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曹远征：疫情下产业发展底线思维与对外开放体制安排

导言：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多方面挑战和冲击。在这一特定背景下，3月25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召开“疫情冲击下的产业发展”专家网络座谈会，座谈会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教授主持，与会专家围绕疫情下的我国制造业发展、新型产业发展、中小企业发展和产业发展政策选择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现在疫情在整个世界扩散，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仅引起了金融恐慌，而且其难以预料的后遗症可能招致全球经济萧条，从而给中国产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对此我们要有底线思维，从最坏处着眼，争取最好的结果。因此，我想从国际经济的角度来讨论世界疫情对中国产业和经济的影响，主要有三点：第一，短期的冲击怎么判断；第二，未来风险是什么；第三，深化对外开放体制改革。

一、短期的冲击怎么判断？

从一到二月份的按美元计价的货物贸易数据来看，进出口下降了11%，其中出口下降17.2%，进口下降4%，中国第一次在一二月份出现了贸易逆差，达70.9亿美元，而去年同期则是顺差414.5亿美元。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十分明显：在疫情冲击下，中国的制造业复工复产难，出口因此大幅下降。而进口则具有刚性，虽有下降，但幅度不大。两相抵冲，中国的货物贸易出现了逆差。

如果说，一到二月份的货物贸易逆差主要是由供给侧的原因生成的，那么，随着疫情在世界的蔓延，全球总需求会显著下降。中国的出口会遇到需求侧的问题。目前，虽然很多企业已经复工了，但都遭遇到退货退单的尴尬局面。由此出口还会维持下降态势至少一个季度以上，并在进口刚性的情况下，货物贸易逆差会呈扩大之势，进而拖累GDP。我们预计今年中国对外贸易对GDP的贡献是负的。更为重要的是，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不仅发生在需求侧，也发生在供给侧，中间品贸易会显著下降，这将严重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呈现为进出口规模的缩小。

这一总量变化反映在结构，就是对中国的产业冲击。有几个影响已经显现出来：首先，中国制造业的出口目的地主要是发达国家，美欧日这三个发达地区占中国出口3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这些地区目前又是疫情最重的地区。仅1-2月份对美出口下降了19.6%，对欧出口下降14.2%，对日出口下降15.3%。中国出口增长主要发生在东盟，增长了2%，在一带一路国家增长了1.8%。中国出口区域结构的上述变化反映在产业上，就是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受影响最大，出口下降18.8%，而且这种下降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其中降幅达到或超过平均水平的行业有服装、鞋靴、箱包、纺织品，而家具和玩具两个行业下降最大，分别为21.6%和25.7%。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尤其是沿海以民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正处于国际贸易不利的状态下，并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其次，中国是世界的工厂，加工贸易是其鲜明特色，占出口总值近60%。一到二月份加工贸易不仅出口快速下降了20.9%，而且进口也下降了8.5%，致使以中间品贸易为特点的加工贸易进出口整体下降了16.4%，大于其它行业6.8个百分点。这特别突出地反映在机电产品出口上。占中国出口总值近60%的机电产品行业，不仅是中国出口的主力，而且也是中间品进口的大头。受疫情在世界扩散的影响，海外的供给侧问题开始连累中国的机电产品出口。突出表现在与日韩中间品相关的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和手机上。前者下降了26%，后者下降了14.2%。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间产品进出口在中国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预示了加工贸易行业抵御疫情冲击的脆弱性。第三，无论是国有、民营还是外资进出口企业，无一例外地受到疫情的冲击，在这三类企业中，民营企业是大头，占进出口总值的41.9%，其次是外资企业，占进出口总值的38.9%，而国有企业仅占18.9%。但是进出口规模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外资企业，达20.4%，相比之下，国有和民营企业同指标仅下降12%。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稳外资的重要性：稳外资可以稳外贸。这不仅需要政策支持，而且需要深化对外开放体制改革。

由上，不能低估疫情对中国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冲击。目前疫情发展已进入第二阶段，由中国转向全球。如果说疫情在第一阶段是对中国供给侧的冲击，即影响生产；在第二阶段就很可能是对需求侧的冲击，即没有订单。在第一阶段，中国对美的顺差就下降了38.9%，对日的逆差就扩大了1.5倍，那么在第二阶段，随着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供给和需求同时冲击的加重，贸易条件会进一步恶化。

二、未来的风险是什么？

全球疫情发展还在加速。从报告首个病例到第10万个病例，用了67天，从10万增长到20万，用了11天；从20万增长到30万仅用了4天。WHO表示，继欧洲后，美国将成为疫情的“震中”。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样子成为一个大大的问号，从而极大地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我们得有底线思维。中国的产业安全边界在哪里？风险发生在什么地方？需要从全球化高度重新审视。

首先，中国、美国、德国是全球三个主要制造业中心，处于全球供应链网络枢纽地位，但又是疫情集中的地区。它们之间疫情的相互震荡会使全球产业链出现未曾预料的现象。从短期看，必须加大零配件库存以应对冲击。从长期看，要警惕产业链的收缩，做好应对疫情后供应链变动的预案。为此，实事求是地做好以内需扩大为导向的产业振兴和发展规划十分重要。

其次，此次疫情是全球性的，已经出现向发展中国家蔓延的态势。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体系薄弱，一旦爆发疫情，局面有可能失控。这些国家是中国能源原材料的主要来源地，要警惕疫情对中国能源原材料，特别是有色金属中的铜、铝、铅等关键性原料供应的冲击风险。现在就要考虑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防疫援助问题，以保证供应链的安全。在石油方面，要警惕伊朗疫情向中东的扩散，除趁油价低迷时，扩大国家和商业石油储备外，还应坚持发展新能源的战略，加大投资力度，既分散未来能源风险，又在当下扩大了内需。

第三，目前疫情还集中于北半球，但随着南半球秋季的到来，疫情可能在南半球迅速蔓延，北美、南美以及澳大利亚是粮食主要出口地区。随着疫情的发展，农业生产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市场预计美国今年粮食将减产12%-15%。因此，要警惕农产品短缺所带来的国际粮价高企的风险。当前要下大力气抓好国内的春耕生产，各种政策要向农民倾斜，加大对农田水利设施、农民培训以及科技推广的投入，以稳定粮食产量。

观察过去两个月疫情对中国产业的冲击情况，可以看到，不同的产业形态及组织形式应对冲击的能力是不同的。短期看，服务业，尤其是活性服务业最为脆弱，但是它是分散经营的，不大会发生经营性风险。虽然制造业短期对疫情冲击的反应不强烈，但从长期看，却是后遗症最为明显的。其中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单体或上下游一体的流程式产业，主要是重工业，尤其是化学工业，只要其原料不受影响，就可以正常生产，其耐受力较强。另一类是平台或装配式产业，主要是电子工业和轻工业。前者的产业链是全球的的，后者则是无存货管理最为突出的。它们会在供给和需求两端受到疫情冲击而首尾难顾。这也给我们带来启示：对于分散式服务业和上下游一体的流程式企业，主要通过扩大投资和消费来助其复工复产；对于平台或装配式企业，则要通过一系列财务支持性措施来助其渡过难关，力图避免其倒闭。但是，无论哪种类型的企业，帮助它们打通物流、畅通销售、稳定营商环境都是第一位的。

三、深化对外开放体制改革

如果从全球化的高度审视中国经济，就会涉及一个无可回避的核心问题：在既定的全球化格局中，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吗？它深刻体现在中国在国际经济循环中所处于的特殊境地上。从中国进出口结构上观察，中国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能源原材料等初级量产品，中国向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以技术密集为代表的服务品，这表明中国事实上以两个循环联结着世界。一方面，中国已是世界的工厂，是制造业大国。它向全世界出口工业品，并从全世界进口能源原材料。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是能源原材料消费大国，已取代其他发达国家而成为其主要出口目的地，中国需求已成为影响世界能源原材料市场的决定性变量。中国的作用更类似于传统发达国家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虽是制造业大国，但仍是低附加值的制造，其技术的主要来源仍是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发展意味着包括技术进口在内的服务品进口的扩大，呈现为对发达国家服务贸易的持续逆差。再加上发达国家又是中国制造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从而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需求成为影响中国制造的决定性变量。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更类似于发展中国家。

由上，在既定的“中心-外围”格局中，中国目前既不是外围也不是中心，从中心角度看，它是半中心，从外围角度看，它是半外围。反之亦然。因此中国已很难用传统的发展中还是传统的发达国家的标签来衡量，这既造成国际社会对中国认知的困惑，也形成我们自身认知的局限，并聚焦于公平贸易还是自由贸易之争上。对国际社会来讲，改革开放四十年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中国目前已进入重化工业化的中后期，服务业开始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这意味着旨在保护幼稚工业的产业政策已基本过时，开放准入，对内外资一视同仁的竞争中性政策已实为必要。唯此，才能实现公平贸易。对中国传统主流看法来讲，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似在路上，似需要通过工业化来扩大就业，为此，不仅产业政策是必须的，而且奖出限入，吸引外资的要素流动性对外经济政策也是必然的。这与现行的以WTO为代表的“自由贸易”体制是相吻合的。“

公平贸易”还是“自由贸易”之争，既构成了中美贸易冲突的背景，但也意味着世界经济体系面临重构。我们认为，从中国在国际经济循环中的地位来看，无论出口还是进口，无论内资还是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同等重要。这点特别突出地反映中国出口的59%在加工贸易品上，而加工贸易的一半左右是外商对华投资企业。因此深化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形成中性的经贸开放政策体系十分重要。从长远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居民收入将持续提高。中国正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如果将这一日益增长的市场，通过中性化的对外经贸体制和政策安排，为世界所分享，中国就在引领全球化，以此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认为这是党中央提出的加快推动商品要素流动型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的真谛所在，而这次疫情也为这一转变提供了历史契机。

作者简介：曹远征，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

(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2020-03-29）

责任编缉：祁国燕

原标题：《曹远征：疫情冲击下产业发展的底线思维与对外开放体制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