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劳动节，让我们重温劳模故事，传承劳模精神

谐小兔

没有哪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这个劳动节，让我们重温劳模故事，传承劳模精神。今天就带大家走近劳模的故事。

项桂珍

全国“三·八”红旗手

原赛胜科技公司董事长

危机，潜伏在人生自豪中

项桂珍出生于1948年，年轻时有着一个令人艳羡的工作单位——上海无线电四厂，简称“上无四厂”，当年是生产“金星牌”电视机的企业。工作中的认真负责，处事上的和善亲切，做事上的勤勉有加，注定了项桂珍在这样一间牛气冲天的企业中，也会变得出类拔萃。后来，项桂珍入党提干，成为当时上无四厂最年轻的女车间主任。不久之后，她便经厂里推举，被评为1973年度的上海劳动模范，那一年，项桂珍才25岁。

收音机、无线电、半导体等产品，是那个时代人们趋之若鹜的奢侈用品，在建成中国第一条彩色电视机生产流水线之前，上无四厂生产的产品始终是市场上的抢手货。项桂珍带领大家没日没夜地干，为中国的轻工电子产业积累了一些家底。正是因为当时被认为属于“优质资产”的品牌积累，才为引进国外资金和产品优化提供可能。由于项桂珍所做出的贡献，1978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的“元年”，她又一次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

但是，在产业变革中，企业中的富余劳动力将面临向社会分流，也就是“下岗”。当时国家政策对下岗工人有一系列的优惠，如创业免减税、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持等。作为车间主任，项桂珍拒绝了厂里的挽留，义无反顾地带领工人们走出了厂门，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创业。

豪迈，并非男儿的专属

说起创业，谈何容易，项桂珍随后遭遇的是比她原来预想中的困难，要难百倍。1996年应该是项桂珍体会最深的一年，那些日子里，真有些叫天不应，呼地不灵的无力感。可喜的是，项桂珍最终还是“冲”了出来，她联合社会组织筹建起来的万邦服务部开始对外营业。

项桂珍说：“当初也是初生的牛犊，不知道创业的艰难，不知道市场的残酷，当自己真的闯了进去，才懂得了什么叫举步维艰，什么叫做怕啥来啥。”那年的年底，项桂珍和姐妹们从郊区批发来一车盆景花草，从当时地处新华路附近的万邦服务社，推着“黄鱼车”一路叫卖，直到真如火车站。从一大早出门到夜幕降临，总算把那车花卉盆景卖了出去。从那时起，她卖过大米，当过保姆，修过家电，开过洗衣房……项桂珍相信，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闯出一片天。

努力，终将获得回报

可以说，那些年里，社会最底层各种受苦受累受委屈的劳动，项桂珍都经历过了。她不无感慨地回忆道，“我带着大伙出去找工作，其实并不是因为生活所迫。”项桂珍本人的家庭状况尚可，在当时并不需要每个月非要等到发工资才能生活。但她说自己“必须这么做，因为还有那么多下岗的工人们希望能有一个领头人，帮着大家走出困境”。

后来，在市府领导的建议下，项桂珍享受了国家“三减两免”等相应的政策，于是，她又带领大家，自筹资金，成立了上海赛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从事电脑维修、程序开发为主业的科技公司，项桂珍说她自己并不懂电脑，但计算机行业的未来吸引着她，她要为大家的未来多想想。后来，和她一起在赛胜公司创业的很多人开始陆陆续续自主创业，把在公司学到的IT技术运用起来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当有人问她，这些人离开自己出去创业，与她分享市场，是不是感到失望？项桂珍豁达地说，“当初自己创业，什么也不懂，如今他们这些年轻人能够从我这里学到技术，又能积累一些人脉和资源，这其实是好事。我倒是觉得，如果能把公司办成一个创业者的孵化基地，比单纯在市场上打拼挣钱，更有意义。”

项桂珍的努力，获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肯定。1987年和2003年，她两次获得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称号；1997年至1999 年，连续获得了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自强不息再就业”先进个人、上海市“巾帼创新业”先进个人和上海市先进女职工标兵，1999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女职工”。直到2004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同年，又被评为全国“再就业先进个人”和“优秀个人”。项桂珍还是上海市第十一届人大代表。

以梦为帆，乘风破浪

正是像项桂珍这样的无畏者

奏响变革时代的金色旋律

坚定地走在干事创业前沿

为心怀梦想的后人树立标杆

向谱写新时代劳动者之歌的你们

致敬！

居伟英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原上海114查号台主任

对今天的我们而言，云计算、物联网和大数据等计算机领域高科技已然不足为奇，但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里，这个领域，简直如高天一般可望而不可及。而居伟英发现了计算机应用技术对电话查号系统意味着什么，同时又排除一切困难实现电话查号精准、提速和接通率。在民用计算机领域，她比别人提前触摸到了现代科技。

“闲不下来”的话务员

1967年高中毕业的居伟英，出身于一个电讯世家，她的父亲曾经是华洋德律风公司的一名员工。1972年，居伟英走上了工作岗位，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来到上海电话局市郊台，当了一名天天把各种市区电话转拨至郊区的话务员。

那是一种不算长途电话，但又要按照长途电话程序去操作的人工服务。居伟英回忆说，当年市郊台的人工服务非常繁忙，有时一个人一天要接2万多张单子，还是有点应接不暇。很快，由于她的努力，居伟英从一个普通话务员，成长为一名话务工作能手，1972年到1983年，她先后担任了团支部书记、统计员、总务员等职务，因其“闲不下来的”的脾气，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并担任电话局市郊分局副分局长。

十多年的一线话务工作，让她内心积累了太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譬如话务员工作劳动强度大，譬如市郊电话接通率低，譬如社会上对市郊台工作的不理解而引发的众多投诉……她希望通过平时日积月累的点滴经验，来改变这种现状。

试水前人不敢做的事

居伟英回忆当时自己的内心感受，这样描述，“如果可以利用工作岗位的不同，帮助话务员们减轻工作强度，增加一点应有的收入，那也是我人生中一次不错的机会。”对于市郊台话务员的工作，多接一个电话或者少接一个电话，每个人都拿着同样的薪水，三五块钱的奖金也是“阳光普照”。想要改变这种状况，当时唯一可行的就是打破大锅饭，采取多劳多得的奖金分配制度。

在征得领导认同后，居伟英开始大胆尝试，以她从事统计员和话务工作的基础，从基本工作量到超额接通量的统计、计算和合理分布等开始测算，很快就拿出了一套奖金分配制度，并开始在台里实施。措施出台后，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上海电话局的市郊台电话接通率明显提高，投诉率骤然下降。114查号台很快就得到了社会和广大上海市民的认可，还经一度成为了全国的一柄标杆，被人称颂。

那时候开始，上海市民有一个普遍的感受，就是拨打114查号台不再那么难接通了，上海邮政系统的电话局查号台从原来的三级服务窗口，很快上升到二级服务窗口，直至达到一级窗口。并被评为上海市劳模集体。

“三不女人”的艰苦创新

但是，市民们随打随通的结果是，114话务员们感觉到电话查号的量不减反升，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查号台内部人员急剧扩增，从原来的16席，猛增到后来的200多席，但依然应接不暇。

这时，上级领导考虑到引进计算机查号技术，希望借助计算机来缓解矛盾。而要领受这项任务的首选人，就是居伟英。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海量级的电话查号系统，这在上世纪90年代，那才叫“前无古人”的创举。

大家都知道计算机能够解决查号功能，但怎么解决，从哪里解决，解决的具体方式是什么？没人知道。居伟英也不知道，即使知道了，在连计算机和计算器的区别在哪里都不知道的中国大多数人面前，这就是一头印象中的“恐龙”。但居伟英决心充当一个降龙高手，而决不被它陌生的兽面所威慑。

从那时起，用居伟英自己的话来讲，“根本就不像个女人了！”从编写方案、内部统筹等千头万绪，都需要她这个话务中心主任去操劳。那段日子里，居伟英形容自己是个“三不女人”。年迈的母亲双目失明，她抽不出时间去照顾，是为“不孝”；儿子在学校念书，她从来没去参加过一次家长会，作为母亲，她觉得自己“不够格”；早出晚归，通宵加班，从不管家，是为“不顾家”。有一次儿子生病发烧，她却在郊区帮着搞电话线路并网切割，孩子只好独自在家苦苦熬着…… 直到现在，局伟英提起自己的儿子，仍感到亏欠得太多。但如今也是一位通讯线路工程师的儿子，却十分理解母亲当年的奋斗。

回顾以往依然甜蜜

通过一串数据，我们不难看出，居伟英担任114查号台主任的那些年，她究竟经历了什么：1988开始担任上海市电话局114查号台主任以来，对查号系统进行改革，用计算机替代人工查询，114和115查询台全部切割到计算机查号；1994年，福建路114台全部进行迁移，实现扩容……1998年10月，郊县114台切割进市话网，统一实现上海本地网查号系统，打郊区电话被当成长途电话的时代就此告终；1999年，居伟英负责指挥组织上海本地6位数电话号码向7位数切割的工程；随后从7位号码向8位号码升级扩容，她又担任总指挥和负责现场调度。

从担任上海电话局市郊台话务主任到市郊分局长，再进入114查号台担任话务主任期间，居伟英曾先后三次获得上海市劳动模范，一次市“三·八”红旗手；两次获得邮电部劳动模范；一次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93年开始，她还是上海第十、第十一届人大代表……直至2002年退休，舍不得这位为中国通讯查号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女主任就这么退休离开，当时的上海市电话局新成立的“号码百事通”公司，又邀请她担任资深经理一职。

对以往，居伟英说她还是有些眷恋，因为那里，印刻下太多她曾经历的艰难和坎坷的痕迹。“但那种印记给我留下的依然是甜蜜的回忆，说明我这个人在那个时代，没有白活！”

不惧困难，披荆斩棘

正是像居伟英这样的勇者

抱着不顾一切的决心，与壮士断腕的信念

让科技之光在华夏大地闪闪发亮

向谱写新时代劳动者之歌的你们

致敬！

顾永林

全国劳模

国务院津贴获得者

学习让生命富于质感

顾永林1949年出生于上海，1967年高中毕业， 1968年11月， 他被分配到了上海针织十厂当工人，后来，又去了大明针织厂、针织运动衣厂、针织十一厂……一个大圈子兜下来，始终没离开过纺织针织领域。俗话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演绎到顾永林身上，就是辗转百家厂，识得千般难。他说：“每次岗位调整，都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顾永林对那段经历有着极其清晰的认识。熟悉业务、为人正直、早年入党、了解工人……这些逐渐养成的个人素养，决定了顾永林终有一天要肩负大任。

企业改革的坚定拥护者

从一名普通工人，到工段长，到车间主任，再到小厂的厂长，直至担任一家大厂的厂长，顾永林把自己全部的青春岁月都奉献给了纺织针织领域。从 1984到大明针织厂担任党委书记，到前往上海针织十一厂、上海针织运动衣长担任厂长，又于上世纪90年代初担任中华第一棉纺针织厂厂长，顾永林每到一处，都是这家单位面临转型、兼并、重组或是产业转向、甚至关闭等难题的关键时期。顾永林的出现，总能化腐朽为神奇，不仅让单位往既定的方向顺利前行、完成目标，而且能顺势解决很多因改革而出现的负面问题。常年的企业管理经历，使得顾永林成了一名企业改革的坚定拥护者，也正因为经历了那么多的岗位转换，他的所思所想就会更主动、更清晰。

掌握企业改革的“痛点”

1990年，“中华一针”（即中华第一棉纺针织厂）作为拥有数千职工的大型国有企业，它生产的“菊花牌”针织服装在市场上的业绩却屡屡下滑，企业面临四面楚歌的窘境。顾永林接任“中华一针”厂长后做的头一件事，就是赶紧组织技术人员攻关难题搞研发。当时的中华第一棉纺针织厂正进行产能升级，大批职工面临下岗和分流的危机。这时，顾永林向全厂工人宣布：“我们中华一针，不允许一个工人下岗！”这条消息，瞬间传遍了全行业，也曾作为新闻热点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既要改革，又不能让工人下岗，这是一道世纪难题。但顾永林连出了三大招，顿时将这道难题化解。一是通过培训提高职工的岗位能力；二是大力推进高支棉面料的研发”；三是亲自出马，马不停蹄地在全国进行铺点，发展经销商，开设专卖店。就这样，一家面临亏损的国有企业，在顾永林的不懈努力下，逐渐开始扭亏增盈，并创造了年上缴利润超过1000万元的业绩。这在当时几乎是奇迹。

不经风浪何来收获

1994年，中华第一棉纺针织厂以其“菊花牌”特有的优质资产，在兼并了几家亏损小厂后，组建成为上海菊花纺织针织集团公司，由顾永林担任首任总经理。随着菊花品牌赢得市场认可，顾永林开始着手打磨企业的全产业链模式，也就是从棉花进厂到成衣出厂，由工厂内部全线完成。

顾永林组建销售部门，筹集资金研发高端产品，以销量定产量，以需求定研发、定产品。为了考察棉花质量，他每年都要在上海和新疆鄯善地区之间往返多次，每次一到目的地，顾永林便带人直接奔到田头，查看棉花的生长的情况。很快，上海纺织系统第一个工厂级的原棉公司在新疆成立了，开始从源头上为企业提供了最直接、最优质的原材料保障。

人们记住的时代印记

由于顾永林的积极打造，一条能够保障企业产品踏上市场便极受消费者青睐的“菊花牌”系列产品线逐渐形成，针织品、棉纱、混纺纱、服饰、鞋帽、袜子、箱包、皮革制品及原辅材料一应俱全。顾永林本人也获得了1995年度和1997年度的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2000年，他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成为全国纺织界屈指可数的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顾永林敢干的事情，别人不一定敢，顾永林身上蕴含的能量，又有几个人具备呢？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检验自身能力。所以他说：感谢这个时代，给予我这样的人实现梦想的机会。

奋楫争先，勇立潮头

正是像顾永林这样的企业家

用积极求索的态度，敢为天下先的魄力

开辟了中华民族走向富强的壮阔道路

向谱写新时代劳动者之歌的你们

致敬！

作者：斜土街道

原标题：《这个劳动节，让我们重温劳模故事，传承劳模精神》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