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抗疫”的民间自组织：自下而上的守望相助

随着全球疫情的日益加剧，各国政府纷纷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来对抗这一史无前例的威胁。然而，这样由中央下至地方的，“自上而下”的治理政策却容易忽略社会底层群体和弱势人群的需求，更容易遭遇实际执行上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了世界各地的民间自组织的自发行动，在帮助弱势人群的同时，弥补了政府治理上的漏洞。根据欧洲无国界医生（essf）的报告，在韩国，民间组织在疫情期间积极留意弱势群体（例如残疾人，无家可归者和移民）的状况，并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但是，各国政府与当地民间组织也并非总是相互补充和配合的关系。一些自组织逆流而上，在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自下而上组织民间互助、相互守望。其中一些自组织甚至遭遇了政府的百般阻挠，他们提出的建议被当局视作挑衅。

与此同时，一些地区甚至见证了“黑帮”承担起政府的角色，为其“辖区”发配抗疫物资，比如意大利南部以及巴西天使之城。当然，与民间自组织不同，黑手党对于人民的帮助绝非出于善心，意大利有组织犯罪（Organized crime and corruption reporting project）专家明确表示，黑手党现在提供的免费帮助将在日后成为他们要求人们帮助他们从事违法行动的借口。同时，相较于政府，黑手党的管理模式也更为暴力和恐怖；根据路透社报道，在巴西，黑手党对于违反宵禁命令的人民直接下达了死亡威胁。尽管如此，黑帮承担起的“责任”，成为了对政府失能的绝佳嘲讽。

在全球各国公共服务逐渐资本化的今天，许多国家政府已经无法平衡好国内各阶级在本次疫情中的需求；对于弱势群体而言，在政府无法为其提供抗疫所必需的帮助时，转向民间组织寻求帮助或许是其唯一的出路。但是，当我们目睹诸如人们不得不去依靠黑手党以获取援助的讽刺事件时，我们更加应该去反思民间组织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面貌存在，而民间组织又揭露出了哪些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存在着的弊病。

洛杉矶华人社区志愿者为当地抗疫捐赠物品。新华社图

在某些国家，民间组织的自发援助往往伴随着政府缺少对瘟疫作出及时处理的问题。在政府尚未公开病毒的防治信息、无法及时分配防疫物资以及忽视基层弱势人群的情况下，民间组织及时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模式身先士卒为人们提供援助。

2017年夏季和秋季，约700,000罗兴亚人为逃离缅甸军方的迫害跨境进入了邻国孟加拉国；根据联合国难民研究中心的数据，今天有85万罗兴亚人生活在孟加拉国难民营中。许多难民挤在用竹子和塑料制成的临时搭建的临时避难所中，已经饱受营养不良，免疫系统受损和肺部疾病困扰。根据thedailystar的报道，上周的病毒测试显示，在离营地仅几英里的考克斯市集市上，已出现了新冠病毒的感染者。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孟加拉国当局在9月份就决定关闭通往难民营的互联网接入，这就切断了难民获取需要的卫生信息的渠道，而卫生信息是抗击流行病的最重要工具之一。“各种不同的罗兴亚民间社会团体一直在努力传播抗疫信息，”罗兴亚人权网络(Rohingya Human Rights Network)的亚斯明•乌拉(Yasmin Ullah)表示。“但是你必须选择能够传播信息的社区成员——这需要组织起一个线下会议，而你必须挨家挨户地去联系。”这样的做法也违反了保持社会距离的卫生建议。作为对比，巴西里约热内卢各地的基层组织还在Twitter上创建了在贫民窟中的新冠和在郊区的新冠的主题标签，以分享针对新冠的经验，观点和新闻，并且引发了关于贫民窟居民迫切需要预防物资和生存必需品的讨论。International Journalists’ Network的报道称，作为该组织成员之一的记者Renato Silva表示，他相信尽管困难重重，但民间基层组织的贫民窟倡议仍能让人们产生同理心和引起政府的关注。根据Silva说：“重要的是，联合政府要联合包括贫民区、郊区、贫民区、黑人居住区和内陆地区在内的人民，并保证能了解到他们的需求。民间组织努力创造了一种我们并不孤独的感觉。”

在叙利亚西北部，即使地方当局和非政府组织仍在采取积极的控制瘟疫措施，以避免该地区暴发新冠病毒危机，当地人民还是认为这些措施不够。叙利亚西北部的几个非政府组织（NGO）争先恐后地发起了针对新冠病毒的社区宣传运动。根据当地媒体enabbaladi的报道，叙利亚救济与发展卫生计划负责人Oqba al-Dagheem博士说，随着对医疗保健领域中非政府组织需求的不断增长，非政府组织在叙利亚北部的医疗活动不断扩大，以分配人们的生活必需品。 而叙利亚的难民救助组织紫罗兰（Violet Organization）在分配物资、提供防疫培训外还继续实施其它所有项目，如救济项目、教育项目、就业和劳动力培训项目，此外还向流离失所的家庭发放财政赠款并为国内流离失所者中心提供服务。

在美国，特朗普政府针对新冠病毒的态度经历了急剧的转变；而在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对疫情期间美国国家的经济发展显得尤为重视。相较于思考如何改变现有的社会福利制度来保护在疫情饱受煎熬的人民，特朗普政府似乎对于疫情将会对本国经济造成怎样的打击更为关心。公众号“706青年空间”刊出的《疫情之下，国外民众如何互助相守 | 全球抗疫自组织系列1》一文指出，“面对疫情，特朗普把关心的重点放在减少经济损失上，曾提出要削减工资税来减轻疫情对一部分产业和员工的影响。然而另一方面，现有的社会福利体系并无法保障民众度过难关。正如Naomi Klein所言，‘灾难资本主义’（Disaster Capitalism）反而可能意味着危机中当权者利用民众的信任来推行激进的私有化政策。实际上，美国医疗体系和医疗保险的私有化已经使得2790万美国人的生活无法享受医保待遇，其中大多数来自低收入家庭。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多地民众形成自组织，选择通过互助来共渡难关。遍布全国的社区自组织：以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平台和whatsapp、slack等线上通讯工具为基础，美国许多州的民众很快自下而上搭建了社区互助自组织，数量可能已经达到上千个。目前至少在20个州，居民们行动起来形成抗疫支持网络。这些自组织的志愿工作包罗万象，包括张贴和分发防疫传单、为居家老人与有小孩的家庭分发应急物资、失业救助、lgbt人群支援、障碍人士支援、移民支援、紧急交通、翻译、统计和对接社区内部的供需信息等等。社区组织一般在网络上发布需求清单和服务清单，需要帮助的人和志愿者下载填写并反馈，使得社区组织可以发挥自己的平台中介作用。”

在欧洲，民间组织则利用Instagram、Telegram、Facebook等平台为需要帮助的邻居以及弱势人群提供各类的日常帮助。根据公众号“706青年空间”刊出的《疫情之下，国外民众如何互助相守 | 全球抗疫自组织系列2》一文，在意大利，红十字会负责人Francesco Rocca注意到，在疫情的面前，相对易感的老人受到的冲击最大，因此他于2月底在社交媒体上呼吁人们帮助老人购物，使他们避免暴露于感染的风险中。在3月5日，佛罗伦萨的三名女性在脸书上发文，表示愿意帮助当地有需要的老年人采购生活物资。她们的帖子迅速得到大量转发与点赞，并得到了当地媒体Nove Firenze的报道。类似的是，3月18日，在意大利南部城市巴里，几位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一场名为“StoInFissa”的行动，通过帮助老人购物、付账单，使他们能没有后顾之忧地待在家里。而在德国，人们在推特创立了邻里互助挑战之类的标贴话题，并形成了互助小组。相比传统的封闭小组形式，推特话题的公开性为帮扶话题提供了更大的传播度。话题下提供帮助的人不仅仅局限于提供物资等方面，其中有网友表示愿意帮忙遛狗，有的则愿意为别人照顾小孩、提供外出购物服务的，还有人表示愿意为因疫情而焦虑困惑的人提供聊天、通电话等服务。

在本次疫情中，女性在基层抗疫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印度，卫生基础设施和治理结构面对疫情已显出疲态，甚至由于突如其来的疫情暴发而面临崩溃。为缓解前线人员的沉重负担，保护包括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残疾人，卧床不起和绝症患者在内的弱势人群，当地媒体thequint表示，印度的自助小组（SHG）自发担起了基层防疫抗疫的任务。主要由女性领导的印度的自助小组（SHG）运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区组织网络（CBOs）。该方案旨在确保每个农村贫困家庭至少有一名妇女成员被纳入妇女SHGs及其联合会。截至2019年5月31日， 5960万妇女被动员到该项目下超过540万个妇女自助组织（SHGs）中。除去为弱势人群和感染者提供所需的食品和看护外，自助小组（SHG）提出对污名化行为的反对，比如公开展示冠状病毒感染者的姓名等。根据《卫报》报道，在中东地区疫情暴发最为严重的伊朗，女性激进分子也加紧展开了基层工作，她们搭建自己的网络并组织为底层，尤其是向农村地区提供健康建议。德黑兰的女权活动家塞塔雷 （Setareh）去年搬回了她出生的乡下地区。近日，她花时间拜访店主，向他们普及防疫的卫生知识，并分发塑料手套。哥伦比亚大学的Earth Institute表示，在3月末，妇女，和平与安全计划主持了一个网络研讨会，来自尼日利亚，乌干达，刚果民主共和国，莱索托和苏丹的基层妇女组织的领导人参与了本次会议，在当前的全球危机中，她们正在动员社区来应对日益严重的病毒威胁，其中包括在疫情期间保护好女性及其家庭的身心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和反对家庭暴力）以及鼓励女性在本次疫情中为社会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分歧所在——民间组织的限制与困境

事实上，民间组织在部分国家并非被广泛接纳，甚至部分国家的政府将民间组织的行为看作是对于官方挑战。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都先后制裁或阻碍了民间组织。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班（Viktor Orban）在其任职期间破坏了国家的制衡体制，恐吓了司法系统，削弱了民间组织和新闻自由，并将选举重新配置为有利于其执政党青民盟（Fidesz）的形式。因此当疫情来临时，匈牙利议会通过了一项有争议的法案，该法案赋予了奥尔班无限期的全面应急权力。议会关闭，未来的选举被取消，现有法律被暂停，总理现在有权通过法令进行统治。而在疫情期间，奥尔班的行为无疑又一次削减了民间组织的权力、限制了信息的公开化，从而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白俄罗斯，独裁领导人亚历山大·卢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嘲笑新冠病毒是一种“疯狂和精神病”。对于那些不像他那样鄙视冠状病毒的人，他也提供了建议：去蒸桑拿，喝点伏特加，然后回去工作。直到3月26日，白俄罗斯才对到达的外国人实行14天的自我隔离提出了一项要求。白俄罗斯一直在进行有针对性的冠状病毒测试——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24,000次（相比之下，俄罗斯的1.45亿人口中将近25万次）。但卢卡申科坚称锁定和关闭均无效。卡内基研究所的斯瑞布曼（Shraibman）说，与病毒本身相比，卢卡申科更担心冠状病毒引发的经济危机。而对此，“民间社会组织和反对派团体对卢卡申科处理这场危机的方式非常不满。”人们环顾四周，发现所有其他国家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在白俄罗斯，公民团体也一起创建了一个在线平台，允许用户向医院或志愿者捐款。但是，基于卢卡申科的强硬态度，白俄罗斯仍未像其他国家一样采取停业隔离等措施；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这将会导致民间组织和政府之间产生更大的分歧。

在利比亚，政府对待平民采取的暴力措施也引起了民间组织的反感。警方发言人摩西·卡特（Moses Carter）周日告诉路透社，如果人们不遵守乔治·维阿（George Weah）总统本月初下令的待命状态和其他紧急状态规定，警方将使用武力。非洲媒体FrontPageAfrica报道，该国民间组织表示支持政府战胜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决定，但敦促国家安全部门确保人民的权利得到尊重。

随着当今的疫情逐渐演变成长期的医疗、经济以及社会问题，政府需要利用好民间团体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来攻克难题。但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是否会将民间组织乃至激进主义团体视为伙伴，还是以流行病为借口，进一步加大对他们的压力？对此，不同国家的政府已经给出了不同答案。

民间组织的未来——不再孤单的行动者

从民间组织的行为来看，其意义本身超越了简单的提供物资和医疗援助。在新自由主义泛滥、人民普遍缺少保障制度的今天，民间组织的出现让人们体会到互助与关怀以及团体行动的重要性。部分民间组织在政府援助不力，缺乏获得合法帮助的情况下，通过一系列“反资本主义”的组织行为，来为人民提供所需要的物资，这样的做法，也使得这些民间组织蒙上了“无政府主义”的色彩。

据anarchistsworldwide网站的报道，在智利的圣地亚哥，一些身着白色外衣的无政府主义者通过抢劫大型连锁商店，来将生活必需品分发给无家可归的人民。而据leftvoice.org网站记录，在马赛北部，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食品短缺危机，圣巴托洛缪岛麦当劳的工人得到了包括马赛平民社区在内的许多集体和协会的支持（马赛流行区联盟）决定接手这家餐厅，将食品分发给马赛北部地区的人们，以便解决危机。法国麦当劳的管理层反对这一行动，与此同时，法国麦当劳也希望在不考虑员工健康的情况下在各地重新开设餐馆。

民间组织在抗疫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抗争姿态也为在平日里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弱势群体提供了榜样。网站opendemocracy的作者Tomasso Gravante和Alice Poma写道：“在地方层面，许多基层组织正在壮大，以应对这一流行病的挑战和满足最贫困社区的需求。自组织在抗议以及日常活动中都采取直接行动，旨在改善某些被压迫社区内的状况，以此削弱国家与社区（非法移民社区，无家可归的人，游牧社区以及边缘化社区）之间存在的依赖和勒索关系。”

人们在瘟疫中体会到了个人面对灾害时的孤独与无能为力，同时寄希望于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支持和团结来度过本次危机。民间组织所带来的最重要的意义，或许是让个人将目光从自己身上移开，转而关注到那些社会上需要关心的弱势人群。对于许多国家而言，在公共服务逐渐被市场化的今天，城与乡、不同社会阶级之间所能获得的公共服务日益分化；而民间组织的出现正是对缺失的公共服务的弥补。在一些国家政府将经济增长作为首要任务的今天，民间组织的出现正是社会弱势群体对于政府现有治理制度的不满的直接反映。尽管在本次疫情中，许多政府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但社会保障制度长期投资不足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当民间组织意识到无法改变这一根深蒂固的问题后，他们又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底层人们？而自下而上的反抗又将会带来怎样的变革？相信民间组织终会通过自己的抗争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