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不相识︱第四疫：他们为什么对隔离说“不”？

人口，是一国活力与财富的本源。疫情之下，能否以及如何保管人口，已成对各国“生命政治”能力及特点的检验。

生命政治（Biopolitics）这一概念，由擅于揭橥权力隐秘运作的法国大哲福柯（Michel Foucault）于上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从统治者角度看，即通过管理民众的身体，达致丁财两旺、民心归顺、长治久安，实乃一统治术。医疗、计生、教育、福利等，皆属此列。新世纪以来，这一概念在学界继续流布光大，似仍不远于时代。

疫情无疑是考察生命政治的好样本。庚子疫情，席卷全球，诡异凶险，又恰逢纷攘大变局， 不免有人喟叹：如福柯仍然在世，当作何想？

1978年初，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中，曾提及欧洲史上三疫——中世纪的麻风病、黑死病以及18世纪的天花。在他看来，这三次疫情的应对与时俱进，反映了不同的统治术以及背后不同的思维方式。对麻风病，主要靠排斥。一旦得了麻风病，形同“活死人”。对黑死病，主要靠隔离。不是把得病的人一驱了之，而是封城封村，规定如何出入、进食、交往，严加巡查。对天花，则靠医学运动，考察死亡率、感染率、年龄分布、地区分布等，最后以“种牛痘”完胜。

这三种不同应对之道——排斥、隔离、医学，正好对应了三种生命政治的权力模式。第一种为刑罚。王法神权，规定对错，对行差踏错者可施惩戒乃至索命。第二种为规训。它与上一种模式相同的地方在于，仍预设标准，任何人如不达标，就是非法的、错误的或不正常的。但它的对象更多，手段更宽泛。比如精神病院也可以视作一个规训的机构。而第三种则是安全，福柯认为兴起于18世纪。与上面两种模式相比，安全模式不再预设对错，而是视情随时调整标准；不再仅仅是关押人、处决人，而是同时也要让人身体健康、心情愉悦；不再把权力作用于具体的个人，而是通过提供外在条件和信号，对整体国民因势利导。

这三种模式背后的时代精神全然不同。概言之，从刑罚到训戒再到安全，生命政治逐渐从坚硬变柔软，从分明变微妙，从强权变平权。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与其说是因为统治者变得聪明和仁慈，不如说是因为资产阶级呼唤自由、社会运作日益精深。这三种模式不但可用来解释抗疫做法的不同，还能用来理解西方社会几百年来方方面面的变化。

多年后，也许我们会得出结论，当前新冠疫情堪称“第四疫”。

这“第四疫”较之前三疫，定是既有继承，也有发展。粗略一看，我们不由得感慨，人类生活果然就像深山野林中的积土，一层又一层，每一段历史都埋在了里面。像对麻风病人那样的歧视仍然存在，像对黑死病人那样的隔离仍然流行，但最主流的抗疫之道，还是科学。当前抗疫仍然体现、甚至比以往更加彰显“安全模式”的主要特点——十八世纪，俨然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西方乃至全球至今生活在其长长的阴影之下。

大略而言，当前的疫战有两大特点。

第一个特点，把人当物来治理。或曰，理性主义。这个特点，不独西方如是，全球大略如此。

何出此言？盖因各国皆以科学管理人口的态度来对待疫情。抗疫形式不同，科学至上一致。医生手握生死大权，病毒学家主宰抗疫节奏，疾控中心掌管抗疫话语，民众对感染率、死亡率、曲线耳熟能详。各国口水仗打得再凶，一句“尊重科学”就能达至共识。

另一个把人当物来统治的表现是功利算计。疫情可能影响多大？生计与健康之间如何权衡？复工复产什么时机合适？这是每一位上位者心中的问题。疫情不会真的“压倒一切”，抗疫不会真的“不惜一切代价”。疫情与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甚至外交因素联动，所有的抗疫方式都是本国国情下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小九九”或者“大棋局”。

可以说，理性主义是全球合作抗疫的基础。而在疫情中理性决策、动员、施政的能力如何，又成为对一国治理能力评定标准。经新冠一疫，我们大抵可以得出结论，理性主义确已确立它在全球的统治地位。

第二个特点，则是装作没有统治的统治。或曰，自由主义。某种程度上，自由主义是对理性主义的制衡，以免理性主义导向政治强权。与理性主义独步全球相比，自由主义这个特点更浓烈地见于疫情下的西方国家。

瑞典政府对病毒接近“放任自流”，在全球独树一帜；本与瑞典执行类似政策的英国、德国、日本，后虽逐步加强管控，但“自然免疫”色彩仍然浓厚；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虽然迫于严重疫情而采取了西方最为严厉的管控措施，但执行主要靠民众自觉，必要时只是罚款，很少再动用其他强制手段。在美国，多地出现反隔离示威；民调显示，面对疫情，左派的民主党人相对紧张，而右派共和党人则不以为意，似乎印证了自由主义与淡定抗疫之间的关系。

有意思的是，西方民众认为政府做得不错。民调表明，抗疫领导人的支持率纷纷攀升，一逆十多年来的“反体制”暗流。已掌管德国14年、即将交班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由于民众“审美疲劳”几成 “跛脚鸭”，疫情一来，则被视为“不可或缺”“难能可贵”，支持率上升11个百分点至79%。类似的，去年还被“黄马甲”抗议弄得焦头烂额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支持率上升15个百分点至51%。意大利是疫情重灾区，在外界看来“民不聊生”，总理孔特的支持率却飙升27个百分点至71%。这还不是上升最快的。奥地利总理库尔茨支持率上升33个百分点至77%，荷兰总理吕特上升30个百分点至75%，丹麦总理弗雷德里克森上升40个百分点至79%。

福柯非常强调当代生命政治与自由主义的亲密关系。1979年，他在法兰西学院花了一年时间演讲“生命政治的兴起”，实际上却在介绍当时方兴未艾的美国新自由主义以及德国秩序自由主义。令自由主义者们猝不及防的是，福柯把自由主义视作一种统治术。福柯挖出了自由主义版生命政治的奥妙，那就是把统治化于无形，通过推广世界观（比如抗疫主要靠自己）、提供客观环境（比如建立保健机构），从而巧妙地引导每一个人的行为。民众不但不觉得自己被统治，反而认为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如此统治，真可谓举重若轻、事半功倍。

有国人昧于西方数百年修来的统治术，讥西方抗疫不会“抄作业”。殊不知，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民众。有什么样的统治术，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心性。西方民众之所以愿意如此被统治，是因为他们是所谓的“现代人”。

为什么“现代人”愿意支付自由的代价？

现代社会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人的解放。上帝已死，权威扫地，每一个人，理论上都获得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自由，每一个人，理论上都能充分地发挥潜能。如此美好的社会，它的代价是什么？对个人而言，它最大的代价也许是，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起照管自己的任务，因为除了自己之外，再也没有任何人能成为自己的主人。因此为了实现真正的解放，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永无止境地探索、成长、完善自我。这难道不累吗？这难道不困难吗？这是多么艰难险阻而永无宁日的探索！遇到挫折怎么办？是重新找上帝、找权威吗？如果你问一个西方人，那么最有可能的答案是：不，我不想再回到上帝和权威，我将把成长过程中的负面经历当作成长的一部分。

这种感觉非常难以准确描述，更难以为其他时代的人所体会。这某种意义上正是《浮士德》风靡现代世界的原因。歌德1770年21岁时即开始创作《浮士德》，断断续续直到1831年83岁时才写完，翌年逝世。《浮士德》很好地反映了18世纪的精神，堪称现代世界门槛上最具代表性的剧作。该剧主人公浮士德是一个几乎已经拥有了一切的博学之士，但为了获得更多的体验，他与魔鬼做交易。浮士德想要追求的，是各种各样的人类经验，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不管是欢乐还是痛苦，最终的目的是个人的成长，哪怕这种成长伴随着自我毁灭也在所不辞。

浮士德如是说：

“我要委身于最痛苦的享受，

委身于陶醉沉迷，

委身于恋爱的憎恨，

委身于爽心的厌弃。

我的胸中已解脱了对知识的渴望，

将来再不把任何苦痛斥出门墙，

凡是赋与整个人类的一切，

我都要在我内心中体味参详，

我的精神抓着至高和至深的东西不放，

将全人类的苦乐堆积在我心上，

于是小我便扩展成全人类的大我，

最后我也和全人类一起消亡。”

在追求无畏成长的这个意义上，浮士德是个现代人。

一个“现代人”，他不怕负面的成长经验，不但如此，他希望真切地了解和认知这种负面的经验，因为只有真相，才能给人提供判断成长的扎实依据。现代西方虽然提倡真善美，但其实“善”坚守的是底线思维，“美”追求的也是反映时代伤痕的变形之美，只有“真”一点不打折扣。

如此，不难理解西方抗疫的很多做法。民众不需要好看的数据，因此政府没必要报喜不报忧。民众能够接受“风险自担”的死亡，因此政府没必要以刑罚强制禁足。民众害怕政府完全控制自己，因此政府在电子监控病例时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疫战中，“戴不戴口罩”几乎成为西方人的灵魂拷问。西方人潜意识中认为“赤裸”是更真实、因而也是更高尚的状态。在18世纪，“裸体”成为了“真实”的隐喻。孟德斯鸠在1721年问世的小说《波斯人信札》中，把波斯妇女的面纱视作人们受迫害的标志，相反，巴黎大街上没有戴面纱的人们，则代表了自由和平等的新社会。直到今天，天体浴、比基尼、甚至时尚界的裸妆，仍然受到人们的追捧。

话说回来，西方此次抗疫也揭示了自由主义的弊端。在平静有序的外表之下，深刻的裂痕、混乱乃至虚无正在滋长。美国非洲裔感染新冠病毒比例远高于白人，老牌歌手麦当娜在社交媒体上称新冠病毒“人人平等”遭网友炮轰。确实，个人的自由成长经常会损害了集体的共同成长。当人和人都大为不同之时，人和人也很难相合，社会也就很难凝聚成一个有力的集体。而个人又恰恰只有置身于集体之中，理性才能得到真正的发挥，个人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这是现代性最大的悖论，也是个人和政治发展最大的难题。

庚子大疫，影响深远，短短几月，世界已经再也回不去。此次疫情也许让我们思考：生为“现代人”，能否逃脱他的时代宿命，踏出超越时代的发展路径？作为“现代人”，需要共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生活？这难道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回答的时代之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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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境，系“澎湃”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