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性侵受害者需要怎样的同情理解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台湾作家林奕含的代表作，故事分为两条线，一条有关家庭暴力，讲的是伊纹告别暴力的婚姻，又在尊重的爱情中获得拯救的故事；另一条有关性侵，是少女房思琪“失乐园”的故事。她尊敬、仰慕国文教师李国华，然而李国华却是一个侵犯女学生的惯犯，文学只是他用来猎获女孩的“巧言令色”。

近日，某高管疑似性侵养女的案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也引发了公众对于儿童保障问题、熟人性侵问题、女性权益保护等议题的关注。重读《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发现，这些议题在这本小说中都有所探讨。或许读这本小说，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受害者的心理，避免更多因为不理解造成的二次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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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这几天，我想出唯一的解决之道了，我不能只喜欢老师，我要爱上他。你爱的人要对你做什么都可以，不是吗？思想是一种多么伟大的东西！我是从前的我的赝品。我要爱老师，否则我太痛苦了。

近日，某媒体的稿件中提到了鲍某和受害者的情感纠葛。许多网友因此认为，受害者与鲍某的关系仅仅是正常的恋爱关系。因此性侵关系似乎不成立。但这一推断的过程实际上是错误的。

心理学研究表明，在受到类似性侵这样的创伤之后，有可能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为自己的痛苦寻找合理化的理由。许多社会学的研究也表明，幼年遭受性侵的女性，有时会对施害者产生类似依恋的情绪。这不应该被理解为自愿的爱，而是受伤害后的应激反应。微博上就有许多同样经历的人分享她们幼年遭受性侵后产生的依恋情绪，可见这一情况并非偶然。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房思琪在读初中时便被李老师性侵，房思琪口中的“不要”，在禽兽的李老师耳中，是一个又一个“婊”。之后房思琪在日记里写下了上面那段话，她说：“我要爱老师，否则我太痛苦了。”这一句子可以看做这种受创伤后的心理的真实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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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如此庞大的欲望射进美丽的女孩里面，把整个台式升学主义的惨痛、残酷与不仁射进去，把一个挑灯夜战的夜晚的意志乘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再乘以一个丑女孩要胜过的十几万人，通通射进美丽女孩的里面。壮丽的高潮，史诗的诱奸。伟大的升学主义。

这段话其实说明了性侵事件背后的权力关系。书中李老师是著名的补习老师，在巨大的升学压力面前，广大的初中生必须依靠大量的补习来获取更好的升学结果，因此，补习老师的授课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年轻女学生们的未来。这种权力关系不仅仅反映在李老师掌握的实际权力上，而且通过他知识上的优势地位反映出来。房思琪最初正是由于对李老师丰富的文学知识的仰慕，才一步步陷入了他的“陷阱”中。

这种权力关系广泛地存在于世界上所有的性侵案件中。企业高管、导演、高校教师等成为性侵案件频发的职业群体，也正是因为这群人往往掌握着较多的社会资源，他们的某些决定可能影响女性的未来。同时，这些人有时还存在着知识上的优势，这些都使得他们在权力关系上处于上位。性侵案件往往最终落脚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平等，这也是性侵现象的改变必须与平权运动结合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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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让李国华决心走这一步的是房思琪的自尊心。一个如此精致的小孩是不会说出去的，因为这太脏了。自尊心往往是一根伤人伤己的针，但是在这里，自尊心会缝起她的嘴。

这一段实际说明了施害者是如何利用受害者的耻感进行肆无忌惮的侵犯。李老师利用了房思琪的自尊心，他知道在现行的教育下，房思琪只会将遭遇性侵视作耻辱，而不会认为自己遭到了犯罪，因此也不会主动寻求帮助。

现实中也是如此，遭遇性侵的人，很多都并不会主动说出这一段经历。这种耻感成了无耻者肆无忌惮的理由，也成了善良的人的枷锁。这也是熟人性侵广泛存在的原因之一。由于共处同样的社交圈，这种耻感会被放大，受害者会更担心背后的指点和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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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在饭桌上，思琪用面包涂奶油的口气对妈妈说：“我们的家教好像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性教育。”妈妈诧异地看着她，回答：“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所谓教育不就是这样吗？”思琪一时间明白了，在这个故事中父母将永远缺席，他们旷课了，却自以为是还没开学。

这段话反映了未成年人性侵案频发的另一个原因，即“性教育”普遍缺乏。房思琪母亲的观点其实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观点，即“性教育”应该是为了性做准备的，因此未成年人无需性教育。但事实上，性教育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让我们正确看待性关系，也能够正确分辨哪些行为是越轨的，哪些行为应该说不，应该向警方和亲人寻求帮助。这一块的缺失，造成了许多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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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二十多年，李国华发现世界有的是漂亮的女生拥护他，爱戴他。他发现社会对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强暴一个女生，全世界都觉得是她自己的错，连她都觉得是自己的错。罪恶感又会把她赶回他身边。罪恶感是古老而血统纯正的牧羊犬。

这段话反映了社会意识形态对于性侵事件的影响。如果一个社会充满了荡妇羞辱这样的落后意识，那么受害者就很难勇敢地说出自己遭遇的不公。因为习惯荡妇羞辱的人，会再一次指责她，造成二次伤害。在这一点上，社会意识和施害者完成了合谋。因此，要改变儿童和性侵受害者的处境，就要求社会意识的进步，要让大家普遍意识到，受害者可以不完美。而且，应该对于受害者抱有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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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永远在想思琪，事过境迁很久以后，她终于明白思琪那时候是什么意思，这一切，这世界，是房思琪素未谋面的故乡。

这一段是房思琪的好闺蜜怡婷对于思琪的怀念。刘怡婷和房思琪曾经像一对双胞胎，作者设置这两个人物，实际上是为了展现房思琪人生的另一种可能。在被李老师侵犯之前，房思琪的人生轨迹和刘怡婷是重合的，但那之后，她们的命运走向了两头。房思琪再也无法体会刘怡婷那些正常的爱慕、正常的恋情，因为她的爱早已被剥夺。所以，“这一切，这世界，是房思琪素未谋面的故乡”。

同样，房思琪的人生也是刘怡婷的另一种可能，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另一种可能。健康成长是一种幸运，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我们要看到，在作为正常人健康成长的同时，也许也有一些人，在很早的时候就被剥夺了这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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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华想到书里提到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以前叫作退伍军人病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症状之一就是受害人会自责，充满罪恶感。太方便了，他心想，不是我不感到罪恶，是她们把罪恶感的额度用光了。

这是李国华利用心理学对受害者加以侵犯的另一处描写。他深谙受害者遭遇心理创伤后的反应心理，他正是利用了房思琪的罪恶感，去实现他卑劣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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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每次哗啦啦讲电话，讲的无非是台北雨有多大，功课多么多，可是真要她形容雨或作业，她也说不上来，就像是她口中的台北学生生涯是从电视上看来的一样。伊纹隐约感觉思琪在掩盖某种惨伤，某种大到她自己也一眼望之不尽的烂疮。可是问不出来，一问她她就讲雨。只有那天思琪说了一句，今天雨大到“像有个天神在用盆地舀水洗身子”，伊纹才感觉思琪对这个梦幻中的创伤已经认命了。

这是房思琪信任的姐姐眼中，被侵犯后的房思琪的状态。这也提醒我们，当身边的亲友面临很大的精神困难时，他们的外在表现可能是正常的，会正常讨论下雨和作业，但是这可能是更加危险的，因为他们的痛苦深到自己无法触碰，以至于只能用谈论别的事情来掩饰。当这样的状态发生时，身边的朋友需要更多的陪伴，需要学会倾听，让友人说出自己的苦恼，并及时为他（她）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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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琪写了：“其实我第一次想到死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人生如衣物，如此容易被剥夺。”

“人生如衣物，如此容易被剥夺”，可能是这本书中最打动人的句子之一。它告诉我们，人并不是生来坚强的，能够成为坚强的大人，是很幸运的事情。在很多时候，人的精神和生命是很脆弱的，很有可能被突如其来的意外和侵害打断原本的生命进程。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可能，因此，我们应该对那些受到伤害和侮辱的人报以更多的共情和理解。去改变他们的处境和造成他们处境的土壤，而不是冷嘲热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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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婷马上打断他的话，“老师，你不要跟我用佛洛伊德那一套，你死了姊姊，不代表你可以强暴别人，所谓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处，那是小说，老师，你可不是小说里的人物。”

正如那句名言说明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同样，在性侵案件之后，以一种貌似理性客观中立的态度，去对受害者和施害者进行精神分析也是残忍的。对于施害者而言，这很可能成为巧妙的借口——正如李老师用自己死去姐姐来为自己性侵找借口一样。而对于受害者而言，这无异于二次伤害。

最后，让我们再援引书中伊纹对怡婷的一段话作结：

“怡婷，你才十八岁，你有选择，你可以假装世界上没有人以强暴小女孩为乐，假装从没有小女孩被强暴，假装思琪从不存在，假装你从未跟另一个人共享奶嘴、钢琴，从未有另一个人与你有一模一样的胃口和思绪，你可以过一个资产阶级和平安逸的日子，假装世界上没有精神上的癌，假装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有铁栏杆，栏杆背后人人精神癌到了末期，你可以假装世界上只有马卡龙，手冲咖啡和进口文具。但是你也可以选择经历所有思琪曾经感受过的痛楚，学习所有她为了抵御这些痛楚付出的努力，从你们出生相处的时光，到你从日记里读来的时光……怡婷，你可以写一本生气的书，你想想，能看到你的书的人是多么幸运，他们不用接触，就可以看到世界的背面。”

同样，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假装世界上并不存在性侵受害者，也不存在权力的不平等；但这些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也可以选择去理解他们，去看到世界的背面。看到这些，会让我们去思考自身曾经占有的优势，以及去体谅他人的痛苦。这是我们生而为人，最基本的共情能力，也是这个社会可能变得更好的条件之一。我们每个人都该读读这本书，去思考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