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丨袁琳：愿我眼中写满故事，脸上却不见沧桑

原创 唐晔 晔问仁医

人物介绍

袁琳，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院办主任。

采访笔记

“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宋庆龄基金会捐给医院很多物资，有一次送了5000多箱38吨足足两大卡车牛奶，我们搬了一天，第二天腱鞘炎发作了，肿了手，字都不能写，打了一个多月石膏。有人问我，你一个院办主任为什么要冲在前面，我诧异说，这是大家伙儿的事，职能部门所有女孩子都上阵了，我岂能袖手旁观？”她说。

我问及她的手伤，她飞快地说，好了好了。后来我知道，就在伤了手无法做“搬运工”的日子，只要物资运到医院，她一定还会第一时间跑出办公室，守在那里，即使搬不了，也会陪着大家。“我知道，大家也都希望在打仗的时候见到我，似乎有一点定海神针的味道。”

这些事，其实都是院办工作的冰山一角，随着谈话的深入，我意识到她的角色，在不同语境之下做着无缝切换，比如总协调、总调度、总调解，是润滑剂，是救火员，是知心大姐。我惊讶于她的身上可以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而且是续航能力十足的“金霸王”。这是为什么呢，我对她说，你心里是一团火，她笑而不语。

她说，再疲乏劳累的时候，翻几则《小林漫画》，就像是找到了“充电桩”，或者“氧吧”，“最累的不是工作，而是在工作中遇见的人——人一旦矫情起来，会觉得这个世界都是自己的——愿你走过一路难堪，仍然落落大方。这些话，都来自小林，我都记住了，每每想起，就会心一笑。”她饶有兴致地说起那个学过医，后来又当了中山大学教师、人文纪实摄影师、画家、畅销书作家的斜杠青年，小林。

临走的时候，我对她说，“有些人看起来普普通通，但当你靠近倾听他们的心声，就能听见浪的声音，这句话也是小林说的，送给你。”

她开心笑道，2020年的开端太苦，但还有一些瞬间是可乐、奶茶、火锅，是简简单单的快乐，是微小但确切的幸福。

1

寒夜中的冷雾

“院办，有事的时候就是应急办，这种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是首当其冲的。那么在平常时期，医院对院办的定义，就像大总管。”袁琳笑道。

1月19日晚，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接到电话，第一例新冠患儿马上就要送抵的时候，袁琳正好总值班，饭才吃了一半，她的心里咯噔一下。“怎么突然就来了，虽然之前开了全院动员大会，1月18日国家督导组又到医院来督导，做了部署和预案，但潜意识里还觉得，疫情在遥远的武汉，不会来得那么快，还能过个年。”

袁琳的特点是性子急、速度快。几分钟的时间，她已经协调了所有相关人员，根据之前打磨过的预定方案，这一群人就在六号楼传染病房的楼下，穿戴了所有的防护设备，等着。“要打仗了，是一场遭遇战，有点忐忑，也有点小兴奋，开战前的状态，我想在那天晚上和我一起等待的那些战友，终身难忘。”

上海市疾控中心的车到了。短兵相接之后，穿过半污染区，进入新冠诊室前，CDC流掉人员的一句话，袁琳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医用外科口罩不行，要用3M1860（N95）口罩。还要有防护面罩，你们用我们的吧。”

说着，那人打开箱子，递过来一套完整的最高级别的防护装备。一点点的小兴奋，转眼就被严峻的现实碾碎了。

因为，袁琳发现，周围她的同事，没有一个戴那样的口罩，她给物流中心陶麒麟主任打电话，得到的答案是，外科口罩足够一年的储备，但N95只有100个。这其中一盒口罩20个，立刻从库房送到了六号楼。

这个晚上，袁琳与陶麒麟足足用了三个小时，盘点了符合最高级别的防护设备：N95、防护服、面罩面屏、护目镜——这是第一例患儿，接下来会有多少呢，现有的库存，能坚持多久呢？袁琳紧锁着双眉。此刻，同样的紧张，还发生在新冠诊室，进去的两位感染科医生和护士，整整待了两个多小时，采样非常艰辛，都是血肉之躯，谁也不知道全副武装之下，是否还会被病毒攻陷。

一切如同寒夜中的冷雾，看不清，也驱不散，但是，袁琳的额角沁出了细密的汗珠。这天晚上，袁琳把情况上报卫健委和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当务之急是，保证防疫物资。

首要目标就是口罩。经过一通密集的求援电话，上海公共卫生中心第二天就支援了80个N95口罩和1套高级呼吸器，中山医院也支援了120个口罩。但是随着疫情越来越严重，物资消耗越来越快，袁琳再次发现，刚刚补缺的防控物资又不够了。

“原来一年都用不完的物资迅速告罄，最高级别的N95口罩即使在严控的情况下，一周也需要一千多个，像流水一样的用着，连为非常时期预留的小库房都几近掏空。”

这个小库房，藏着够五天使用的防控物资，是袁琳和陶麒麟两个人的秘密，两人约定，严防死守，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动用。“看得出，陶主任使出了浑身解数，在春节前就像猎手一样搜遍所有的物资供应商仓库里的存货。”袁琳说，那段平生最艰苦的日子，她和陶麒麟天天都要对库存，消耗多少、补充多少，能撑几天，勉强维持在能承受的范围内。

彼时，上海的防控物资都已经实行中央化管控，要取得物资非常艰难。即便儿科医院是新冠患儿诊断收治定点医院，市领导非常重视，经贸委、商务部等都在帮着医院筹措物资，但整个上海的医疗系统普遍物资紧缺。

“最初七天，我每天都在写专报，缺什么，要什么，开了多次领导协调会，向系统里的兄弟单位求救，但是人家自己都不够，更何况给你了。一位院办主任说，口罩就是战备物资，他没有任何权利拿出去一个。那些天，天天厚着脸皮在求人，托关系，的确有点不习惯，不过没什么，拿到了就是王道。而且医院领导都在帮我，为了医院，大家都拼了。”

事实上，疫情最初一周，是袁琳最焦虑的一周——那是很多临床部门都不能体会到的焦虑：院办除了不断向卫健委写报告，还负责所有文件的报送，承担数据上报核算的工作——这是定点医院的职责，所有病人第一时间的病情病况，必须一小时之内报出，保证数据无误，工作量非常大，琐碎且繁重。袁琳的工作，相当于核心中转站，是卫健委通知传达的第一责任人，每天都要参加各种抗疫领导小组会议、远程视频会议，每天都有数不清的联络电话，公文之多以至于后期取消了抬头的文号，直接盖章报送。

“一定逼迫自己冷静下来，比如陶主任对我说，实在没有物资了，我告诉他，我们一定帮你想办法——只能是这样，如果你也说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抱头痛哭了，他会怎么想？我们从来没有对前线的医护人员说过物资短缺，我们每次去病房，都要说一句话——该用的就用，不要舍不得，我们一定有办法。”

袁琳每天很努力地想，只要维持5天，后面的供应就接上了，直到现在她都说很庆幸，“患儿的数量还是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真幸运。否则，我肯定没有办法了。”

袁琳说，虽然异常疲劳，但抽丝剥茧，事情就能慢慢理顺，这两个月也就熬过来了。

2调解员与润滑剂

“这是一场全院参与的战斗，党组织的战斗堡垒，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特殊时期，每个人都在奋斗中奉献自己，历练和成长。”

袁琳坦言，疫情前期物资最紧张的时刻，捐赠是其中重要的环节。院办还有外联部和国际交流部的职能，因此要动用所有的人脉，寻找捐赠方，募集物资。她记得最清楚的是来自好几家基金会的援助，袁琳是中美外交协会的会员，因为一些国际项目和国外的基金会相熟，从宋庆基金会、可口可乐基金会得到了一批美国的货源。这批货量非常大，甚至惊动了中国驻旧金山领事，有130万枚医用外科口罩和4.5万件隔离服，包了一架专机运送到上海，袁琳笑称，这批货救了燃眉之急，当时可能把旧金山的战备仓库给搬空了。

“一个信念，上下一心。”袁琳最感慨的是，疫情开始至今，医务、护理、院办、物流、门办等多个职能部门，始终奋斗在一起。“心都往一处使。作为院办，遇到争议，我就是总协调、总调度、总调解。这次疫情，是把全院人的心凝聚在一起了，以前可能有小分歧，但疫情当前，所有的前嫌尽弃，个人的得失利益都丢在一旁了。”

疫情初期，需要在两天之内清空一层楼，另开病房并添置设备，这个过程中，袁琳要和所有主任一个个沟通，尽力解决磨合中的困难，厘清归属不明确的问题；在分配物资时尽量做到公平公正合理，防止配发不公造成矛盾。同时，她还是抗疫工作的“润滑剂”，有时，在确诊病人制订治疗方案的时候，专家组产生分歧，矛盾激烈，袁琳必须站出来调解，她说，大家都有脾气，有分歧是正常的，光是赌一口气谁都下不来台。

“别人有什么困难，第一时间搞不定的，人家就觉得，到院办要出场的时候了，谁都相信自己是最好的，因此要不断沟通谈心，把大家尽力揉在一起。同时，一碗水端平很重要，你不偏不倚，人家才会信任你。”

经历这次疫情，袁琳坦言得到了成长，目前，战疫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作为职能部门，下一阶段的任务是在确保输入性新冠病例救治的同时，顺利复工复产。复工复产面临着不小的问题：病人会不会因为儿科医院是定点医院而担心安全呢？要取得家长的信任，又要保证员工没有暴露的风险，就需要和感控科合作，保证最佳的防护水准。而儿童的特殊性还在于陪护家长，如何说服、劝解、维持秩序，又需要门办、医务、护理部和安保部的配合工作。而院办则要在这其中穿针引线，保持沟通协调，不断召开会议进行调整。

“这次疫情把视频微信现场办公用到极致，有需要就开会，以落实新要求和新部署。既不漏掉可疑病人，又要保证其他病人安全的诊治，这是很难的。每天都要进行调整，促成病人的有序分流就诊，使得一切流程最优化，高效高速地完成复工任务。”

压力越大，弹性越大，这也非常符合袁琳的性格。虽然案头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但是对她来说，制订目标慢慢完成是一件快乐的事，出众的抗压能力和顽强的斗志，都是她做好院办工作的独特素质。“愿我眼中写满故事，脸上却不见沧桑。”袁琳笑道。

口述实录

唐晔：袁主任，您介绍一下院办的工作？

袁琳：太琐碎了（笑），院办一共有八个女孩，工作量很大。医联体、法务、国际交流协作、对内协作、红十字会、应急办，什么都和院办有关，但大家各司其职，都很愉快。在整个疫情期间，除了两位在外地的姑娘是大年初三回到上海，其他人员过年期间其实都在上班，要求她们轮班，没人有二话。我庆幸有这么一个团队，在后面坚定地支撑着我向前冲。通过疫情，大家都得到了成长。

唐晔：您自己的成长和收获是什么，您又是如何从一名医生，转型眼下的角色呢？

袁琳：胆气更壮了，至暗时刻已经过去，而且克服了一个个难关，战胜了自己。其实，院办主任我才做了三年，我原来是一名新生儿科医生，那一年从国外进修回来，儿科医院正打算进行JCI认证（国际医疗卫生机构认证联合委员会），因为英文好就担任了预评估中的现场翻译，领导觉得工作表现不错，便把我调往JCI办。

事实上，JCI评审对我做行政有很大帮助：我走遍了医院的每一个角落，从停尸房到天台，每一个应急灯，每一个部门的管理流程，都全程参与。1300多条评审标准的翻译和解读，也都由我来完成。我是个非常认真的人，性子是有点急，但一旦决定要做这件事，就必须得做好。正是因为认真，得到领导肯定，又让我参与了复评审，再一步步做到院办主任。我是用四年的时间，完成从临床医生到行政管理人员的转型。

唐晔：您适应了吗？

袁琳：刚开始并不适应，因为我是临床医生，原来的习惯就是，风风火火，性子直，脾气急。而行政工作，尤其是院办工作，就需要慢一点，考虑得更完善和全面一点，还要讲究方式方法，擅于体会各种表达背后的弦外之音（笑）。

经过三年，我好像慢了一点，但也没有慢到哪里去（笑），有些时候，人是很难改变的，我有两个最明显的特点，第一，性格直爽，有一说一，藏不住话，喜怒形之于色；第二，精力旺盛——院办主任真的需要精力无穷，打了两多月的仗，我看起来毫无疲态。其实，我原来在新生儿监护室工作，有过72小时不睡觉，当时科里叫我“金霸王小兔子”——续航能力最强，累得不成人形了，但只要在沙发上眯一会儿，就可以满血复活。这次疫情期间，我在医院睡了很多个晚上的办公室沙发。其实，这个岗位，心中要有一团火，火焰点燃爱和激情，才能真正地坚持下去。

唐晔：疫情期间，会因为工作压力而焦虑吗？

袁琳：最困难的时候，我反而是像打了鸡血，推着肾上腺素一样（笑），比方说，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突然把我叫起来，说有个病人病重了，我会霍地一下子从床上弹起来，精神大振，然后全身心投入。通常我很少焦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会拖泥带水、纠缠不清。我是典型理科生头脑，喜欢直截了当。说实话，院办就是以目标为导向，把一个个问题啃下来就行了。

其实，烟火人间，压力哪有不大的呢，关键还是要自己调节。我非常喜欢小林漫画，他有一句话，“你是天使，但是现在你还在人间的原因是，你重。”是呀，不会自我解嘲，还怎么混医疗圈（笑）？与武汉战疫前线的同行相比，我们还是很幸福的。

唐晔：疫情中，让您最感动的事是什么？

袁琳：有很多，比如七个月大的齐齐出院，穿着可爱的衣服，戴着可爱的口罩，被医护妈妈簇拥着，那个场景特别温暖。还有，卫健委通过光明集团给我们一线员工的家人送蔬菜，一位在隔离病房工作的护士的母亲，发来消息说：太感激了，感谢党、感谢医院，不是只有女儿一个人在战斗。我看了这条消息，心里像被春风拂过一样，之前虽然艰苦，但所做的点点滴滴，人们都看在眼里，所做的一切，都值得。

唐晔：疫情结束后，您最愿意做什么？

袁琳：度假。彻彻底底没有手机、没有微信地度个假。每当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想到院长对我说的那句话——袁琳，你再坚持一下，事情过去了放你两周假。虽然估计是空头支票（笑），但是有这个念想在，就是人生的乐趣，做人做事，哪里不是苦乐年华呢。

采访/唐晔 编辑/豆豆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