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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枢元：田家的陈年旧事及与梁漱溟先生交往史

2020-04-30 11:5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鲁枢元學人Scholar

田慕周与梁漱溟在北京梁宅

文 | 鲁枢元，作家、文学评论家

授权发布，转载须取得授权

“鲁枢元，寄你的豆酱收到了吗？”电话那头传来田禾爽朗的笑声。

我告诉他，收是收到了，只是罐子碎了，豆酱里全是玻璃碴子。田禾很有些惋惜：那可是我和慧菁亲手晒的西瓜豆瓣酱啊！

田禾是我中学时的同学，抗战后期出生在四川成都，比我大两岁。那时他父亲跟着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张群先生做秘书。战时生活艰难，田家也不例外，田禾出生时家里竟请不起大夫，是父亲给他接生的。抗战胜利后，先是随父母在南京、上海、苏州，十岁那年遵父命回到开封老家，侍奉年纪迈又不舍故土的奶奶。我就是在那之后与田禾成为同学的。

田禾遵父命回开封陪伴奶奶

电话里我告诉田禾，日前翻书，看到《梁漱溟全集》第八卷里提到你，是梁老先生写给你爸爸的信。田禾说那是1976年吧？我从新疆建设兵团跑回老家，一无户口，二无工作，是我生活最困顿的时期，父亲可能对老先生说起过。

田慕周先生（1908-2009）

田禾的父亲名镐字慕周，燕京大学法学院优等生，校学生会主席，当年的热血青年。1932年毕业后到了上海，任民国初建的中国航空署军法官，因为检举上司的贪污行为得罪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侄子林我将，被排挤出上海。此事轰动一时，当年上海滩的大小报纸均有报道。田慕周感到当时的社会与政治都已经偏离正道，欲谋社会进步，必须从根本处做起。于是他在1933年中秋节后，偕新婚夫人富顺寿去了山东邹平，投身到梁漱溟先生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富顺寿是南京金陵女子学院的高材生，英语极好。当年他们结婚时，证婚人就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1930年代田慕周与夫人富顺寿在山东邹平县

田慕周到山东后，即被梁漱溟委以邹平实验县第一科科长，主管乡村自治、户口改革、环境卫生、礼俗宗教。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即主持全县户口的普遍调查统计，169名调查员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调查了全县342个村庄，调查报告最终由中华书局印刷出版，邹平县成为当时全国两千多个县市中唯一全面实施户籍法的县，引起国内外的关注。蒋介石的外籍顾问、前意大利财政部长斯提菲尼还曾在蒋百里先生陪同下参观邹平的户籍行政设施，现场做翻译的就是田禾的妈妈。

抗战爆发，田慕周追随梁师到四川南充创设民教馆，主讲国际关系与民法概论。当时他私下选用的教材就有梁漱溟1938年春访问延安时毛泽东赠送的油印本的《论持久战》。有人告密说田慕周“吃着蒋家的饭，却在宣扬毛先生的书！”曾招致四川省党部派员下来查处。由于梁师的庇护，才最终得以蒙混过关。

由于历史原因，田家与国民党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田慕周的叔叔田辅基与蒋介石、何应钦、张群是日本振武学堂的同学，同在一个“棚”（班），蒋是班长，田是列兵。辛亥革命时攻打上海制造局，田辅基是前锋；在反对袁世凯的战役中却不幸被袁的爪牙暗杀，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中将。或许由于这层关系，从1940年到1948年田慕周一直在国民党元老张群手下做事，大抵是秘书、译员、参议之类的文职。在国民党上层，张群先生是一位公认的正直清廉的人，田慕周在其属下也一直过着清贫、自律的生活。所以，在全国解放后诸多政治审核运动中，他都相安无事。他在上海一家外贸公司上班，基本生活条件倒也有所保障。

但到了1959年“肃反补课”时，还是把它补成了“历史反革命”，从此家庭生活陷入极度困顿之中。妻子偏瘫、岳母年迈，一家数口蜗居在九平方的亭子间里，经常衣食不济。这时的梁漱溟也已经在受批判，被勒令闭门思过。当他知道慕周的处境时，便按月亲自寄20元钱给他贴补家用，20多年里从不间断。对此，梁漱溟曾经向组织报告过：我的学生现在没有饭吃了，虽然被定成“历史反革命”，但我不能不管！在此期间，慕周也常年帮助梁师抄稿、校书，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梁漱溟作为中国当代罕见的大思想家，他对自己的道德学问是自信的。1976年春，时值“四人帮”覆灭前最为猖獗之际，他在病中写给学生田慕周的信中说：“我从来自己认为富有历史使命”，“弟为我尽力不少。此不独我两人间的关系。我的著作将为世界文化开新纪元。其期不在远，不出数十年也。”对此，世人往往视为狂傲，我则相信乃夫子自道，这里我且不解说，留待日后著文细论。这里我要说的是慕周为乃师抄书、校书，也是在完成一项重大历史使命！

梁漱溟1966年9月完成的《儒佛异同论》，就是由田慕周伙同熊十力的孙女熊如等人费尽周折复印下来的。当时“文革”爆发，全国各地都在“横扫牛鬼蛇神”，一片恐怖景象。此时田慕周为了老师手稿的安全，便将复印的书稿交给远在吉林插队的最小的儿子田余，让他设法藏在他上班的矿山里，才免去红卫兵打砸抢的浩劫。

梁漱溟的重要著作《人生与人心》，写于1955年至1975年之间，正是中国社会政治运动连绵不断的动荡时期，老先生对此书十分珍重，曾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这部书稿也是田慕周伏在上海的陋室一字一句誊录的，1984年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时年91岁的梁漱溟欣慰地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了”。

1980年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专程来华访问梁漱溟，八次交谈留下的三十多盒录音磁带的文字整理，也是田慕周召集亲友主持完成的。整理后的文字稿后来以《这个世界会好吗》的书名出版，已经成为研究梁漱溟思想的极为重要的文献。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2005年在该书的后记中再三说明：此书得以出版，“首推今已98岁高龄的田慕周老先生。正是田老提出并经受从原载美国的艾恺处索取到这批录音磁带的，那时先父身故后两三年的事，随后又是田老亲自邀约8位年轻朋友，并自己也参与其中义务地将录音转为文字”。“现在终于得以成书，流传于世，这是可以告慰于田老的。”

梁漱溟的力作《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初版于 1949年由成都的路明出版社出版竖排本，那时新中国已经成立，四川还没有完全解放，时局动乱，书印得毛糙，发行更是困难。这一直是窝在梁漱溟心头的一件大事，1985年9月梁师写信给田慕周说：这本书“除赠知交外，绝少流通于市面。我欲在沪重印。或香港重新付印。希望老弟与学林社柳君洽商一下。”师命如山，当然又是慕周鞍前马后效命，他及时联系了学林出版社的负责人柳肇瑞先生，很快促成该书的精美横排本在1987年隆重上市，完成了恩师的一件心事。

田慕周在上海陋室为梁师抄录书稿

梁漱溟对于慕周这个学生，自然是十分器重的。从1933年起，直到1988年梁漱溟去世，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无论时代与社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两人的师生情始终如一，甚至历久弥坚。收录在《梁漱溟全集》中的书信，以梁漱溟写给田慕周的最多，达52封，这还远不是全部。晚年他曾题字给慕周：“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慕周老弟从游于我达50年，顷者来京以此赠之。”

梁漱溟为田慕周题字

1979年，田慕周的历史问题得以平反，恢复了自由之身。此后，他每年都要到北京看望恩师。1987年那次拜会，辞行时田慕周发现老师脸色不好，“已现紫光”，感觉恩师来日无多，不禁悲从中来，遂即跪在地下给老师磕了个头。有谁见过，八十岁的老人给九十岁的老人行此大礼？慕周后来说，这次不像往常，老人并没有推辞，而是安然受拜了。果然，未过数月，漱老便驾鹤西去。

田禾与父亲田慕周

当年由司徒雷登证婚的田慕周、富顺寿夫妇共生养了六个孩子，由于热衷乡建，他们给六个孩子取的名字都与乡村生活有关：田农、田园、田稼、田禾、田芸、田余。老四田禾一生命运多舛。十岁时，他遵父命回到开封老家陪伴祖母。田家的老宅位于开封市东北一隅的老官街（后改名为乐观街）。开封人都知道“一门三进士”的田家，当年田家兄弟的宅院嵯峨委蛇占据了大半条街。说起来我们家与此街也还有些因缘，我父亲、大姑母都出生在这条街上，只不过我们家是寒门。田禾从南方回到祖母身边时，田氏家族已经没落多年。尤其是1958年刮“共产风”，房产全被充公，祖孙靠变卖祖传字画、家具度日。少年时代的田禾身材不高却敦敦实实，白净的脸上一双大眼睛。他天分高，学习成绩好，从小就知道自己出身不好，属于三等公民。勤工俭学中，凡是重活、脏活、苦活他总是争着干，在班里人缘极好。尽管如此，他仍然迈不过“家庭成分”这道铁门坎。初中毕业后，父亲只想让他上个技术学校学门吃饭的手艺，班主任老师认为他成绩好不读高中太亏。结果，高中毕业考大学仍然通不过政审。这时奶奶已经去世，田禾便回到上海父母那里，成为年轻的无业游民。1965年上海动员待业人员支援新疆建设，他报名赴疆，成为新疆建设兵团农一师十四团的军垦农工，开荒种地、挖河筑坝、放羊喂猪，事事争先，一度还被评为连队“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文革中农场大乱，他出身不好，属于阶级异己分子，被揪斗、游街，打得皮开肉绽，半个月起不了床。接着便被打进“牛棚”，天天从事最苦最重的劳动。多亏同是上海知青的年轻姑娘徐慧菁及众多好心战友的关心照料，才终于撑了下来。也正是在这段患难生活中，田禾与徐慧菁结成夫妻。文革后期，农场人心大乱、生产凋敝，恰逢母亲中风偏瘫，田禾便带着妻子趁机回到上海。

田氏家族是明代中叶由山西洪洞县迁移到河南来的，世代居住开封城东杜良寨峦庄。最初也不过是一般的耕读人家，迁汴后至第十代开始发家，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田家有三人考中进士。其中叫田恂的那位，就是田慕周的爷爷、田禾的太爷。文革中，田慕周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曾被遣返到峦庄，家乡的老少爷们倒是没有难为他，留下上海方面补贴的500块钱后，就放他自由行动了。田禾两口子在上海便没有再回新疆，而是跑回老家乡下。峦庄大队支书也是族里人，说：没事儿，以后就留在咱们村当知青吧！我给你们登记一下就算咱村的人啦！于是田禾支边新疆后又在河南乡下开始插队！多年的颠沛流离中，田禾学会了各种谋生之道，不但犁耧锄耙全都会，泥工、木工、金工也都在行，到头来还挣得“土木助理工程师”的头衔，文革过后被安置到开封市内工作。

田禾夫妇在杜良寨峦庄

前年秋天，我曾陪同田禾夫妇回了一趟老家峦庄，乡亲们看到他们两口子可亲了，硬是拉着往家里吃饭。原本田家的旧宅已荡然无存，他们插队时住的房屋还在，早年的那棵古树已经不见了，从老根上长出的小树也已经碗口粗。田禾告诉我，田家的祖茔在村子的北地，占地六十亩，墓碑井然，柏树森然。先是五八年大炼钢铁把树砍光了；文革时破四旧红卫兵挖开了祖坟，棺木狼藉，沟坎里飘满绸缎的碎片。奇怪的是太爷的尸首竟然没有腐烂，被一把火烧掉了。如今形势已经大变，“田家一门三进士”早已成为开封市传统文化的美谈，《田氏家谱》成为北京国家图书馆的珍藏。老官街田氏旧宅劫后余生的一处房产，门楼前被开封市文物管理局竖起一块保护性的石碑。

年逾古稀的老同学田禾并没有迁回上海老家，而是遵循父亲的遗训，与老妻一同守护着这座唯一幸存的百年老屋。正厅明三实六，黑漆廊柱，朱红房门，檐枋下面门柱上装有雕花荷叶墩，下挂木质透雕垂花柱与花牙板，上面的菊花、松鼠、葡萄、云龙等图案玲珑剔透。正房内装饰的木质菱角金线花框的玻璃隔扇，百年过去仍光泽照人。前廊左右两侧由水磨方砖砌成的匾额虽已斑驳，但“纳福”、“迎祥”的字样仍能看得分明。田禾夫妇两位贫寒的退休工人守护着这座贵族的老屋，那情景颇有些戏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