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时有佛 | 自由与自在

“自由”这么一个美好的词，与佛教有诸多因缘。自由在汉语中的普及，得益于汉译佛典的流行。

早期汉译佛典中就已经有了多种关于自由的表述。后汉安世高翻译的《佛说太子慕魄经》中说“当生贫苦，或作奴婢，愿不自由”，这是指人身自由。失译者但一般认为译自后汉的《杂譬喻经》中有一则老妇卖身为奴供养僧人的故事，其中老妇“报答臣曰：‘吾身系属长者妇，不得自由。’”这同样指的是人身自由。

又后汉昙果和康孟详翻译的《中本起经》中说：“于时如来，......身出水火，升降自由”，这是指变化的自由。又东吴康僧会翻译的《六度集经》中说：“王治其国，日出布施，四百里内，人车马众宝饭食自由，东西南北惠育如之。”这是我们现在喜欢说的财物自由。又西晋白法祖译《佛般泥洹经》记述世尊涅槃、众弟子悲戚不已，偏偏有一僧说，世尊在世时对大家多有约束，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今世尊逝，吾等自由，不亦快乎？！”这里的自由指的是摆脱他人的约束和管制。

总体而言，渴望自由是人类的天性，“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无论是上述哪一种含义的自由，都是对有限、困乏、约束的挣脱与克服。人生充满了不自由，死亡是不自由的集中体现，“死至令人不自由，命去如水漂一草”（《佛本行集经》），因而追求自由也就成为了人生的永恒旋律。

佛典以外汉语文献对“自由”一词的使用，可能受到了汉译佛典的影响。著名的汉代乐府《孔雀东南飞》中有“阿母谓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这是较早的一则用例。1924年．梁启超先生在欢迎泰戈尔的仪式上发表了一篇演讲，谈佛教对汉语文学的影响。他根据《孔雀东南飞》的体裁和内容，提出其受到《佛所行赞》等翻译文学的影响，应该创作于六朝时代。梁先生本人未能对他的观点做出进一步论证，后世学者则根据诗文中的一些线索对诗歌的创作年代提出了不同看法。不过，从我们以上罗列的早期汉译佛典的用例来看，即便该诗创作于东汉末年，也不排除“自由”一词源自于汉译佛典的可能。笔者并非这方面的专家，聊备一说以供读者参考。

语词是思想的媒介，是思想的反映，佛典中大量出现“自由”一词，是因为佛教是一种充满了自由精神的宗教。佛教追求解脱、追求真理。早期佛教徒在汉地被称为“道人”，因为他们是求道即求真理之人，是奉道的修行之人。佛教徒认为，人生的困苦、烦恼和不幸，源自于贪嗔痴、我见的系缚，即我们被各种欲望、情绪，乃至对自我的执着所包围、所禁锢，而解脱就是获得自由。

佛教以为，自由以真理为依归，反对任何对外在权威的盲从。佛陀教诫说：“以法（真理）为师”、“依法不依人”。以笔者曲解，这一思想在古典自由主义者那里可以获得共鸣。哈耶克说：“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

自由是一种追求，没有自由之思想，就没有独立之精神，反之亦然。佛教传入中国，华梵交接所开出的最奇妙的花朵就是禅宗，而禅宗宣扬的就是一种具有“主人翁”意识的自由思想。达摩西来，只是为了“觅个不为人惑的”，可以比附为我们现在所说的批判思维。自由的潜在可能性在哪里？在于我们的思想原本就是自由独立的，在于我们的心原本就是广大无边、含容宇宙的。《坛经》说：“善知识！心量广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应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来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又说：“自由自在，纵横尽得，有何可立？”

禅师追求的就是这种“自由自在，纵横尽得”的境界。《古尊宿语录》说：“若知扑落非他物，须信纵横得自由。”《禅林类聚》：“叶路纵横得自由，牢关捩转妙全收。个中密意人难会，喝下须教水倒流。”自由的获得不能依赖他人，在于自己的努力和证悟，在于自我精神的超越，“自由”即“由自”。

自由是一种悠游自在、随心所欲的境界。人难以自由，但自然是自由的，或者说人类赋予了它自由的象征。“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人生活在自然之中，受自然的束缚，却又渴望像自然一样自由。李翶向惟俨禅师问道，禅师一手指天，一手指净瓶，“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

汉语中“自由”与“自然”一词的通用与别用，恰好反映了人们对自由与必然关系的辩证思考。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庄子哲学对此已经进行了深入探讨（《庄子》中“逍遥”“无待”等概念与自由含义接近），魏晋玄学充分发挥了这一议题。当二者通用时，“自然”强调自由的一面，如“越名教而任自然”；当二者别用时，“自然”指规律、必然性的一面。

佛教流行于魏晋南北朝，也为时风所染。佛典《法华经》有两个代表性的汉译版本，即西晋竺法护翻译的《正法华经》和姚秦鸠摩罗什翻译的《妙法莲华经》。其中《正法华经》中有这样一个段落：

又见诸佛，各各自由，

端正姝妙，紫磨金色，

如琉璃中，而有众宝，

在于会中，为雨法教。

《妙法莲华经》则译作：

又见诸如来，自然成佛道，

身色如金山，端严甚微妙。

如净琉璃中，内现真金像，

世尊在大众，敷演深法义。

查日本学者辛岛静志教授编纂的《法华经》辞典，可知“自由”与“自然”对应的梵语原词都是svayaṃbhu。一词两译，直接源自于译者对这两个汉语词的不同理解，深层反映了时人对二者关系的辩证理解，相即相异。若溯源于佛陀，正如佛教哲学家舍尔巴茨基所指出的：“照佛教传统的说法，释迦牟尼就主张这样一个似非而是的论题——自由是存在的，以有必然性故。”

佛教承认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但他更强调自由对必然的超越性。佛教所追求的自由是以个体为第一性的。个体自由的起点与终点都是精神自由，其它具有群体社会属性的自由都是次级的。因为只有个体的精神自由是不可剥夺的，也是可以当下实现的，且无需借助于其它就可以实现的。有观点认为，对个体而言，群体社会是一种必然性，脱离群体的个体是不存在的，脱离具体的历史、社会背景的自由是抽象空洞的，故而群体社会是第一性的。严格来说，群体社会只具有一种在特定时空相对有效的合法性和限定性，尽管这种限定性相对于个体而言，貌似歌利亚一般强大。在历史上，群体社会对个体自由往往起着压制作用。佛教以及其它宗教的历史告诉我们，对个体自由的束缚与压迫不仅仅来自世俗团体，也来自宗教团体，自由随时都要接受血与火的考验和历练。好在近世以降，人类终于认识到，没有对个体自由的尊重与维护，群体社会的秩序与公正也就失去了基础。保障个体自由成为了文明、健康社会的标志。然而，如果说人类进步的历史就是一部争取自由的历史，自由主义者在嘲讽、压制、质疑的泥泞之路上，依然步履艰难。

自由的金曼陀花如此美好，但她终究不是靠会心一笑就能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