，他认为这个学生有“宰相之相”，是“宰相之材”。

当校方得知周恩来家境困难时，便给他找些抄写和刻蜡版的工作，好让他增加点收入，后来又免掉他的学杂费。周恩来是南开当时唯一的免费生。

一次全校举行作文比赛，由严修亲自阅卷和选拔，结果周恩来获全校冠军。严修题写了一面“含英咀华”的锦旗作为奖品。

严修早就看中周恩来的人品与才华，有意将自己的一个最钟爱的女儿许配给他。严修曾向周恩来透露了这个想法，然而周恩来觉得自己还年轻，应专心读书，便委婉谢绝了老先生这番好意。严修思想开明，赞成并支持年轻人在恋爱、婚姻问题上的自由选择。所以这门亲事虽然未成，但丝毫没有影响师生二人的关系。严修对自己的得意门生依然情有独钟，周恩来也始终如一地敬重和爱戴严老先生。

1917年，周恩来在南开中学以优异成绩获金质奖章与奖状毕业，在师长们的帮助下赴日本东京留学。

南开已成为全国著名学府。然而，严修和张伯苓没有陶醉于已取得的成就中。他们深感我国教育之落后，中学只能授予普通知识，而普通知识仅仅是国民教育的初步，远不能满足国家与社会的需要。一个强烈的愿望在他们胸中燃烧：一定要创办南开大学部!

当时，北京的许多学校正债台高筑，连国立学校都穷得几乎要关门了。而严修和张伯苓竟要创办私立大学，全社会都在拭目以待。

严修（2排左2）在日本。2排左1为张伯苓，1排左3为正在日本留学的周恩来。

迎着众多怀疑的目光，严修、张伯苓满怀信心地走自己的路。第一件事便是到先进国家去取经。1918年4月，严修亲自赴美，与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进修的张伯苓汇合，一路由东到西，一起深入广泛调查研究美国的高等教育。途经日本，在东京作了短暂逗留。周恩来得知后，马上赶去看望恩师，并在严修下榻的饭店内住下。师生二人一直畅谈到深夜。严修告诉自己最钟爱的学生说，南开大学即将成立，欢迎他回南开深造。周恩来为母校的发展感到欢欣鼓舞。

严修从美国回来后，家里发生了不幸：他的长子因病英年早逝。年届花甲的老人经受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生最大悲痛。但他依然坚强地拖着病弱之躯，带领张伯苓到各地为创建大学筹措资金，并物色优秀人才来校任教。他自己首先捐出2000元美金、捐地折款18000元和图书数百册。

周恩来为不辜负严老先生的期望，于1918年春天赶回天津。严修、张伯苓同意他免试进入大学部文科。

金秋时节，严修精神焕发，特设家宴，欢迎周恩来重返南开。在座的有张伯苓、范静生、黄郛等教育界知名人士。如此器重一名学生，这在南开还是首例。

1919年，南开大学开学合影。2排右9为严修，右7为张伯苓，后排左1为周恩来。

1919年秋，南开大学正式开学。

不久，周恩来因参加“五四”运动而被捕。当全体被捕者出狱时，张伯苓在直隶省教育厅的压力下，开除了被捕学生，包括周恩来在内，这引起了众多师生的不满。严修出于爱才，捐款7000银洋，设置“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和另一名学生李福景出国深造。于是周恩来在1920年深秋，怀着对南开的一片深情，依依惜别，离开母校，踏上新的征途。

周恩来是严修最钟爱的学生。1920年周恩来因为参加爱国运动，被当时政府要求退学。严修专门设立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赴欧洲留学。图为1921年2月8日周恩来致严修信。

周恩来一到法国就投身于革命活动。这时有人劝严修不要再资助周恩来了，严修却说：“士各有志，不能相强。”继续资助周恩来。

周恩来始终念念不忘恩师。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重庆南开中学多次问张伯苓，有没有严老先生的照片。新中国成立后，张伯苓特地冲洗了一张严修的照片送给他。周恩来接过照片端详着，深情地说：“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老先生说：不要再帮助周恩来啦，因为他参加了共产党。严老先生说：‘士各有志。’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

后来，周恩来又称赞严老先生“为人好像一杯清水，纯洁无染，把一生贡献给了教育事业”。

1959年，周恩来总理到南开大学视察后，在吃饭时向老校友们感叹道：“严老先生是封建社会的好人。”同时还指示要整理他的日记，好好研究他的教育思想。

五六十年代，周总理和邓颖超来天津时，都要去看望严老先生的后代，嘱托严修之孙严仁曾编写《严修年谱》，并将他安排到天津文史馆专门从事这项工作。

与李叔同的亲密交往

严修早年与天津大才子李叔同曾有亲密往来。

严、李两家是世交。严修之父严仁波与李叔同之父李筱楼同为盐商，并且是知己。他俩同另一位好友李嗣香共同创办慈善团体“备济社”，抚恤贫寒孤寡，施舍衣食棺木。另外还办义学，为儿童种牛痘等等，做了不少慈善事业。“备济社”的匾牌是由李鸿章亲笔题写的。

李叔同十五六岁就已饱读经史诗文，17岁时拜天津名士赵幼梅为师学诗词，赵幼梅正是严修的好友。李叔同还与天津名绅王仁安、王新铭等同辈友戚往来密切。这几个人虽然都比他年长许多，但是他才华早熟，能和成年人一起切磋学问，研讨问题，而且颇有见地。他的文才甚至在天津的文人圈中也是个佼佼者。大家都十分钟爱和器重这位少年才子，严修更是早就对他刮目相看。

李叔同常常到严府，同比他年长整整20岁的“范孙兄"谈论新学。在严修的启迪下，他从16岁就开始学算术和英语，攻读当时还很少有人涉足的“西学"。另外，严修的维新思想也深深影响了李叔同，使他产生“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自存”之感。他赞同康有为、梁启超的主张，并刻下“南海康君是吾师”的印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严修回津办学，李叔同因涉嫌为“康梁同党”，带着母亲和妻子去上海避祸。南开创建时，李叔同虽已离开天津，可是由于他同严修的友谊，以及他对严修的无限崇敬，给整个李氏家族以巨大影响。李家的两个晚辈，即李叔同的两个侄子李麟玉、李麟玺先后进入南开读书，后来双双学有所成。李麟玉是全国闻名的大学者，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法大学校长、北京轻工业学院副院长等职。李麟玺则多才多艺，在校时曾与周恩来同台演戏，并擅篆刻、书法、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