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劳动节，省思全球语境中数字劳动的前沿问题

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数字技术与资本主义组织和运作的机制相互契合，进一步强化了资本的力量并持续影响着当下的劳动者们。全球发达经济体中的资本主义的基础正从工业制造转向信息业和服务业，而数字技术正是这一转向的根本驱动力。在当下，全球的劳工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全球信息化的浪潮中，资本也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了对劳动力的控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姚建华副教授主编的《媒介和数字劳工研究：西方的视角》丛书的出版探讨了当下的数字技术革新所带来的一系列劳工问题。本文为曾任加拿大传播与社会研究主席、加拿大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为本书所做的总序，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信息技术正在发生巨变，数字世界的下一步革命对世界秩序的影响可能要远远大于之前的互联网。这是因为新的技术带来了三个强有力且相互联系的系统：云计算（cloud computing）、大数据分析（big data analytics）和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Mosco，2014；Greengard，2015）。它们将数据存储和服务集中于众多的数字化工厂手中，用来处理海量的由网络传感器所收集的信息——这些传感器可能嵌置于消费者、生产部门和办公室的设备亦或活着的个体之中。这些改变带来了大量的挑战，尤其是对劳工来说，而很少有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这套聚焦于数字劳工的丛书是如此之及时和至关重要的原因。

技术对于工作的影响已经被讨论了很多年，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计算机科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提出自动化而导致大量工作机会流失，引发了公众对此议题大规模的探讨（Wiener，1948）。不可否认的是，数字技术正在，并可能持续创造出就业的机会，它们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构建连接全球的大型数据网络；其二，数据中心内部的岗位；其三，对由互联网连接起来的实体进行控制、维持和监控所需的涉及传统基础设施的工作。然而，今天新的技术有多得多的机会来抵消人类的劳动，尤其是专业知识劳动。事实上，一位资深的咨询师将云计算定义为“仅仅是你的信息技术运作过程外包的下一步”（McKendrick，2013）。这与一位高德纳研究员简述的信息技术的大体趋势不谋而合，他说到：“信息技术长远的价值属性并不在于支持人力资源，而是取代它。”（Dignan，2011a）数字技术正在创造出使得公司即刻就能将其信息技术运行过程合理化的机会。高德纳的研究员再一次强调：“首席信息官相信他们的数据中心、服务器、桌面和商业应用软件总体上来说是效率低下的，并需要在将来的十年内对其不断调整，使之合理化。我们相信与这些无效率资产联系在一起的工作人员也会随着这个过程而大规模地被合理化。”（Dignan，2011a）

依赖于数字技术的公司主张：数字技术的体系会打破商业组织模式，而这种打破随着第一台大型计算机进入工作场所就开始了。从那以后，所有的商业和政府机构坚持运营它们自己的信息技术部门，大公司坚持运营自己的数据中心。现在新体系的支持者认为，当许多大型的数据中心可以以更少的成本和专业人员来满足这些需要的时候，建造和运行这些数以千计、每个组织专门的设备就不再重要。这个过程早已经开始，先期的研究表明即使对于信息技术部门有限地“瘦身”，公司仍可以削减其15%－20%的信息技术预算（Howlett，2014）。

新技术同样使得对所有知识和创造性劳动普遍的合理化过程成为可能，因为这些职业的工作不断地涉及到信息的生产、处理和传播。一位观察者发现：“在接下来的40年间，分析系统将取代今天知识劳工所从事的大部分工作。”（Dignan，2011b）2013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当今美国几乎二分之一的劳工正在受到直接失业的威胁，处于失业的高风险范围之内（Frey and Osborne，2013）。尽管机器和劳工在工作中的具体比例尚未得知，但当今借助软件用机器系统取代知识劳工工作的趋势不可抵挡。我们开始看到这些改变对教育、医疗、法律、会计、金融、销售和媒体领域的影响。私营和公共部门的组织正在被鼓励将其核心业务过程外的所有业务外包给诸如Salesforce.com等公司——它们专门从事管理客户信息庞大的数据，这项工作通常由公司内市场和客服部门负责。

不断外包给计算机的工作的增多对弹性生产的整个全球系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高德纳指出：“这一结果将对所有经济体产生影响——尤其是像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体，现在正主导着技术外包。”（Dignan，2011a）。新数字技术同样扩大了潜在的外包实践的范围。这可能是一句大话，但就像《福布斯杂志》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都是外包方”，且外包可能的形式不断多样化：“外包不再以百万美元大贸易为特征，在这些交易中信息技术部门的运作过程交由第三方负责。相反，许多小事情的点点滴滴渐渐地交由外部的实体负责。”（McKendrick，2014）数字技术的下一步革命已经改变了劳动的过程。瑞典电影业的工人将计算机芯片植入到其皮肤之下，只需要隔天来办公室上班，以此来提高生产效率和对其管理的控制——这就是对此观点的明证（Cellan-Jones，2015）。

正是因为这种对工作场所和包括办公室工作人员和工厂工人本质上重塑的可能性，这套由姚建华博士主编的《媒介和数字劳工研究：西方的视角》丛书的出版就显得格外“恰逢其时”。首先，建华是最合适在理论上迎接这些议题所带来挑战的学者，因为他对于数字劳工的西方研究视角有着广泛的涉猎且在加拿大接受过系统化的理论训练。他本人对于中国媒介工作者的研究展现了该领域研究者所必需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策略。此外，他在将西方视角应用到对当下中国知识劳工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分析方面，具有良好能力（Yao，2014）。

整套丛书分成四个具体的领域，完整地为读者提供了西方视角下数字劳工最前沿的研究。第一卷《制造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Digital Labour in the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Industries）聚焦于数字劳工对于制造和服务业的影响。此卷从阶级、性别等一系列社会学的核心范畴出发，这些范畴对于描述西方社会劳工中因信息技术应用的不平衡导致的“数字鸿沟”及其程度十分有益，尤其是工人阶级和妇女在工作场所所遭受由数字技术无规制的应用所带来的大量失业和工作环境的恶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美国威权主义政府的兴起。在此基础上，第一卷审视了制造和服务业两个具体行业中的数字劳工，因为这两个行业中数字技术对工作转型和全面消除工作方面的影响最为深远。

第二卷《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Digital Labour in the Media Industries）主要聚焦于西方媒介产业，在这里新的数字技术影响重大：在新闻、广播和广告等传统行业内工作数量的减少和权力不断集中于少数大型技术公司。当2016年8月，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和脸书宣布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五个公司的时候，这种发展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谷歌和脸书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公司且负责传播世界上大多数的新闻。然而，与诸如《纽约时报》在内的传统新闻业先行者不同的是，这些公司并不雇佣职业的新闻记者。它们仅仅依赖于用户发布自己的故事，然后向用户兜售广告，使得用户不得不尝试区分事实和虚构、真新闻和假新闻、信息和政治宣传。本卷揭示了媒介工作者的重要性。

数字技术带来的最大变化在于劳动和消费边界的不断模糊。第三卷《数字劳工：产消合一者和玩工》（Digital Labour: Prosumers and Playbours）强调了这种根本性的变化过程。我们通常将生产者界定为生产产品的工人，而将消费者界定为使用这些产品的用户。但在数字世界中，消费者越来越多地通过使用不同的媒介来创造价值，比如说在以脸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的照片、视频和文字。他们与工人不同，因为他们并不因为自己的努力和工作而被支付明确的薪酬；因此，我们将他们称为“产消合一者”（prosumers）。同样地，公司也会让用户通过玩耍的形式，在其闲暇时间内创造价值，我们可以使用“玩工”（playbour）这个术语对其予以界定。虽然这种形式的工作在几十年前政治经济学家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的研究中早已预见，今天的学者对这种工作形式越来越重视——因为这种工作形式在全球劳工中不断扩张。

本套丛书的最后一卷《数字经济中的劳工组织》（Labour Organizations in the Digital Economy）着眼于西方学术界对于数字劳工世界在面临诸多挑战时应对方法的研究。它尤其聚焦于工人组织的两种趋势，第一种是工会合并的趋势；第二种是现有工会的扩张，现有的工会组织已经开始从以某一种技术为基础的行业（比如新闻业），扩张到基于数字技术的新的产业中了。这种产业由数字技术所集合而成，具有播送和联合的能力，这种能力将工人们与社会运动组织联系在了一起，既宣传了工人的需求，又推动了政治议程。

数字劳工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对于许多学科而言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者来说。本套聚焦于数字劳工的丛书为他们全面地了解西方视角下数字劳工研究的最新成果提供了重要的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