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看周总理的外交智慧

本文摘自《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作者熊向晖。

1954年，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中、苏、美、英、法都派代表团参加,引起广泛注意。在“新闻之家”登记的记者近千名,这在当时是破纪录的。周总理规定,除新闻发布会外,外国记者同中国代表团接触,一律通过新闻办公室。总理对接待外国记者的工作,作了五条原则指示:

(1)来者不拒,区别对待;

(2)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盲动;

(3)记者提问,不要滥用“无可奉告”,凡是已经决定的,已经公布的,经过授权的事,都可以讲,但要言简意赅,一时回答不了的,记下来,研究后再回答;

(4)对于挑衅,据理反驳,但不要疾言厉色;

(5)接待中,要有答有问,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结交朋友。

新闻办公室设在宝瑞华旅馆,来访的外国记者很多,有时应接不暇。他们着重询问中国各方面的情况。总理对此早有预见,事先就让有关部门编写了介绍中国情况的材料。此外,还带去了国内出版的外文书刊。有了这些材料作依据,对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基本上都能回答。总理指定人进行了检查,认为没出差错。总理听了汇报后说:没出差错,只能算勉强及格。你们接待外国记者的方式还太呆板,还只是“守株待兔”式,效果还不很大。可以为友好的记者举行小型宴会,为一般的记者举行大型冷餐招待会,请他们吸中国烟、喝中国酒、吃中国菜,边吃边谈,让人感到无拘无束,轻松活泼。这不是吃吃喝喝,是为了便于你们宣传“自己”,了解对方,结交朋友。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执行我们的外交政策。

不久,越来越多的西方记者询问中国的外贸情况,我们原先准备的材料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总理说:让雷任民(外贸部副部长)当代表团的顾问,就是为了这一点。总理要新闻办公室为外国记者举行一次中国外贸问题座谈会,由雷任民主讲并答问。

这些方式是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所未采用的,外国记者反映很好。有的说:中国人熟悉西方记者的心理,事先准备周密,易于使人了解中国。有的说:雷任民的介绍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并不拒绝外资,任何国家都没有同中国贸易的优先权。有的说:从周恩来和他的助手身上,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自信、乐观和组织能力,他们具有没有大国架子的大国风度。有的说:严肃和热情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可是在周恩来和他的助手们身上,这两种性格融洽地结合在一起,这真是奇迹。

总理及时了解到这些反映,但他更注意对我敌视的反映。美国有个记者说:在日内瓦看不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几亿中国人民的悲哀和愁苦,更看不到他们对共产党专政的憎恶和仇恨。总理了解到这种反映后,让我们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国庆节的纪录片。他特别交代:要选好放映日期,不要在开会的日子,也不要在周末,把请柬分成两种,一种指名邀请,一种不写名,就放在“新闻之家”,准备让台湾、南越、南朝鲜以及不便邀请的美国记者自取。放映时根据中文解说词,用英文通过扩音器做简单说明。

按照总理的指示,我们放映了《1952年国庆节》。能容纳350人的电影院座无虚席,还有人站着看。放映过程中,不时响起掌声。放完后,掌声雷动,观众纷纷向我们握手祝贺。普遍反映,印象深刻。有的说:不能再用1949年以前的眼光看中国了;有的说:美国不少记者也来看,不知他们做何感想?瑞士的一位记者在报道中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苏联代表团的新闻联络官说,这是个创举,表示要向我们学习。

听我们汇报了这些反映后,总理问:有没有批评意见?我说:间接地听到美国一个记者说,这部影片说明,中国在搞军国主义。总理说:即使是个别人这样说,也值得注意,再给他们演一部《梁祝哀史》。

《梁祝哀史》是根据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编拍的彩色戏曲片。当时刚刚拍出,我还没有看过。为了便于向外国记者介绍,我们在旅馆里先行试映,旅馆的一些瑞士职工闻讯也来看,但放映不久,他们就一个个地走掉了,显然是看不懂。我要是不看字幕,也听不懂唱词。我想,让外国人看这部电影,真是“对牛弹琴”。但还得尽力而为,便请懂越剧的同志将剧情介绍和主要唱段写成一本十五六页的说明书,准备译成外文,发给外国记者。我先把剧名译成英文,叫作《梁与祝的悲剧》。我向总理汇报试映的情况以及所做的准备,不料总理批评我是在搞“党八股”。他说: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总理说:只要你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作3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做其他解释。你就这样试试,我保证不会失败。不信,可以打赌。如果失败了,送你一瓶茅台酒,我出钱。

我说:说明词写好后,请总理审定。总理说:那是你的事,我不越俎代庖。我们照总理说的去办。为了停车方便,租用了旅馆的大餐厅。放映前10分钟,250个位子坐得满满的,王家松也来了,后到的无处可站。放映过程中,和上次不同,全场肃静。我举目四顾,都在聚精会神地观看。演到“哭坟”“化蝶”,我听到啜泣声。放映结束,电灯复明,观众还如醉如痴地坐着,沉默了大约1分钟,才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们久久不肯离去,纷纷发表观感。普遍认为: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有的说:简直忘了是看电影,仿佛置身于画图之中。有的说,想不到色彩这么绚丽。友好的记者为电影的成功感到骄傲。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之后,这部电影又在更大的范围放映了几次,许多社会名流称赞色彩、音乐的美,说这是“东方式的细腻的演出”。一位美国教授不请自来,看后要求购买拷贝。他说:应当把这部电影拿到美国去,让好莱坞那些只会拍大腿片的人看看。总理还让负责交际工作的王倬如拿到卓别林家里放映,这位电影大师也称赞不已。“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多么贴切,多么吸引人,这简单的几个字,蕴含着多么丰富的知识和高超的智慧啊。

我向总理汇报演出获得巨大成功时,谈了自己的感受。我说:这使我进一步懂得对外宣传的重要。总理说:问题在于宣传什么,怎么宣传。——他告诉服务员,给我一瓶茅台酒,记他的账。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熊向晖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