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浮梦录｜庚子1900：义和团运动与美军打进紫禁城

义和团运动发源于直隶（今河北）西南部和山东省西北部交界的菏泽曹县、单县一带，这一带是黄泛区，民风淳朴。1898年黄河泛滥，继发旱灾，许多农民衣食无着，纷纷加入当地“梅花拳”等拳社，结伙练拳、自卫和乞食。他们与当地天主教传教士及其教徒关系紧张，渐渐地就有一些拳师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将矛头指向外国列强，并率众攻打教堂，杀死教民。

山东大学历史系1950年代做过一次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在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之际出版了厚厚两大卷调查资料。美国学者学者周锡瑞（Joseph Esherick）曾在山东大学参考过这批资料，1987年出版了《义和团运动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一书。该著作结合社会、地理、人文、政治等要素，讨论了义和团的发生与发展，堪称近代中国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1900年美军第6骑兵师在天津俘虏的部分义和团成员。这些人 基本上都是农民，为了生计加入义和团，并非清政府所谓的“暴民”或“拳匪”。

义和团“扶清灭洋”

清政府起初试图压制拳民，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到任第一件事就是取缔拳会，但“义和拳”势力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官员们的预计和掌控。1900年6月初，大批拳民从山东和直隶两省经天津进入北京城，他们围红头巾，持大刀长矛，常常集会演练 “梅花拳”、“金钟罩”或是“铁布衫”，由于混合了道教神符、作法等仪式，在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一般民众看来，真如同神兵天将一般。这一年是中国农历的庚子年。

京城的义和团运动很快如火如荼。慈禧太后紧急调集董福祥的甘军进京防卫，然而军中竟也有士兵加入了义和团。城中许多达官贵人的家人和仆人也纷纷成了义和团员。以后来者的眼光观之，这算得上一种时髦的革命运动，并不见得人人心中都有清楚明白与整齐划一的革命目标，但北京城的很多民众都被动员了起来，群情激荡。

尽管掌权的慈禧太后对这种局面颇感紧张，但义和团的目标并不是推翻清政府，而是“扶清灭洋”，打洋人，排洋教。很快，他们聚集到东交民巷，围困和攻击那里的各国公使馆，同时在城中攻打并焚烧教堂。在义和团看来，这些外来的“邪教”和“邪教徒”给中国人带来了无穷的苦难。

这时候清廷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一些保守派官僚起来强力支持义和团，给义和团攻击外国使馆区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清政府虽然没有对列国宣战，但对义和团围攻使馆区的行动却也没有阻止，甚至加以鼓动，这样一来，就构成了严重的外交事件。

被围困的美国公使馆一角。围困持续了将近两个月，被围困的人拿骡子当食物，睡在地上或椅子上。使馆区守卫部队总计7人阵亡，11人受伤。

各国公使馆也没有坐以待毙。他们组建了一支临时防卫部队，由英、美、俄、日、法、德、意、奥匈八国出兵，共计21名军官、429名士兵，可谓初始版本的“八国联军”。这支队伍在清政府的默许下，于1900年5月31日进入东交民巷，在各自的使馆区布防。守卫美国公使馆的是约翰·梅尔兹上尉（John T. Myers）带领的48名海军陆战队员和5名水兵。由于这支“公使馆卫戍部队”（Legation Guard）的存在，义和团以及一部分拥有新式火炮的清军才一直没有打下东交民巷。

当时被困在使馆区的大约有5000人，包括前来寻求庇护的近2000名华人教徒。6月11日，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被董福祥部的甘军所杀，手法残忍，至此，中外冲突已不可调解。12日，美国公使康格携带妻子、仆人、传教士以及其庇护的中国基督徒，一起迁到英国公使馆，那里有更多的水和食物，也更靠使馆区的里面。

与此同时，第二支“八国联军” 开始朝北京进发。这支队伍约2000余人，包括美国陆战队士兵及水手112人，由英国人西摩尔（Seymour）统帅。战事在京津一带铺开。6月14日，义和团对使馆区发起了一次较大的攻势，但由于武器落后，加上没受过军事训练，很快就被使馆区的守军击退了。

清廷随即要求各公使馆人员限期撤离，但后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从脱身，更何况使馆区內还有上千名寻求庇护的中国人。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Clemens von Ketteler）前往总理衙门交涉，要求清廷延缓各国公使馆人员撤离的日期；讵料在途经东单牌楼北大街西总布胡同的时候，被巡逻的清兵当街击毙。由于克林德一行没有携带武器，故而此事构成中方公然击杀驻华外交官的恶性事件，局势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

6月21日，清廷表达了对外开战的意向，同时派兵参与围攻东交民巷，但并没有正式的宣战文件送到各驻华使馆，因此不算正式对列国宣战。反过来，列国也没有对中国正式宣战。

7月14日，西摩尔麾下的八国联军攻占了天津城。8月14日，联军部队攻入北京，此时其人数已扩张至18000余人，当天东交民巷使馆区解围。次日，八国联军全面占领北京和紫禁城。

而在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之前， 慈禧太后已携光绪皇帝逃亡西安，亦即所谓的“两宫西狩”。这是1644年清军入关以来，清廷第二次仓皇出逃，上一次是慈禧太后的丈夫咸丰皇帝为了躲避英法联军避走热河，由于惊吓过度很快死在那里。

美军从菲律宾调了2500人，参与攻占北京的行动。当时第14步兵师从东便门发起攻势，但被城墙和箭楼上的清军火力所压制，美军指挥官寻找愿意登上城墙的敢死队员，西点军校毕业的凯文·提图斯（Calvin Pearl Titus）立即上前说：“我来试试，长官！” 提图斯攀援墙洞很快登上城墙，并举起了美国国旗，连队紧随其后也登上了城墙。提图斯后来被授予国会荣誉勋章，他那句“我来试试，长官！”后来成为美军第5步兵师的座右铭，至今仍是如此。

1900年美军攻占北京城东便门。

1900年美军打进紫禁城，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从1784年双方建立贸易关系，到1844年签订《望厦条约》，再到1861年蒲安臣抵达北京，乃至1899年海约翰推行“门户开放”，美国对华交往的核心只有一个，就是商贸；而在这之后，“征服”也成了题中之义。对华政策的这种转变，是与美国整体对外政策“帝国化”相适应的。1898年，美国从西班牙手里抢占了菲律宾，此后就再也没有从征服者的马背上下来过，而对外战争也一直伴随着这个国家，直到今天。

列强来势汹汹，中国情形大乱。东南几个省份的督抚，包括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以及山东巡抚袁世凯（山东只设巡抚，不设总督）等人，没有按照朝廷的意思对外宣战 ，反而于6月底在上海与各国领事签订了《东南互保条约》，史称“东南互保”。这些省份准备在极端情况下脱离清廷自立，最后虽然没有成为现实，但大清国实质上的政治分裂已经形成，这也为后来地方军阀割据势力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乱局持续了一年多，1901年9月，李鸿章北上代表清朝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总计11个国家签署了《辛丑议和约条》。鉴于中外没有正式宣战，最后的条款文本称“协议书”（protocol），而非“条约”（treaty），但国人一般都以“辛丑条约”称之。至此，清朝大势已去，后来纵有新一轮的改革也无力回天了。

“黄祸”与“白人的负担”

至少在1870年代，欧美就出现了 “黄祸”论（the yellow peril），认为黄色人种，尤其是中国人，低智而危险，对文明的白人国家造成了严重威胁。 前面专栏谈到的美国“排华法案”及系列排华案件，便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产生的。

如果说“黄祸”论是在为西方内部的排华背书，那么之后的“白人的负担”则是为对外的殖民主义“正名”了。1899年2月，在美西战争结束不久，英国诗人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发表了一首题为《白人的负担：美国与菲律宾群岛》的短诗：“挑起白人的负担/把你们最优秀的人送出去/集结并放逐你们的儿子/去为你们的俘虏服务/套上沉重的挽具/去伺候那些狂暴而骚动的人/你们阴郁的猎物/半是孩童半是魔鬼……”

对这首诗的解读有不同的角度，有人认为是对英美殖民主义的批评和嘲讽，也有人认为正如诗歌的字面所言，是号召文明的白人去开化蒙昧的非白人，鼓励美国挑起拯救菲律宾群岛的责任。在美国当时的舆论中，后一种读解完全占了上风，而且很快，人们便不再关心这首诗写了什么，因为它的标题已经代表了一切，成为帝国主义的代名词。

这时候，义和团以“灭洋”为己任，围攻使馆，焚毁教堂，在列强看来，便是“黄祸”的佐证无疑，是野蛮的中国人以暴力血腥手段对抗进步和优秀的西方文明。而“白人的负担”便是铲除以义和团为代表的中国邪恶力量，拨乱反正。

纽约Puck杂志1900年8月8日的封面漫画《第一大任》，具体呈现了这一帝国逻辑（如上图）。图中义和团被描绘成一条丑陋的巨龙，盘踞在北京城墙上，身后是充满“无序”（anarchy）、“谋杀”（murder）和“暴乱”（riot）的滚滚烟尘。那么，何谓“第一大任”？幻化为头戴盔甲、手持长矛的哥伦比亚女神形象的西方文明（Civilization），指着恶龙对弱不禁风的中国皇帝义正辞严，“ 在我们被卷入更多麻烦之前，必须杀死那条龙；如果你不愿意，那么我就不得不动手了”。此时八国联军正在由天津进攻北京的路上，六天之后打进了紫禁城。

当时以及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西方的语境里，义和团都是中国邪恶力量的化身。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 1900年7月，京津烽火连天的时候，英国爱尔兰裔远东学学者和前驻孟加拉领事查理斯·庄诗顿（Charles Johnston）在《北美评论》（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上发文说，西方自诩的文明其实并没有多久，当“西方最文明的土地”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中国早已是礼仪之邦，所以“任何一种认为西方一直都是优越的看法，不过是令人愉悦的虚构罢了；得反过来说道一下才好”。庄诗顿反思道：“西方在战斗和破坏力上是更高一筹，但这恰恰是西方宗教两千年来一直想去除的；因此，即便从西方的角度去看，欧洲在物质上的胜利也恰是其道义之败北。” 然而，在帝国的舆情喧嚣中，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听到庄诗顿的声音。

义和团与傅满洲

义和团事件以后，“黄祸”论与“白人的负担”在西方舆论中流行，成为贬低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东方人”的主要话术。这一套话语后来演绎出一个戏剧形象“傅满洲博士”（Dr. Fu Manchu），最早出现在英国作家罗默（Sax Rohmer）1912年的一个短篇里，集高智商、奸诈、恶毒和犯罪于一身。

当时义和团事件过去仅十来年，罗默也说其创作灵感来自媒体对“义和团动乱”（Boxer uprising，后来成为西方对中国大众排外仇外的一种经典化描述）的报道，以及关于伦敦唐人街的犯罪故事。傅满洲的形象贴合了许多西方民众对中国的排斥心理，很快流行起来，罗默以他为主角接着写了一系列小说。

1920年代初，傅满洲博士被搬上大银幕。当时的美国总统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就曾表示喜欢看傅满洲的故事，也正是这位总统于1924年签署《移民法案》，限制亚洲移民进入美国。值得一提的是，被称为“黄祸化身”的傅满洲与初始版的“黄祸”有一个显著的差别——傅满洲并非愚昧无知的，相反他是高智商的，甚至掌握了高科技，这让他对西方的威胁显著升级。

美国帕拉蒙公司1929年上映的电影《神秘的傅满洲博士》的海报，展示了怀特·奥兰德（Warner Oland）扮演的邪恶的傅满洲形象。因为排华的缘故，当时美国电影的华人角色几乎都由美国白人装扮而成，包括1937年上映的以赛珍珠的著名小说《大地》为蓝本的同名电影。

义和团运动至今已经整整120年，中国早已不复晚清时期的样子，不过，傅满洲博士及其变种依然存活于欧美的大众文化之中，这些角色以华人面孔出现，虽然不再有“傅满洲胡须”和长指甲等凸显邪恶的体貌特征，而摇身一变为科学家之类的，但其内里仍旧充满了傅满洲式的邪恶与阴险，可谓傅满洲的进化版。

以当今的现实言之，欧美国家的绝大部分人没有到过中国，甚至未曾踏足东亚，其国内教育关于近代中国历史的内容是极少的，很多人甚至从来没有接触过，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印象（如果有的话）多少与十八世纪晚期和十九世纪初期形成的思维定式有关。这也是为什么今年1月份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后，加拿大一些报纸把这个新病毒叫做“中国病毒”（China virus），澳大利亚的一些媒体在报道疫情时称当地的华人孩子为“中国孩子”（China kids），美国某些报纸专栏标题以“亚洲病夫”（sick man of Asia）指称中国，甚至于美国总统也公然几次三番地使用“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

这些明显带有种族歧视甚至侮辱性质的字眼，反映了一种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由来已久的偏见，而瘟疫和疾病又是西方一直以来妖魔化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惯用渠道。这些报道虽然不能代表整个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但却清晰地暴露了一些人的差序文明观念甚至种族主义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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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元崇，系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