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成时代｜“韧实力”是怎样炼成的？

每个国家多多少少都要面对自然灾害，但像日本这样一个灾害频仍的国家，并不多见。观其领土不足全球陆地面积0.3%，但却承受了全球里氏6级以上地震的18.5%（2004年-2013年），另外全球7.1%的活火山在日本（2014年数据）。台风、山洪、泥石流、海啸这类灾害，构成日本生活的“日常”。 所以日本也有“灾害大国”之谓。

对日本人来说，有生之年遭逢大灾害是大概率事件，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成为“防灾民族”。在日本，上至公权部门下至普通家庭，都时刻“防备”着。 我家门口就有个“备灾袋”，其实是一个旧双肩背包，里面装压缩饼干、水袋、手电、换洗衣服袋、保暖袋、罐头食品等，当然，还有少许现金，因为灾害时信用卡银行卡可能因停电而无法使用。

日本人常常不安，所以“三安”，亦即“安全”“安心”“安定”，成了全社会的诉求，在二战后的选举体制下，也成为政客官员们施政布局的主要考虑。各种机构团体均设有灾害防治部门，专人负责，定期演练；各地方政府均指设避难场馆——多为学校、广场、体育馆等，以便灾害发生时民众逃生有路。

法律

这一整套的防灾体系，是由法律法规来保障的。早在1947年，日本便制定了《灾害救助法》，相继又推出了《水防法》、《建筑基准法》等。1961年的《灾害对策基本法》是日本关于灾害对策的根本性法律，对防灾指挥系统、各级防灾计划、应急救援、以及财政应对等等都做出了规定。比如该法设定“中央防灾会议”，由首相领衔，是政府应对灾害的常设指挥机构。成员除了各部官员、银行总裁、红十字会长等政商名流，还必须包括至少4名有关灾害防治的专家。

大灾之后，日本政府均会对相关法律做出修订和补充。目前，日本有关灾害防治的法律法规共200多部，可谓细致周全。各级防灾专员对相关法律也很熟悉，基本做到应答如流，很少看到“一问三不知”的官僚。

平成三十年，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两次地震：一次是1995年1月17日的阪神淡路大地震，另一次是2011年3月11日的东日本大地震。前者造成的房屋倒塌、火灾导致6434人死亡；后者引发大海啸，更造成核电站泄漏的次生灾害，最终导致15899人死亡、2529人失踪、6157人受伤。

灾害的伤害有多深，日本的“韧性”就有多强。“韧性” （resilience）这个词，是相对脆弱性（vulnerability）而言，有自愈力、恢复力的意思。“韧性”与我们平常所说的“实力”有关，但却不完全一致。一个社会乃至一种文明可以盛极一时，却又十分脆弱，例如突然消失的庞贝文明，又或是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城。韧性是一个社会乃至一种文明面对生存危机不断迎战的能力，其着眼点不在辉煌的高处，而在脚踏实地的生存。日本社会的特质之一，便在于“韧”。

地方自治

在中国，我们有大政府，哪里地震或是洪灾了，政府救援很快会在中央的统一调度下，从四面八方涌来。日本虽然也是“单一制”国家，但实行地方自治制度，地方权力很大，当灾害来临，很多应对决策是第一时间在地方上做出的，人们并不会坐等“解放军”。

日本有47个“广域自治体”，也就是47个都、道、府、县；此外，还有1718个“基础自治体”，亦即市、町、村。两类自治体分管不同的业务，“广域自治体”负责道路基建，制订广域城市规划，设置促进公共卫生的保健所，设立高中并任免公立中小学的教师，等等；“基础自治体”则负责国民健康保险，扶贫救济，垃圾分类及收集，城市消防、排污，设立中小学校，发放住民票，等等。可以说，与日本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方方面面，都是由地方决策管理的。

地方自治体之内，又有“自治会”和“町内会”，会员对象是居住在该区域的所有家庭，但并不强制。这种居民自治组织的居民参与率很高，它们没有西方语境下那种反政府的意味，跟我国的居委会也不同——自治会/町内会与政府是合作关系，获得官方认可甚至资助，但并不听命于官方；其会长由社区居民选举产生，并非上级任命；在具体的社区治理中，自治会/町内会居于主导地位，政府只扮演辅助性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日本的地方自治是通过居民自治来实现的，用时髦的话来说，让“权力下沉”了。

有人对比美国的联邦制度，认为日本的地方自治很“有限”，比如地方在财政收入上高度依赖中央，换言之，中央可以通过钱来“卡”地方。话是不错，但日本的地方自治恰恰也体现在“钱”上，日本财力的大部分用于地方， 2016年日本中央财政支出22万亿日元，地方支出58.5万亿日元；地方是中央的2.5倍。

国民

基层夯实了，一个国家的韧性就上来了。好比一幅织锦，只有经纬交织编密实了，才会结实耐用。当然，织线的材质也很重要，在一个国家，便是其国民的素质。

明治时代的精神导师福泽谕吉说，“一人独立一国才能独立”，日本人亦是这样被教育长大的，对他们来说，防灾减灾是每一个人的事情。面对灾害，市民要有“自助能力”，先能自救，才能救人。所以日本许多办公机构及公共场所都会在玄关放置消毒酒精。每年流感季节，市民也都会自觉戴上口罩，教育孩子勤洗手多漱口，做到自我保护。

东日本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我在东京。整个东日本地区的交通都瘫痪了，上下班时段，工薪族们排队行走在街道上，如同一支沉默的军队。氛围沉重，的确是；但没有慌乱，更无混乱。许多外媒对此感到惊奇，但生活在日本的人都知道排队是日本人的习惯，近乎“天性”。

说是天性，其实还是教育的结果。日本人从婴儿时期开始，就接受遵守秩序的训练。我的孩子一岁多上保育园，就开始接受老师的排队指导，“排队”是日本国民训练的第一课。年岁稍长，防灾教育的内容就更丰富了，不少学校还开设“防灾道德”课，鼓励学生们讨论灾害中人们的道德行为准则，如救灾食品如何发放，避难场所是否可携宠物入内，如何避免抢购以及购买量应控制在何种限度，是否应考虑罹难者家族心情而中止庆典，等等。

除了学校，居民社区也经常组织居民防灾训练。我居住的小区每年都举办防灾演习，其间还会请消防队员前来传授防灾知识和急救常识，并面对面实际操演。此外，文部省以及各级政府、市民团体编撰了大量防灾书籍，如《学校防灾手册（地震海啸篇）》、《培养生存下去的力量；防灾教育的展开》等等。

东日本大地震后，海啸冲击岩手县釜石市，造成1000多人死亡，而釜石小学184名小学生均幸免于难，被称为“釜石奇迹”。该市此前连续八年请防灾专家到中小学，对孩子们进行防灾教育，全市3000多名中小学生的绝大多数都在灾难中活了下来。

天皇

灾害造成的伤害，并非都看得见摸得着；许多问题也不是“举国之力”就能够解决的。我读过一本《母子防灾手册》，记录了3·11地震后812位母亲的避难体验，每一位碰到的具体困难都不一样，创痛感触也各自不同。孤独感在灾难中油然而生，这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分享和分担就变得很重要。平成三十年，每逢灾难，明仁天皇总会出现在灾区，身着便装，往往跪坐在临时的避难所，与灾民平视，听他们诉说，与他们交谈。

作为世上传承最久远的皇室，日本天皇曾“统治权总览”，根据战后日本宪法，天皇是“国民的象征”。如何理解这个规定，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明仁在位三十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低姿态——不仅仅是行事低调，更是放低身段，关切国民的苦难。每年元旦，天皇发表新年讲话，都会提及上年发生的灾祸并对受难者表示哀悼，这三十年，很少听到他赞叹盛世，似乎总是在抚恤伤痛。有人评论说，昭和天皇与日本国民是家长与子民的关系，而平成天皇与国民则是“人与人”的关系。天皇的姿态越低，他对日本社会的治愈能力就越强。

在前面的专栏里，我们也提到过日本社会的高“共感力”，这种共感力建立在对每一个个体体验的尊重之上，而孩子们从小就被教导要“急人之所急”。“3·11”地震后，我家热水器跳闸了，我在走廊上查看设备，也许样子颇为慌张，引起一对年轻夫妇的注意，他们停下脚步，主动上前帮我复原了电闸。这实在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但在那时，却给我莫大的慰藉，觉得自己并非孤立于灾难之中。

志愿者

当灾害降临，日本国民会自动形成一个“抗灾共同体”，支撑这个共同体的思考核心是“共生”，人们自发地分享食物和水电。这一切不用政府来号召，也无需舆论做引导。事实上，日本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灾祸中的表现，往往不尽人意，但整个社会却显示出非常惊人的耐受力和复原力。而这又是与志愿者们分不开的。

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的时候，我兼任国内多家媒体的驻日记者，写了很多报道，印象最深的就是志愿者。当时地震造成大量房屋倒塌，道路损坏，成千上万的市民被埋在废墟下，政府救援却迟疑不至，迅速填补这个空白的是来自各地的志愿者，前后多达130万人。根据2010年的一份报告，废墟下的幸存者有八成是为市民及志愿者所救。后来，那一年也被称作日本的“志愿者元年”，而地震发生的1月17日则被确认为“防灾与志愿者日”。

日本的志愿者组织1960年代就有，但成为一种社会力量则要到1990年代，也就是平成时代的开端。随着繁荣幻象的破灭，日本人重新思考个人存在的价值，志愿者渐渐成为一种身份认同。日本人做志愿者，很少大张旗鼓，都是悄悄在做，除了在帮助他人中自我实现，他们别无所求。

阪神地震之后，志愿者精神呈燎原之势，各种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不断涌现，涉及灾害救助、环境保护、社会福利等方方面面，被媒体称为“志愿者革命”。对于这场革命，日本官方采取了包容的态度，也可以说是乐见其成的。1998年日本颁布《特定非赢利活动促进法》（即“NPO法”），做强做大民间公益组织；在东日本大地震两年后的2013年又修改了《灾害对策基本法》，要求各级政府在尊重志愿者组织自主性的同时，尽量与其合作，配合其行动。至此，日本政府彻底退出了全能政府的模式，毕竟面对灾害，仅仅依靠政府是不够的。

韧实力

在高密度、全球化的城市空间里，如何防灾抗灾？一个社会怎样保持不断应对挑战的持久力？这不光需要政治学，也需要社会学、人类学的考察。

对于生活在火山口上的国家（如日本）来说，重要的或许不是坚船利炮的“硬实力”，而是建立在个人独立、基层自治基础之上的“韧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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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迪，系日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及研究生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