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压力下以色列达成组阁协议，但内塔尼亚胡交权恐再生波澜

4月20日晚间，在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日”活动结束后，以色列媒体突发消息，报道称面对当下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以色列国会最大的两个对立党派的领导人——右翼利库德党领导人内塔尼亚胡与左翼蓝白党党魁甘茨签署协议同意搁置左右党争共同组建联合政府。协议指出组建后的联合政府首要任务是应对以色列当下的新冠疫情，本届政府组成后将先由内塔尼亚胡担任总理至2021年10月，到期后由甘茨接任总理。

这一协议打破了以色列自2019年4月以来的政治僵局，使得一年之中历经三次大选的以色列终于看到了组建正式政府的希望，也成功阻止了以色列走向谁也不愿看到的第四次大选。

第四次大选的梦魇

自2019年4月与9月两次大选均未能顺利组阁后，以色列在今年3月本国新冠疫情暴发前夜进行了第三次大选，但与前两次结果相同，大选开票结束后左右两大集团谁也不能在120席的议会中占据过半席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军的右翼政治集团获得58席，蓝白党领衔的左翼集团在获得阿拉伯政党支持后占据55席，使得这次大选再次面临政府“难产”的局面。也因此，在此次大选开票刚结束后以色列国内便有不少人迅速开始展望第四次大选。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开始飙升，面对这样的危机，以色列政坛出现了呼吁利库德与蓝白党搁置争议共同组阁以拯救以色列人民生命健康的呼声。

甘茨在得到多数议员背书之后，被总统里夫林授权组阁。看到左翼难以争取到过半席次，以及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力量极力反对甘茨和阿拉伯政党组建政府的困境后，甘茨顺势响应呼吁，主动与内塔尼亚胡接触，谋求与其共同组建联合政府。然而双方的谈判一直进展不顺，难以达成共识，这又使得以色列随时有在疫情的阴影下走向第四次大选的可能。

但真正使以色列选民感到沮丧的与害怕的则是4月17日长达两周的逾越节假期刚结束，总统里夫林便宣布甘茨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成功组阁，并拒绝了甘茨延期的请求，直接将组阁权交还议会，要求全体议员推选总理。这样一来，根据以色列法律，如果议会在三周内未能成功推选出总理，本届议会将自动解散，准备第四次大选。

疫情“助攻”与总统“越位”

熟悉议会制政治运作模式的人很快会察觉到总统里夫林这一做法并不能对议会的政治运作产生决定性作用，总统也并非有意要将身处疫情中的以色列推向第四次大选。恰恰相反，总统的这一做法可谓殚精竭虑。

一般而言，代议制政体中的君主或总统并不掌握实际政治权力。在以色列的政治运作中，总统并无权干涉议会与内阁的政治运作，更无权决定选举事宜。总统的作用更多在于代表国家和维持程序正当。比如在选举之后总理和内阁的产生过程中，总统的权力仅限于根据议员的背书情况提名最佳总理候选人进行组阁这样程序上的事务。

一般情况下，由于自身权力所限，总统都是按部就班进行着各种仪式性和程序上的工作，并不会做超出自身权力范围的“出格”行为。然而，面对长达一年的政治危机，以色列总统这次在程序上可以说是进行了一次“越位”动作，而这次“越位”是里夫林这位老人在自己职权范围内为挽救以色列政治所能做的最大努力。

按照程序，当第一总理候选人组阁失败后，总统可酌情宽限组阁期限，若第一总理候选人实在无法组成内阁，除非议会中多数议员反对，总统将按惯例将组阁权交与第二总理候选人，2019年9月份的选举之后便是如此进行。在两名候选人均无法成功组阁后，议会解散进入第三次大选。而这一次，甘茨组阁失败后，总统不但拒绝延期，也没有给第二总理候选人内塔尼亚胡任何机会，而是以一种“撂挑子”的态度破罐破摔，要么你们议会全体议员自己解决，要么大家再来一次大选。

里夫林此举是把准了以色列当前政局的脉搏。面对新冠肺炎的肆虐，以色列社会共同关心的是如何遏制疫情，然后恢复经济，使人民生活恢复正常，一旦进入第四次大选，在疫情没有被完全消灭的情况下，大选中投票拉票这种大规模聚集性活动是十分危险的，再加上一年中经历了三次选举的以色列选民已经身心疲惫，对选举心生厌烦，因而没有人愿意进入第四次大选。哪位政客在非常时期耍“任性”，把以色列拖入第四次大选的最坏结果，就将会是以色列历史的罪人。因此总统里夫林的这次“越位”动作，其实是鞠躬尽瘁，利用自身在程序当中仅有的一点点权力，来逼迫甘茨与内塔尼亚胡尽快达成协议，达到撬动政治僵局的效果。

果不其然，17日还声称双方难以就谈判达成共识的甘茨和内塔尼亚胡在三天之后便迅速签署了协议，之前双方看似难以调和的矛盾也暂时搁置，决定先成立联合政府抗击疫情。而且两人也十分巧妙地选择利用20日晚间“犹太大屠杀”纪念日的这一契机对外公布，以向世人展示作为以色列的领导人物他们最大的共同目标便是维护犹太民族和犹太人国家免遭生命和安全威胁。总理职位“轮流坐庄”的协议，也向外界展示他们二人继承了以色列老一辈政治家妥协的优良传统，求同存异，共克时艰。因为组建联合政府轮流担任总理，这种模式在以色列历史上并非第一次发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任工党领袖的佩雷斯与利库德集团的沙米尔曾经就以这种方式完成了政权的平稳过渡。

“国王”的胜利

自2009年第二次当选总理至今，内塔尼亚胡已经连续11年掌权以色列，在实行议会制的国家中，其个人权力之稳固实属罕见，也因此以色列民众对他冠以“国王Bibi”的绰号（Bibi为内塔尼亚胡的小名），再加上1996-1999年第一次当选总理，与接下来计划中的18个月新任期，内塔尼亚胡前后担任总理的时间将达15年之久。

在如此长的任期里，内塔尼亚胡无疑开创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时代。在他任内，内塔尼亚胡以其出众的口才、流利的英语、鲜明的个性、在巴以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以及对社交媒体的娴熟应用掀起一股“个人政治”的旋风，成为许多以色列人心中的偶像。众多以色列选民俨然只知Bibi，而不懂政党为何物。

然而，以色列采用的“封闭式候选名单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则是以政党为核心，选民在投票中只能投政党，而不能投特定候选人。这就造成一种情况，在很多选民心目中，内塔尼亚胡就是利库德。另一方面，在利库德党内，内塔尼亚胡又采取威逼利诱，恩威并施，分而治之的政治手腕，肃清党内政敌，使得利库德内部不存在任何可以挑战其个人权威的反对势力，把利库德实际上也打造成了其个人的政党。在党外，内塔尼亚胡也利用其总理的职权便利竭尽所能地打压其他党派，培植附庸小党。内塔尼亚胡“个人政治”的膨胀，自然也造成了国内反对势力对他的厌烦与挞伐，同样，也诱使他自己走向了腐败。

纵观这几次大选，左右两派争执的焦点归根到底是内塔尼亚胡个人的问题。左派能够联合起来，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打倒Bibi”的共同目的，而且他们坚持只反对Bibi，不反对右派政党，只是不能接受与内塔尼亚胡这个“个人”合作，坚持要把被控贪污的“戴罪”总理绳之以法。而右派大党利库德除了“国王Bibi”推举不出任何其他候选人可以取而代之。因此，与其说是以色列的左右之争使得以色列陷入长达一年多的政治僵局，不如说是内塔尼亚胡的“个人政治”玩弄了以色列的政治现状。

这次与甘茨达成协议之前，双方最争执不下的仍然是内塔尼亚胡个人的身后问题。由于身背数桩贪污案，内塔尼亚胡如果轻易交权，没有了总理的特殊身份保护，很可能面临被清算的下场，最后锒铛入狱。而甘茨坚持只有内塔尼亚胡完全交权，才有可能在政权交接后实现独立自主，不受内塔尼亚胡掣肘。

于是，此次谈判谈判的焦点则放在了司法系统的人事安排上，因为只有掌握了司法系统，“国王”才可能在之后的审判中全身而退。而从这一次双方最后达成的协议来看，甘茨在这个问题上最后做出了较大的妥协，把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事提名大部分交给了内塔尼亚胡。而内塔尼亚胡则凭借其“个人政治”在谈判中获取了更多的利益。换言之，这次谈判中“国王”并没有交出所有的权力，这是内塔尼亚胡“个人政治”的胜利。这不禁让人担忧，内塔尼亚胡是否会在协议规定的任期结束后再次玩弄权谋，掀起另一个政治波澜？

即便内塔尼亚胡最后顺利将权力交给甘茨，人们也需要认真思考的是，以色列在历经了十几年的“个人政治”之后，突然没有了内塔尼亚胡，甘茨是否有能力填补他所留下的真空地带。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在内塔尼亚胡时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高压政策，以及在国安和领土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已经深入以色列社会，且因此巴以之间形成了一种高压之下相对的“平静”，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邻国也维持了相对较长时间的“和平”。而这一切在后内塔尼亚胡时代能否继续保持，还是会迅速翻转呢？

因此对于关注国际局势尤其是中东问题的人，我们应当看到这次疫情在当下确实帮助以色列化解了政治僵局，但我们也应当深入思考它对以色列未来政局、巴以问题以及中东局势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

（作者现为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政治学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