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格莱德：唯有生活永恒③

通过前两期的“塞尔维亚故事”，我们一起了解了这个命运多舛的国度的历史与现状。今天是该系列的最后一期，也是由过去承接未来的一期，让我们继续跟随作者曹然，感受这座拥有厚重历史的记忆之城。

往期内容

《塞尔维亚故事丨贝尔格莱德不愿被描绘》

《塞尔维亚故事丨无论如何，还得生活》

曹然丨文

（四）“新柏林”的秘境

2012年夏天，我决定离开塞尔维亚，放下巴尔干研究，回国寻找出路。

这个决定，一样是在河边堡垒的草地上做出的。望着依然平静辽阔的萨瓦河面，突然感到一阵尖锐的酸楚：我受这座城市、这片土地的感召来到这里，但始终无法成为一个塞尔维亚人，一个可以因为当下而忽略未来的人。我并不知道这种感召通向哪里，但它居然如此强烈，令人惶恐不安。而我做不到像这座城市一样，任凭时间给出答案；在一个有根深蒂固线性时间观念的人看来，这如同任泥沙入海，最终了无踪迹。

但我像每个贝尔格莱德人一样，已然习惯让萨瓦河水见证生命中那些重要时刻。欢聚或离散，大笑或是流泪，只要来到这里，总能听见一个承诺：无论道路如何，幸福是可能的。

 萨瓦河 （图源网络）
 

回到北京之后，在琐碎的日常工作里，每次看见天空总能想起贝尔格莱德。这些流动的云彩是否会一路飘向萨瓦河畔，成为那片“独一无二的天空”的一部分？在最迷茫空虚的时刻，曾经想过索性放弃，就此随波逐流消磨意志罢了。可一旦想起那座城，那段来路的坎坷与甜蜜就变得鲜活，它已成为我自己的一部分。它能包容一无所成，但受不了死水般无波澜的生活。

2016年冬天，我辞去做了四年的工作。当年那份感召并没有消失，我决定试着去描绘它的形状。翻过西巴尔干的崇山峻岭，在一个气温零下二十摄氏度的深夜，我乘火车回到贝尔格莱德。

窗外出现火车站熟悉的土黄色屋顶时，我想起了当年告别时卡特琳娜和伊琳娜在车窗外挥着手大喊：“你会回来的！很快就会的！”一年后，她们一个回到美国，一个去了德国打工，月台上反而空落了。

这座城市好像没有变；又好像不一样了。在巴尔干十年来最冷的冬天里，我和亚历山大穿过共和广场和波西米亚区，去找一家禁止吸烟的酒吧。冰冻的路面上行人寥寥，我甚至有一种错觉：这座城市空了吗？这几年我错过了什么？

然而推开酒吧大门，这种感觉立刻消散了。满满当当的大厅里，古董家具质感依旧，人们的谈话依旧亲密愉悦。而且与过去不同：英文对话随处可见。

孤僻、醉心于绘画的亚历山大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本来只是来旅游几天的德国朋友留下来了，靠远程写代码生活。路过这里的巴西姑娘也留下来了，嫁给了画圣像的塞尔维亚丈夫，教桑巴舞和葡萄牙语。还有原籍塞尔维亚的美国人，第一次访问故里就决定留下，做了英语－塞语翻译。这股愈演愈烈的潮流让亚历山大不太理解。“你知道，几年前这里都没什么外国居民。来旅游几天可以，但要来生活简直难以想象。这里是战后国家，是欧洲野蛮神秘的角落，不开化的地方……”

要说五年前我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时完全不这么想，是不可能的。历史和现实的纠结吸引着我，但不可避免掺入了猎奇和历险的成分。而现在的贝尔格莱德再也不是蛮荒之地了：越来越多的廉价航空公司将它定位为周末好去处，十几欧元的机票轻松把你从伦敦、巴黎甚至马德里带到这里。欧洲经济的整体走弱使越来越多自由职业者发现了这片乐土：生活成本低而质量不打折扣，交通四通八达，夜生活惊人的丰富，且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社交恐惧症。

从北京回到贝尔格莱德，这种感受尤为强烈。我在共和广场附近的小公寓安顿下来，窗外看得到大半个市中心。尽管北京也具备所有生活要素，但在这里，一切似乎刚刚好放在你的掌心。若想去公园野餐、喂鸽子，想去圣萨瓦大教堂听晚祷，不必跋山涉水、地铁转公交，不必在无尽的堵车中身心俱疲。只需拎上啤酒和烤肉，晃晃悠悠步行一刻钟。在路上，或许还在露天咖啡座撞见几个朋友，当下就约好去码头区仓库酒吧喝一杯。

 贝尔格莱德街头 （图源网络）
 

我们在一个旧仓库改建的俱乐部里找到了奥列格。几年不见，他有些谢顶，但欢乐的情绪更强了，头戴画家帽、身上依然是不修边幅的旧大衣，手拿香烟大笑着给了我一个熊抱。他当上了文化公司的经理，工作就是接触西巴尔干的各种先锋乐队、剧团和舞团，安排他们到公司小剧场演出。我在媒体上看过报道，近两年这家公司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很快就要把剧场开到萨拉热窝和萨格勒布。 

“现在的生活太酷了！”他的日常就是和艺术家们谈生意，在咖啡和酒精气味中完成工作，然后奔赴夜场在实验戏剧中客串登台。他最新一部戏叫《我们在塞尔维亚的生活是什么鬼》。上一个夏天，他注意到夏季演出间歇期时大批外国游客无剧可看，就和朋友几个通宵写了这部剧。“说的就是90年代以来我们谜一样不可解的生活。”

我对他表示羡慕；他过上了最适合自己的生活。 

“但我没像你那样去了那么多地方，又是中亚又是美国的，中国我也没去过呢。”近年来他去的最远的地方是阿尔巴尼亚，开车走过海岸壮观的悬崖峭壁。 

我说：“你不需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就能找到自己的生活。”他想了想，又咧开嘴大笑起来，和我碰杯。

同样的话亚历山大和我说过。他家离斯拉夫广场不远，冬夜里我跟着他爬上自家天台，整个城市的灯火尽收眼底。不同于大城市的灯火辉煌，贝尔格莱德低矮紧凑的建筑织出一张地上的银河，黑暗中并不去争夺月亮和星星的光芒。为数不多的几座高层大楼孤零零立在黑暗里。我们裹着毛毯，脚边放着红酒，打算等到日出。 

“或许，这就是我不急于搬到其他地方的原因。”他说。一片沉默；无须解释与争论。

是啊，还能去哪里呢？是纽约、伦敦，还是巴黎，能回馈我们这样的生活？能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插画家、一个工人的儿子买下看得见如此风景的房间？

在黑暗与寂静中，我们知道城市脉搏日夜不息跳动着。看似死气沉沉的屋檐下，是地下俱乐部、左派小政党的酒吧、废弃电影院改装的小舞台。晚上10点，这些地方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初来乍道的人摸不进圈子，要跟对了人才能揭开一扇扇门背后隐秘的世界。

我和亚历山大从一个仓库逛到另一个，一天午夜突然闯进了四十年前的世界：在这个波西米亚区厂房角落里藏着一个迪厅，安装了银色球形旋转灯和血红色塑料吧台，戴假发的女服务生穿卡其布无袖裙，音乐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最火的南斯拉夫摇滚。“举起手来／做好准备／没有车，没有车去普里什蒂纳……” 

我们跟着唱了起来，随着音乐摇摆，这首歌本是形容科索沃的首府普里什蒂纳是个文化荒漠；在科索沃已经不属于塞尔维亚的今天，它有种无可奈何的感伤。酒精和逐渐升高的体温作用下，逐渐微醺，自称不问政治的他也激动起来，“我由衷敬佩死守在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连根都失去了，人还算存在吗……” 

 贝尔格莱德街头 （图源网络）
 

1991年夏天，南斯拉夫内战爆发前夕。亚历山大全家在希腊度假。斯洛文尼亚开战的消息传来，在一片祥和的希腊海滩，父亲突然变得暴躁不堪。他因为衣服摆放不合意发火，因为儿子们吵闹发火，和妻子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吵。“战争来了，”他念叨着，“这种时候我们要回贝尔格莱德去。”假期才过了没几天，一家人提前踏上归途。 

故土和他们的命运紧紧缠绕在一起。 

我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联系是否也是如此呢？面对永恒的天际线，为何同时感到甜蜜、哀伤与痛苦，似有一只手攥紧了心脏？

我想，我不是唯一有如此感受的异乡人。渐渐地，英文媒体开始称贝尔格莱德为“新柏林”，因为这里的一切恰似铁幕倒塌之际的柏林：一个刻着战争伤痕的处女地，欧洲版图上的边缘地带，有一群西方人难以理解的人民和相差无几的生活条件，以及低得不可思议的物价。当时的柏林就这样成了嬉皮士、亚文化群体和其他理想主义青年狂欢的天堂。

我第一次去废弃电影院改建的隐蔽剧场KCGRAD，就是长居于此的美国程序员安德鲁带我去的。时光流逝，他已经摸清了城中大部分秘密。剧场椅子已经全部拆掉，变成了舞池和散落的坐垫。我们席地而坐，听赤裸上身戴着天使翅膀的男歌手唱mellow歌曲（迷幻轻柔的电子乐）。几曲完毕，他又换上塞尔维亚传统马甲，唱起了东方哀伤调调的民歌，似乎是关于一个黑发美人。我们聊着他的愿望：买一所萨瓦河边的房子，永远留在这里。

但是，有一小撮本地精英们对“新柏林”的说法嗤之以鼻。他们认为，贝尔格莱德没有柏林蓬勃的创新力量和经济实力，触目惊心的人才流失迟早将它变成荒漠；而我们视为空气的文化狂欢也并未创造出什么，只是深渊中排解苦闷的出口罢了。无论文学艺术或电影，塞尔维亚都已沉寂多年。《地下》这样的杰作，没有再出现过。 

这个冬天，还有一批初来乍到者是来自中东和非洲的难民。在火车站附近的废旧仓库，领取食品、服装的队伍如潮水般流淌。但这一次，市民们成了旁观者。他们望着阿富汗人、巴基斯坦人和叙利亚人在队伍里缓慢移动，彼此打听着下一次慈善机构发放大衣还是棉鞋。然后他们消失在火车站后面的废弃仓库里；不时发生小团体之间的斗殴，落败的一方晚上搭起帐篷住进了街心公园，升起一堆堆篝火。他们的目标是冲破匈牙利边境的封锁，前往德国、英国或法国，稳住脚跟后把留在后方的家人接来。回头则意味着前功尽弃。

每天清晨，我顶着灰蒙蒙的天色到火车站与其他志愿者汇合，到仓库里帮忙分发食品，再到服务中心分发衣物。四处是拖家带口、衣衫褴褛的人们，在垃圾遍地、异味刺鼻的室内席地而坐。经历了20世纪的动荡，贝尔格莱德人一时无法相信居然有外国人来寻求庇护。但或许也正因为此，他们大多带着同情注视着他们，自发送来衣服和食品。“我们尝过流离失所的滋味，”妇女中心志愿者米丽说，“我们理解他们。” 

空闲时，我陪他们玩牌、下棋、做手工，陪他们度过漫长的等待时光。我们聊着警察在希腊海岸怎么差点弄翻了他们的船，匈牙利警察开枪击中了一个同伴，保加利亚警察放狗追逐女人和孩子。他们说，只有塞尔维亚警察温柔友好。虽然政府下令所有难民近期必须住进七个封闭难民营，慈善团体也被建议停止在火车站开展活动，但警察没有采取任何干预措施。一辆孤零零的警车停在仓库外，偶尔见到一两名警察在旁闲庭信步。我们每天分发物品也没有任何人打扰。能够留在火车站这一开放空间，对于难民们而言就有了更多希望：不受政府控制，不会被遣返回马其顿或希腊，能够一次又一次尝试从北部边境进入欧盟。

或许我们都是深渊中的流浪者，才会从世界各地追随这座城的魔力而来。它就是一座方舟，于迷茫苦闷中与我们共振，从不评判。在它阅尽沧桑的眼中，万物自有逻辑。

（五）有多少青春能重来

一个早春午后，阳光隔着薄雾笼罩在水面和岛屿上。岸边漂浮着一些塑料瓶和包装袋，静止的驳船仿佛还未解冻。冬天的枯枝和灰色、白色的水鸟一同顺流而下，直到不远处的泽蒙镇，萨瓦河与多瑙河缓缓交汇。这里曾有贝尔格莱德最厚的冰层。岸上，猎犬互相追逐，人群漫无目的地闲逛。

在这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为什么热爱这座城市：它历尽了苦难，具备所有伟大的潜质，却永远处于青春时代。

我和亚历山大沿着缓缓上坡的老街爬上河畔高地。这座曾被毁四十四次的城市发源于此；或者说，四十四座城市的幽灵在此共生。在卡里梅格丹城堡周围，历代的砖石层层叠叠。由上而下，途经伊斯坦布尔门、塞尔维亚国王斯提凡之塔、卢吉查东正教堂、奥斯曼达玛阿里帕夏陵墓、奥地利水井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六世之门。传说匈奴王阿提拉的坟墓深埋于城堡之下，凝视着萨瓦河与多瑙河交汇。占据制高点俯瞰河水的是纪念塞尔维亚在巴尔干战争中战胜奥斯曼帝国与奥匈帝国的胜利者之像；2014年，最新树立的塞尔维亚－俄罗斯纪念碑献给了这场战争中为保卫贝尔格莱德牺牲的两国士兵。

“你会留下吗？”他突然问我。

我会的，心里有个声音在呐喊。我可以和这座城市一样无数次从头开始，重新生长。无尽的历史层叠没有把它变成一个老人。青春的模样就是如此：无穷无尽的长日从沐浴永恒阳光的萨瓦河畔掠过。余晖中有金色的城堡，脚下是广阔的草地。儿童和狗在奔跑。通向市中心的米哈伊洛国王大街上，橱窗后的甜食、古董和华服散发香气，恋人在露天咖啡座和狭窄老街的暗影中享受酒杯和呢喃。独属于青春岁月的敏感与热烈在空气中燃烧。 

 贝尔格莱德的夜色 （图源网络）
 

在早春的芬芳与河水的气味中，年轻男女的脸庞与谈笑声甜蜜而热情。斯拉夫人的轮廓中融合土耳其人的神采，天生美丽而泰然自若，对你毫无保留。若只是询问塞尔维亚人在哪买公交卡，可能瞬间已被簇拥到准确地点、手把手教你完成了整个过程，然后对方以完美无瑕的风度表达认识你荣幸之至，再握手道别。

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回到贝尔格莱德，沉醉于青春时代的港湾。这里只有当下，谈论未来和计划都是徒然的。而我，正好不愿去想。 

走在夜里冰冻的大街上，亚历山大突然在一栋老房子前面停住脚步。这是一座新古典主义建筑，外观上看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推开沉重的大门，高高的门廊里面一片漆黑，似乎就已无人居住。“我记得这个地方，”他示意我跟着他往前走。摸黑上了老式旋转楼梯，我脑海中正浮现出种种鬼魅的场景，他不知在哪里摸到了灯开关。空间顿时被昏黄的光线点亮，我才发现身处一个奇异的空间：楼梯上遍布美丽的马赛克花纹，已褪成淡蓝色的天花板上，手绘的植物四处延伸。

我不知道是什么人给这座老屋留下了这样的印记。他是一个永远不乏奇思妙想的贝尔格莱德人，还是偶然浪游于此的过客？这座城市诸多隐秘角落背后的传奇或许早已不可考，但都成了无穷无尽历险的一部分。

我知道，亚历山大问我这个问题，不意味着他将计划改变自己的生活。我们每周在深夜见两三次面，放任自己沉迷于宿醉般的历险。其余的时间里，我们努力维持“日常劳作”：我写作、去难民营值班、见形形色色的人，他关在家里赶堆积如山的画稿，高峰时期一连几天与世隔绝。他一连两三年都想着去葡萄牙度假，去年甚至连房子都看好了，到头来还是因为过度疲惫留在了家里。作为贝尔格莱德人，他有种少见的焦虑。没有创造出真正的杰作之前，他停不下来。筋疲力尽时，他只需要顶楼的露台：整个世界仿佛都在眼前，很大又似乎很小。 

我们默契地不谈未来。我会留下吗？如果我有答案，一定只与我自己有关。

我眼中的贝尔格莱德容不下庸常的生活。但若是在任何地方落地生根，又怎能不陷入庸常呢？这真是一个悖论。宿醉再怎么五彩斑斓，能长久吗？ 

有些人期待战争带走这种庸常。我认识的一对打零工为生的年轻夫妇，梦想着为国而战，击溃阿尔巴尼亚人、夺回科索沃。他们喜欢谈论科索沃对于塞尔维亚的神圣意义，从今天一直追溯到14世纪。他们对上一场战争的印象局限于北约轰炸时期在地下室“躲猫猫”或者被父母派去走街串巷寻找面包和香烟；对孩子而言，这简直是一种游戏。他们怀念那些日子，仍然在平淡的生活中寻找英雄主义。女孩们对男人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她们互相打听某人是否参过军？要是用公共服务代替了兵役，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免于兵役，那么……她们露出怀疑的表情。真正的塞尔维亚男人不能回避这个传统。 

2017年1月14日，一列用二十国语言喷涂“科索沃属于塞尔维亚”的列车从贝尔格莱德驶向科索沃北部的米特罗维察。自1999年科索沃战争以来，这一路线就已停驶了。除了坚守在北部飞地的塞尔维亚人，没有人再去科索沃。这辆列车像一座教堂，装饰着东正教圣像，载着政客们驶向边境。最后关头，总理声称科索沃当局在边境附近埋下了炸弹，叫停了列车。 

“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想到这一出的，”我的朋友维斯娜笑得前仰后合，“一定是有人心血来潮：‘我们比比谁的主意最蠢吧！’如果我是科索沃政府，一定开枪扫射他们，突突突全部干掉！”她比出拿枪的手势。 

 科索沃战争时期的人们 （图源网络）
 

考虑这些问题大概没有思考如何度过二十四小时重要。无数年轻人唾弃政治，只醉心于爱情、艺术和派对，像奥列格那样始终处在精神亢奋中。但对于有意改良社会的人，眼下是种煎熬。

最困惑的时候，好朋友萨尼亚提议去街上帮她分发杂志。她和几个死党创办了公益杂志《街道的面孔》，供无家可归人士出售，每卖出一份能分到售价的一半。她是个斗士，活跃在各种公共事务中，也参加了最近反对“水上贝尔格莱德”商业地产项目的大游行。社会普遍认为这一项目超出了塞尔维亚的经济实力，是政府和阿联酋财团达成的洗钱计划，还会破坏河岸的老城区。警察找上门来威胁关闭她的设计工作室，以各种名目提高她的纳税额。网上声讨该项目的民众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威逼利诱。萨尼亚一举把政府告上了法庭。

“我现在觉得有点累了。”她叹了口气，“付出了这么多，好像也不能改变什么。我只想远离烂摊子，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地方。” 

只是塞尔维亚从来不是一个“正常的”地方。这里睿智而愚蠢，高贵而野蛮，可爱而可怕。 

我和萨尼亚坐在路边，一个无家可归者朝我们走来。他是个唐氏综合征患者，带着大大的笑容，紧紧拥抱了萨尼亚。自从开始卖杂志，他有了不错的收入，更有了尊严。把新一批杂志小心翼翼地放进背包，他转向我。“你也是个贝尔格莱德人了！你会留下来吗？”

我正犹豫，萨尼亚抢着说会的，一定要想个办法让我永远留在这里。 

“其实我不知道。”我说，“但我希望……”

“无论你想怎么样，都很好！”他挥手告别，“只要你想回来，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五年前，我试着在塞尔维亚找到一份工作，因为不能如愿而在萨瓦河边大哭。五年后，虽然未来仍不清晰，我知道这里不会是我的终点。我将继续寻找自己的轨道，即使它依然无以名状。 

没有哪里像贝尔格莱德。时间的流逝感如此强烈，时间又如此无关紧要。我曾希望能永远沉溺于这样的青春，然而生活是否可能永远轻盈如梦幻？不需要答案，无须解释。收藏这座城的最好方式，是在无尽的远行中将它留在心底。我终于明白，比起身处何方，更重要的是能做什么。 

这是贝尔格莱德教给我的。

漫无目的的流浪者在这里找到港湾，又因为更深远的召唤与它告别。有多少青春能永恒？

内容选自《择一城而短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