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祁观｜美军战疫⑤：罗斯福号的悲剧

“当我的丈夫将被征召至疫情一线时，感觉就像他要重回战场。我很担心。我会用一个吻来送别他。”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后，一位妻子在即将送别退伍军人丈夫时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境。对她来说，“英雄”与否并不重要，只求平安归来。对这名军人来说，应征是履行职责，大概也与“英雄”无关。

五角大楼在此次疫情早期公布指导文件时也明确说，“不要作英雄”。这不仅是保护也是纪律：在特殊环境下，履行本职责任，不冒险、不逞强；在信息不明或出现问题时，严格遵守纪律，不冒泡、不吹哨。

军队战斗力的根本不是枪长炮短，不是战略和作战思想，而是管理能力，是后勤、组织和人员的管理。如何确保战时战斗力、平时战备水平，还是民事支援能力，大规模传染病考验的是指挥链条和部门政治抗打击力，检验的是机构协调、物资调配、战备与防疫等目标的平衡能力。

运行良好的管理体系和响应机制，在鼓励一往无前的同时，应减小不必要牺牲。如果这是一场战争，美国、中国和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会有人做出奉献和牺牲，但任何一个“英雄”的“被”诞生也都可能是无必要甚至不幸的。

新冠疫情暴露了美军的管理失位，也将引发调整和纠错。历史上当对手看“空”美军时，往往也是它展现韧性和转“多”的时刻。不捧不踩看美军，此次疫情给了我们一次机会。

初期应对

1918年的H1N1让美军见识了病毒的可怕，之后数次战争中的斑疹伤寒、疟疾等疾病带来了巨大的非战斗减员，十年前的H1N1则促使美军完善了防疫体系。但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美军百年战“疫”积累再度暴露短板。自1月启动疫情应对以来，不能说美军毫无作为，但其措施的有效性受到了战略定位、战备要求、军内和政军关系等因素干扰，出现了层层管理失位。有失位，便会有人成为英雄或“狗熊”，有人“被英雄”或被“狗熊”。

与联邦和某些州政府相比，美军总体防疫机制的运转还是有序的。疫情爆发初期，美军采取的措施和力度虽然有限，但并不像白宫和美国社会那样盲目乐观。对于需要平衡全球战备的美军来说，整体应对是积极的，历史上经历过数次疫情打击的美军明白事态潜在的严重性，不断迭代的疫情响应体系也不是摆设。

1月底、2月初，美军由五角大楼抓总、北方司令部牵头，按程序启动了3551-13预案，要求各级各单位监控、排查、响应和控制措施到位，指挥及信息共享保持通畅。在那之前，社交疏离措施已经开始实施，除了必须接触涉密信息与文件的人员，其他人最大限度地远程办公，同时升级军队内网升级，提高涉密工作上网的可靠性。所有重要仪式均被取消，包括晋升、退休、履职等。军队院校全面停课，冬季小学期毕业仪式取消，部分学员被安排离校，在校人员停止训练与授课。国防部教育系统下属军人子女学校也转为网上教学。

此外，国防部对于人员隔离和流动做了统一规定。3月上旬，美军停止了所有因岗位要求而发生的非必要调动，时限60天，有效期至5月11日。这期间完成海外任务部署且必须回国的人员强制14天隔离，比如分批从阿富汗撤出的部队。

训练和演习均进行了调整，“欧洲防卫者2020”取消，“非洲狮2020”大幅减小规模，本土与海外基地均开始封闭管理，基层部队开始探索兼顾防疫与训练的途径，如陆军“气泡”方案。

不过新冠与过往疫情太不一样。快速蔓延、高传染性、长潜伏期、军队环境的易散播性、前期的政治性轻视，很快便使美军面临困境。而罗斯福号无疑是最典型的案例。

罗斯福号上的疫情

如果美军在这次疫情中的故事拍成影视剧，首个高潮大概会设定在4月的第一周：2日，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的舰长克洛泽尔因一封情况汇报及求援信被免职；7日，身处公共危机漩涡中心的代理海军部长莫德利辞职。罗斯福号舰员送别克洛泽尔时的口号和掌声，与莫德利之后登舰遇到的不满与嘘声，形成了戏剧性的张力。

与美剧《末日孤舰》的情节相反，这艘4800人的大舰不是病毒肆虐陆地后隔绝海上的希望，却是1995年美军阿肯色号巡洋舰H3N2爆发的升级版。克洛泽尔的离舰，似乎是英雄登场与吹哨者的殉道；莫德利的离职，则像是美国政军关系中“西服组”（文官）与“制服组”（军人）关系的崩坏。但事情真的如此单纯吗？

对此，坊间的议论已经很多，争权阴谋论、甩锅避祸论，等等。对于事情的全貌，我们尚无法看清，但诸多疑问都指向政军中高层在应对突发状况时的管理失位。

时间倒退至3月初。罗斯福号访问越南岘港，数十名水兵上岸过夜、“军民联欢”。这既是美越建交纪念的政治外交任务，也是美军对华战略信号。当时越南只有很少确诊病例，且都在北方的河内。

当岘港两名英国游客被确诊后，上岸舰员随即被召回舰。离越后，罗斯福号与同行的邦克山号进行了14天海上隔离，这期间防疫小组登舰。印太司令部和海军高层显然不是没有防备，但对登岸官兵却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谁的责任，是舰长、航母打击群指挥官还是高层？

24日，就在海上隔离即将结束前，三名反应堆水兵确诊。由于舰上没有检测设备，这三人出现发热等症状后，咽拭子样本被送往岸上实验室。美军目前只有两家海外实验室具有核酸检测能力，较近的在韩国。检测能力的普遍缺乏导致了海军整体应对的滞后。同一天，三人被转移下舰，与三人密切接触的人员进入隔离，但舰上隔离效果有限，且仅对密切接触者隔离已意义不大。海军作战部长吉尔迪同日表示，不会因为出现病例而让罗斯福号终止任务周期。

25日，美军发布第二轮全球“禁足令”。同日，防长埃斯珀就疫情举行了首次新闻发布会，明确防疫措施不会在全军“无差别”进行，处置权将下放到战区和一线指挥官那里。翌日，美军发布全军疫情备忘录，同样强调了这一点。

处置权下放对于全球部署的美军是有必要的，因为各地疫情环境和任务属性及要求差异都很大。但问题在于，五角大楼、海军、印太司令部均没有明确各级部队在面对不同情况时的备选方案，也未针对权力下放后的信息反馈与单位协调做出统筹安排。事后证明，平时的军政、军令系统与指挥链无法完全适应复杂、迅速且多变的疫情条件。在这期间，罗斯福号确诊病例升至30多人，并拿到了约800份试剂盒，虽然杯水车薪但聊胜于无。菲律宾和南海任务改为驶向关岛。

26日，罗斯福号抵达关岛，开始大规模人员检测。舰长克洛泽尔希望尽快全员下舰并隔离，但被否决。

打击群司令、印太司令部、海军部、五角大楼的主要考虑是如何权衡战备需要和隔离措施，决定军机未离舰，战备任务不解除，而关岛当地的收治能力也有限。不过，还是有1000人被较快安排下舰，只是不能离开码头隔离区。同时，高层继续协调岛上海空军设施和当地酒店宾馆，准备加大下舰隔离人数。舰上确诊人数继续上升，很快超过了100人。

30日，克洛泽尔忍无可忍，发出了那封被媒体广为报道的邮件，“我们并非身处战时……没有必要让水兵们去死。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便无法照看好海军最为宝贵的财产——水兵们”。他请求在舰上保留10%的人员，以保证核反应堆等关键设备的安全运行，其余90%全部下舰隔离，进行单人隔离，而非当时在码头采取的并不符合海军部规定的集体隔离。

31日，海军代部长莫德利向媒体表示，将在一两天内完成总共2700人的离舰隔离。不过，太平洋舰队司令艾奎利诺明确表达了与海军部不同的意见，他拒绝为这一数字背书，并继续强调舰上隔离的重要性，以便在必要时随时重返战备值班。此时，罗斯福号已完成1200人的检测，已出结果中593人呈阴性，93人呈阳性。

4月1日，海军作战部副部长伯克召开发布会解释海军防疫政策，其发言对象显然包括海军之外的单位，不似维稳而更像是争取支持。就在前一天，美军运输司令部在被问及是否准备支援海军时，表示后者有足够能力，不需要帮助。

2日，在没有详细调查的前提下，克洛泽尔被解职。官方理由是，他未经直接上级航母打击群司令同意，通过非加密电邮发信，并抄送直属指挥链之外的数十名军方高层，间接导致邮件被泄露给媒体，这些违规行为造成了泄密和无必要的恐慌。

6日，海军代部长莫德利飞抵关岛，他对罗斯福号舰员讲话，指向媒体泄露信函的行为是“背叛”，称克洛泽尔作为舰长是天真或愚蠢的。在零星可闻的嘘声中，莫德利制造了一起军政公共信任危机。

7日，莫德利在政治和舆论压力下辞职。

8日，罗斯福号完成2874人的检测，累计286人呈阳性，占了海军确诊总数的一半。截止当天2300多人下舰隔离。

9日，罗斯福号出现第一例重症监护病例，他在3月30日检测呈阳性，在岛上与其他四人一同隔离。

10日，防长埃斯伯与海军作战部副部长伯克均表示在针对克洛泽尔的调查出结果前不会对他采取任何措施，且不排除重新任命他为罗斯福号舰长的可能性。

13日，在关岛海军医院重症监护室的这名水兵因医治无效去世。这是美军第二例新冠死亡军人，首例现役。

此时，罗斯福号3900人（即81%）下舰隔离，92%的官兵完成了检测，585人呈阳性，占海军确诊人数一多半。美军因新冠死亡15人（统计不仅记入军人），这名水兵外，一名新泽西州国民警卫队成员，6名文职，2名家属，5名承包商，死亡率0.3%，低于全美的4%。全军感染率为每百万人1222例，全美比例为1607。

战略与管理

客观来讲，克洛泽尔的越级上告和抄送行为，破坏了军中的指挥关系和信任。他是为兵请愿的好官和吹哨英雄，还是不讲政治、沽名钓誉之徒？又或是为了对冲更大过失而主动自爆？此类诛心之论，无从评判。在克洛泽尔被免职十余天后，有报道称，舰上其他军官曾要求联署那封“泄密”邮件，而克洛泽尔为保全他们的仕途拒绝了。

莫德利对公共危机的处理糟糕至极，作为代理海军部长，他在军备、财政等各方面所展现的领导力也谈不上突出。但他的意外升迁是否为文官政府对军队高层的僭越，其对克洛泽尔“先免职、后批评”的处理是否“西服组”的极度膨胀？这些猜测可能让人掉进阴谋论的陷阱。不过一周之内莫德利的解职和辞职是否为走狗良弓、替白宫“背锅”？纽约时报4月12日的报道几乎明示了这种可能性。

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K-19：寡妇制造者》。那部美式英雄主义电影取材于苏联历史事件，艇长在核泄露事故后，为保全幸存艇员而葬送了自己的前程。在美军当下缺乏统筹和领导力的应急管理体制下，所有人都可能成为指挥链条和政军关系中的夹心饼。

今天的美军，在大国竞争战略的定位下，不敢也不愿战备停摆。如何在全球部署、战备维持和疫情防控之间取得平衡？此间的挑战和压力，小到军人家庭、基层部队，大到战区和军种，都能感觉到。

还是以美军航母为例，其质量和数量冠绝全球，但依旧捉襟见肘。老舰维护周期习惯性拖延，新舰又迟迟不能服役，虽调整了部署轮换周期的安排，但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今年1月才从中东返回圣迭戈的林肯号，因杜鲁门号出现电气系统故障而被迫延长战备值班长达3个月，创下美国航母连续部署的纪录。而杜鲁门号在完成第5、6舰队部署之后返回诺福克的原计划也因为岸上疫情而中断，4月中旬依然“孤悬”西大西洋。福特号依然在美国东海岸进行测试，比计划部署时间已拖后数年。太平洋舰队的四艘航母华盛顿、里根、尼米兹、卡尔·文森号均出现新冠确诊病例。

在罗斯福号疫情蔓延的同时，印太司令部的工作核心是如何进一步推进大国竞争准备。一方面是力推“印太作战概念”，要求印太地区美军各军兵种之间、与盟军友军之间以更加固定化、持续化的方式建立训练和作战联动。同时，按照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要求，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4月1日向国会提交了一份价值200亿的备忘录，旨在推动“欧洲威慑倡议”的太平洋版本，计划在未来5-6年从杀伤力、军力结构、盟友与伙伴军事关系、演习试验和创新、后勤等各方面全面加强美军的印太存在。

大国军事竞争的定位，对美军各军兵种和战区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如何在大规模非常规威胁下维持对后勤保障、政军协调、组织和人员的有效管理，无疑将成为美军疫情后的检讨重点，不宜低估美军的纠错和迭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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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祁昊天，系北京大学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