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论·流动｜项飙：“点对点”与后隔离时代流动的“安全化”

思想市场的“疫论”专题开设“疫论·流动”子栏目，将在这个子栏目中陆续介绍牛津大学的“疫情与流动”论坛上的文章，该论坛是项飙主持的MoLab (Mobility, Livelihood and Health Lab) 项目的一部分，文章均由项飙策划与编辑，并授权《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编选、刊发中译版。本文英文版发表于“疫情与流动”论坛，中文稿由作者做了较大修改和扩充。

【项飙按】：如果这真的是一场战“疫”，敌人在哪里？在空中、在海上、在荒野？它们在我们的身体内部。我们是战士，也是敌人的堡垒。病毒依靠我们而生存，依靠我们的流动而繁衍。如果这是一场战争，那么我们的军事目标是自己，我们主要的战术是调节自己的流动。流动，既是管制的对象，又是控制疫情的手段。而流动难以调控，是因为它不是一般的人类行为，而是当前社会组成和经济运行的基本语法。

牛津大学“疫情与流动”论坛，起源于我在2020年2月底和3月初在牛津St Hugh’s 学院组织的两场小型座谈会。前后相隔不到两周，但是疫情已经从一个中国问题蔓延成全球现象。喷涌的信息让任何一个稳定的视角都失效；自圆其说的解释在过几个小时就可能受到挑战；情绪比思绪的波动更大。在这样的环境下，论坛希望提供一个交流和思考空间：邀请全球不同学科的学者，从流动的角度，捕捉值得关注的细节，提出新的实证问题。

在办这个论坛中学到的一个体会是：在令人心神不宁的形势下，去充分关注复杂和严峻的细节，正可能让人心静气定。疫情何时结束，甚至会不会有“结束”一说，更不用说其社会后果，现在都无法预知。除了促进社科研究，我希望这个论坛也帮助我们学会和复杂性、不确定性共存。 

自2020年2月初以来，“点对点”流动成了中国在疫情有所放松的背景下，逐步复工复产、恢复劳动力流动的标准方式。政府、企业或者中介把农民工从家里直接送到工作地点，“一车一策”，“专人（指定人员的带领）、专车、专线（指定路线）、专厂”。每辆车的客座率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最后两排座位保留为隔离区域，如果有乘客发烧，将在此隔离观察。出发前每个农民工必须接受健康检查，由流出地出具证明，在整个旅程中要定期测量体温。运输的组织者要掌握所有民工的信息，一路上随时跟新，在抵达时把信息和工人一并交给雇主。

通过这种方式，在2月中旬到3月底，全国已发送20万辆专车、367次专列，运送了500万多的农民工（人民日报）。“点对点”不完全是中国特色。自4月初以来，德国和英国包机把数千名农业工人从东欧运来，加拿大也空运了一批墨西哥农业工人，以保证农业种植不误季节。

流动成为安全考虑

“点对点”正是我对1990年代以来从中国到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非熟练劳工流动过程的概括。这些跨国劳务“在他们的家里被‘拔起’然后直接插入到国外的工作场所……流动不是一个流动人口在移动和探索的过程，而是一个他们被高度精准地被移植过程。”

跨国劳工的“点对点”流动，意味着资本-劳动-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变化。资本和国家通过对劳工流动过程的控制，取代了对劳工劳动过程的控制。比如，劳工从中国家中直接被带到车间和宿舍，生活几乎完全封闭化，与当地社会接触非常少，他们面临问题时无法需求当地政府、律师特别是NGO的帮助。当发生劳资纠纷时，企业和中介机构通常将工人遣返中国作为“解决”方案。这个提前遣返的威胁使得工人不得不在日常活动中小心翼翼，不敢和雇主冲突。劳工更多地作为流动主体、而不是劳动主体被监管。

疫情后复工过程中的“点对点”则有所不同。首先它是针对国内的劳务流动。更重要的是，“点对点”并不是要控制劳工，它是把流动“安全化”的一个手段。恢复经济就必须恢复流动，而控制疫情的需要又使得流动成为一个安全问题。汉语中的安全既包括日常安全（safety），也包括非常规、生存性安全（security）。日常安全对应的是风险和危险；生存性安全对应的是毁灭和威胁。日常安全可以通过个体行为的调整和分门别类的规则（比如交通规则和防火措施）来加强；生存性安全则必须通过整体性、系统性的安排来确保。

由于生存性安全事关生存，所以小概率事件可能是灭顶之灾。安全化意味着不考虑措施的适度性（proportionality）。一次恐怖主义袭击、一个确诊案例都可以认为是太多。要不计成本、全体动员、“底线思维”。安全化也意味着正常的法律规则可以被打破，可采取非常规手段。流动的安全化，指把本来平淡无奇的日常流动和对社会的生存威胁联系起来，使流动成为安全考虑的对象。

国际流动的安全化，在9/11之后的西方已经变得相当明显。主要体现在边境控制的军事化。国际流动的安全化和点对点运输的不同在于：前者关注的是流动者的身份和动机——这个外国人是谁、要干什么，而后者的重点并不在于流动者——因为点对点运输的人员是合法公民，其动机是为了政府提倡的复工而流动——其重点是人们物理的流动过程。点对点运输中，行政边界也显得似乎无关紧要。它要把劳工从一个点 “隧道式”地运输到另外一个点，中间的地带要统统跳过，包括其中的各种边界。

“人生安全”与“国家安全”的交叉

生存性安全（security）在传统上是以国家和军队为主体的，主要指领土完整、边境保护等。1994年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正式提出“人生安全”（human security）的概念。“人生安全” 以确保人的生命为基础，具体内容包括生计、卫生、食品、饮水、环境。围绕国家主权的安全观被称为传统安全观，突出生命安全的被称为非传统安全观。1998年加拿大和挪威等国把维护非传统安全观列为她们国际政策的基本原则。这两个安全观之间的区分，是国际政治讨论中的重要话题。

在疫情中，“人生安全”与“国家安全”，或者说对内安全和对外安全，之间的界限几乎不存在了。“人生安全”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国家安全”的手段来保障。

在点对点运输中，政府扮演了核心角色。根据中央政府的规划，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的省级政府负责整体规划，市政府保证具体对接，输出地的县政府具体督办落实，保证农民工“从家门到车门，从车门到厂门”。国家交通运输部在其物流保障办公室设立应急运输电话以解决运输中的问题（交通运输部）。

政府也设立了多个网上平台。比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推出的农民工返岗复工平台，使政府和企业能够彼此协调安排运输。交通运输部负责的全国道路客运接驳运输管理平台收集详细的旅程信息，确保路途中的接驳服务站在车到的时候及时提供健康检查、热水和快速餐食等服务。另外一些服务平台和应用程序则为用工企业和劳动者提供应急措施。健康码当然也是流动安全化的重要技术手段。

中国在对流动的安全化上有特殊优势，其他国家无法完全效仿。但是各国可能会在疫情之后有类似动向。比如英国有可能会重新考虑身份证制度。英国的身份证制度，有过数次提案和试行又最终被废除。近年关于身份证制度的辩论与脱欧有关。脱欧支持者们怀疑：由于没有实行身份证制度以及证件关联系统，英国政府完全无法知道境内有多少移民及非法移民。但是反对者认为，身份证制度会使国家和警察掌握太多的权力，破坏基于自由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公共信任关系。然而，今年的英国要面临着正式脱欧和新冠病毒双重挑战，会不会觉得流动的安全化不可避免？

流动安全化，意味着工作进一步非稳定化？

显然，政府和企业可能不会长时间进行点对点劳工运输。但是这可能成为商业性的劳务中介机构发展的一个契机。从个体经营户到大型劳务派遣公司，劳务中介都在这次恢复流动中得到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比如广东省承诺劳务中介每成功介绍一人，补贴 200元。协助政府举办网络招聘会，且参会企业达到300家的按每场5000元给予补贴。家政服务企业是重点扶助对象，被评为优秀家政公司的可获得就业补助资金给予的30万元、20万元一次性补贴（广东省人民政府）。

中介机构受到重视，很可能是因为中介不仅招募、管理劳工，现在也担负了组织劳工流动的功能。随着流动成为一个安全问题，对流动过程进行组织、管理，担负责任，也成为了一个新的商业机会。家政中介机构受到了特殊扶持，部分原因是家政工作者的流动的安全化尤其重要。在跨国劳务中，点对点流动是商业性劳务中介维持其商业地位的重要原因；中介就是靠对移动的管理和协调中控制着劳工且掌握着权力。

中介机构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进一步强化，很可能也意味着劳工与公司雇主之间的距离的增大，两者之间关系的复杂化、间接化和零散化。如果是这样，那么，流动安全化会不会成为工作进一步的去稳定化的另外一面？

（感谢涂珈颖翻译、整理，并且提供了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