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史｜游园记

马可身上磕磕碰碰的伤痕很多。这跟他头重脚轻的体型有关系，但许多是因为我照顾不周所致。他尚在学步时期，有一次在公园草坪上玩，抓住我的胳膊蹒跚着向前移动时，忽然松开手，像玩具娃娃那样伸着胳膊静止了两秒钟，然后迈出了一步。

这是他第一次有独立自主行走的意识，我想看看他到底能走多远，就退到他对面一两米远的地方，鼓掌逗引他。就那么一瞬间，他一头栽倒在了地上。类似事情发生过多次，轻则一脸泥，重则摔破脑门，留下各种擦伤、瘀伤和开放伤口。这并没有让他对公园却步。各种公园里的草坪仍然是他最喜爱的地方。可惜的是，上海公园里的草坪大多属于观赏性质，周围拉起隔离绳，不允许进出。这让马可很愤怒。

公园里的儿童。本文图片均为 南音 图

对我这个年纪的中国人来说，城市向来意味着一条边界连着另一条边界，一堵围墙连着另一堵围墙，一扇铁门连着另一扇铁门，一排隔离栏连着另一排隔离栏，一间门房连着另一间门房，一块白底黑字的长条形木招牌连着另一块白底黑字长条形木招牌，一套制服接着另一套制服，一个问题接着另一个问题:

你是谁，你找谁，你有什么事？

这些有形的边界，只是无形边界——职业、户籍、身份、亲属关系等等的物化形态，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把城市分了个干净。要说清这种分割城市的技术细节和过程，一本书也讲不清。实际上这样的书已经有很多了，仍然有许多没有被揭明的东西。

当然，过去40年来，分割城市的方式发生了结构性位移。一些围墙收缩了，比如国有企业，很多都搬出了市中心。围绕国有企业的其他社会制度：福利房、子弟学校、医院、澡堂，都纷纷坍塌。但那些有形无形的边界并没有因此消失。

空间的分配就是在后工业城市的废墟之上进行的。这些工业地块陆续被开发成了住宅和商业区，形成了排他性产权——尽管物业之下的土地系向国家租用而来，并且有租用年限。

上海中环附近一些没有开发完的工业地块，留下了空旷的厂房和烟囱，爬山虎沿烟囱一直攀援到离地面几十米高的地方。在高架上透过车窗就可以看到这种衰败景观，超现实的绿烟囱矗立在逐渐清空的空地上，似乎准备向天空吐出许多鸟儿来。

在2010年代，这类地块逐渐不再被彻底拆光推平，建起高层住宅楼，其中一部分转向密度较低的开发形态，保留了厂房和工业景观，周围开发成创意园区或独栋的多层办公空间。只要需要，办公楼内的大平层可以快速地通过室内隔断来实现区隔。我就在一处这样的园区里工作了几年。

中环高架在我工作的园区北面。园区和中环之间主要是2000年代建成的庞大住宅区，还有一块完成征收但还没有拆迁完的城中村。一条南北向河流从园区西侧流过。这些河流曾经是遍布上海的城市运河网的一部分。

昔日，蔬菜粮食沿河运进城市中心地带，粪便从反方向运向郊区农村，工业原料和制成品大体循着同样路线循环。自然，运河也是工业用水的来源和污水排放通道。绝大多数河流最终汇入黄浦江，污染将在长江口的海水作用下得到稀释。

尽管城市美化工程不断尝试让河岸两侧变得更加整齐，但很多地方至今仍然保留着某种近似荒野的形态。毕竟垄断河流这样的实体空间，既不现实，也无必要，运河及运河两侧就成了极少数没有被围墙围起来空间，正如马路两侧总有人行道一样。

城市河流两岸，后来成了我和马可经常去徒步的地方。上海希望黄浦江和苏州河两岸形成连贯不断的步行通道，但这些通道很快被纳入了类似公园的管理体制，被硬化地面、隔离栏、栈道、塑胶路面和盆栽绿化点缀或彻底占据。无主空间不断缩减。这就像给草坪围上隔离绳一样令人不悦。

公共空间这种概念首先意味着无主，其次意味着有形。任何人都不能宣布对这类实体空间行使排他性权利，也不能用围墙、铁门、分隔栏、门房、招牌和制服来询问我的身份和来意。

在这里，人们所追求的唯有匿名和适意，而不是为维系和增进已有权益而进行自由结社和政治竞争。后者是现代公共政治的基石，而前者，是对古老的闲适形态所做的社会保证。

休闲公共空间的概念，也许应该追溯到古老的大众民主时代后期，城市公民进行祭祀和议政广场，逐渐转变成集市、剧场等市民休息娱乐的场所。这种公共空间的结构转型，当然有其社会代价。直接民主制下的政治参与和决策权力，转变成了代议制民主下的选举权，而选举权始终受到年龄和性别的限制，后来又加上了财产和种族门槛。

但消极的休闲公共空间：街道、集市、公园、绿地（往往也是墓地）和河边（及轨道边）荒地，始终存在，并作为地理上重要但政治上相对边缘的城市空间，孕育着市民抗争的因素。19世纪奥斯曼改造巴黎时，引入新的规划观念，公园和绿地被用作改善城市光照和空气流通的功能性空间，又通过法律和行政规定，系统性地排斥某些人群和某些行为。消极被动的休闲公共空间被重新进行政治定位，从此被纳入监视性管理之下。奥斯曼体制就成了现代城市公园体制的直接源头。

上海的公园规整到让人紧张的程度。围墙、铁门、门卫室一应俱全，道路和水系将绿化牢牢局限在划定的范围之内。孩子需要穿透空间与植物和土壤保持触摸，但人工水体、花圃、曲折的游廊和太湖石阻碍他们这么做。

在美学上，这类公园只是文人化和成人化的园林美学的低级版本。那些性急的人匆匆穿过草坪，留下一条草皮裸露的泥路，很快就被铺上了水泥或花砖。这些可笑的草地小径，打破了原来的规划思路，见证了人性对公园体制的破坏性反抗，也见证了管理方对现实的妥协。但这种对抗并不能让游园变得愉快，因为横穿草坪的临时小径，只是对公园的功能进行调整，却不能改变公园的用途和确定用途的程序。

附近的公园里本来有公共游泳池。马可出生前，我有时会去那里游泳。夏天下暴雨之前，人们纷纷离开泳池，灰黑色的积雨云堆积在公园上空，明亮的光线不断从云层缝隙中照射出来。那是一种强烈的、金黄色的、有笔直轨迹的光线，慌慌张张，转瞬即逝，让人想起一生中许多纷乱的时刻。游泳池很快就因为经费不足被填平，儿童游乐场不久搬到这块地面上来。

这些游乐设施，大多是塑料和易锈蚀的金属拼凑而成，用电驱动，从一开始就在不断修修补补，时间一久自然面目全非。它们做得这么粗陋，是因为这些地方的经营权是通过短期承包和竞标来确定的。奥斯曼公园体制要求政府通过预算安排支持公园日常运营，但预算分配体系偏向于行政建构，而不是将一个有围墙和定时开放的公园作为社区生活的中心来维系，中式园林的设施和管理方式成本更高，公园管理方必须筹集资金补充预算不足。

随着马可长大，这些地方如今显得平淡无奇，偶尔我们去那里，不再是游园，而是怀旧。

（作者系摄影师，现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