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芒市｜给委事巴图鲁守备委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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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纸由蓝色花纹镶边，正中用红笔圈出“委牌”两个字，文中的三枚印章已经模糊，分辨不出。笔者拟名为《大清五皇叔平南王为给委事巴图鲁守备委牌》（以下简称《委牌》），其文说：

大清五皇叔平南王为给委事，本御自驾言出游，历年一纪，我生不辰际，斯危境回逆猖獗，肆行无忌，霸占城疆，生灵涂炭，罪恶贯盈，天命诛之。目睹神伤，忧心殷殷。念我土宇，尤惧玉石而俱焚。因旁招俊彦以策划。幸得素奋英勇之忱，常怀精忠之志，堪以委办军务。赐巴图鲁守备世袭之职，以专责成合行给委为此，仰尔遵照奉行，外人不得挥入侵夺。今值本御顺天讨逆之秋，应该尔督率师旅进攻之。俟有文事者，必有武备，运筹帷幄之众，决胜千里之外。上报国恩，下安黎庶。凯旋之日，论功升赏，有始有终，凛之慎之，勿违切切。须至委者。

右委恩赐巴图鲁守备。 准此

咸丰十二年九月。 日委

王一限升赏日（乡）

这一份《委牌》落款时间为咸丰十二年九月（1862年），而历史上的1862年为同治元年，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前文已书，不再赘述。关于委牌，一是“巴图鲁”是“英雄”的意思，是授予的勇号，文中“幸得”之后原文空白，即可以填写姓名；“以专责成合行给委”之后也是空白，留出填写姓名。二是关于“守备”的职务，有必要了解清朝对应的职官职责。在清朝有总督、提督，镇守、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营总等职。“督等官，提督军务总兵官，从一品。掌巩护疆陲，典领甲卒，节制镇、协、营、汛，课第殿最，以听于总督。镇守总兵官，正三品，掌一镇军政，统辖本标官兵，分防将弁，以听于提督。副将，从二品。为提、镇分守险汛曰提标，为总督综理军务曰督标中军，将军标、河标、漕标如之。参将，正三屈。游击，初制正三品，顺治十年改从，掌防汛军政，充各镇中军官。都司，初制正三品。顺治十年改从。十八年改正四品，康熙九年复故，二十四年定正四品，所视参、游，充副将中军官。守备，初制正四品，康照三十四年定正五品，掌营务粮板充参、游中军官。千总，初制正六品，康三十四年，营总改从六品，五十八年复故正七品，外委把总，正九品。额外外委，从九品各掌营、哨汛地。”（《云南史料丛刊》第七卷《清史稿有关云南事迹摘抄》，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71页。）其中，“守备，初制正四品，康照三十四年定正五品，掌营务粮板充参、游中军官。”另“武职非世袭者，云南守备三人。丽江府一人。中甸、迭巴二人。”（《云南史料丛刊》第七卷《清史稿有关云南事迹摘抄》，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71页。）

《委牌》是给予的一种奖励，授予“巴图鲁”的称号。授予“巴图鲁”称号的人，给予委牌，并明确工作的职责，进行武备的准备，胜利归来，并给予奖励。杜文秀起义的事件，是授予“巴图鲁”守备的直接原因。

以上是三份文物文字的粗浅解读。

如今，这三份纸质“文物”传到了杨必君的第八代传人——杨定福手中。笔者产生了几个疑问：一是奸宄杨春是何许人？与历史上杜文秀起义是什么关系？二是大清五皇叔平南王是谁？此人很可能指的是嘉庆第五子惠亲王绵愉。此人在咸丰朝地位比较高，一般议政，多以他领衔，曾被授奉命大将军，咸丰三年总理巡防事物。至于为何有平南王之名，是否实封，还是俗称，还需要再做考察。三是巴图鲁守备委牌授予了谁？有什么功能？如何传到了总头人杨必君的后人手中？一个个疑团，让人疑窦顿生，不得其解。

杨定福告诉笔者，他家世代居住在河头村，他没有上过学，不识字，所以并不知道执照书写的内容是什么。他说，这些文物都是一代传一代留下来的，以前是我奶奶保管着，父亲去世时候，只留下这句遗言：“好好安着，以后有人来问，有个证明。”于是，大字不识的杨定福就精心保管着，轻易不拿出来示人。我们询问他：“你小时候有没有听到长辈们讲述先人杨必君的故事？”他回答：“没有。我的父亲没有读过书，为人平易、少言寡语，从未向我们提及，所以我也不清楚祖辈发生了什么？”尽管生活艰难，但是杨定福老人从来没有出售祖传物品的想法。普通民众不具备科学的保管方式，虫蛀、水毁、火焚、遗失……任何一个意外，都能让它毁于一旦。200多年前的薄薄纸片能够保存至今，实属难得。

如今在河头村里的老人还在闲谈中偶然提起，我们村当时是茶马古道的要隘，村里的靑石板路马蹄声声。村里有三道寨门，记忆中小时候还在着。所有过往的商贩、骡马都会经过位于尹帕寺附近的一道寨门，寨门是土木结构的，有一道门房，住着一个门官，所有经过的人和物都要检查。一到晚上就会关上大门，防范土匪来抢劫。而从这三份遗留下来的“文物”中，可以证实一点：当时的土匪猖獗，其“毁坏神像，戕官夺城，霸疆占土，屠民烧寨，生灵炭涂，所到之处尽掠一空，藉有漏网之幸，老者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饥色之悲，饿殍之叹，漫山遍野，不知几千万亿耳。”“甚至妇女被其凌辱，吞钓之鱼摆尾难逃，实可哀哉，孩稚掠为弟仆，伤弹之鸟挥翅难飞，不亦惨乎”。

诚然，这三份文物虽然有虫咬之伤，但是至今保存完整，相当珍贵。尤为重要的是，其作为重要的文物和文献，补史志记载之不足。文献保存完整，记录了土司的管理方式，证明了咸丰期间的历史事件对土司辖区范围的影响，也一定程度还原了200多年前的河头村风貌。对于这三份文物内容、历史背景及史料价值的解读，笔者只是抛砖引玉，留待专家和学者做进一步的研究，再来解疑释惑。（完）

文图：刘祥元、肖素梅

原标题：《史话芒市｜给委事巴图鲁守备委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