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榜进士、海防战友：大清政治舞台上的沈葆桢与李鸿章

【编者按】沈葆桢与李鸿章是中国近代海军史上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但过去的研究因为关注角度的局限，很少将二人联系在一起考察，还曾产生过二人在政见等方面存在对立性的观点，认为他们分属水火不容的南北两个阵营。海军史学者陈悦在新书《从船政到南北洋——沈葆桢李鸿章通信与近代海防》（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3月）中梳理了两人的私人通信，认为其中展现的沈、李私人交情彻底颠覆了既往关于二人关系的刻板印象。这些书信还显示了沈葆桢对北洋海防建设的指导作用，记录了北洋海军初创时代向船政问计取经的事实，以及李鸿章、淮系对船政事务的深入介入和支持。本文节选自该书“引子”部分，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清王朝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农历初春三月，莺飞草长，帝国迎来了三年一届的全国性人才选拔大典，天南海北的各省举人或藉舟行，或驰驿马，或乘车轿，云集到都城京师，参加通向科举考试顶峰的春闱会试。当年岁值丁未，属于正科，又称丁未科正科会试。

从农历的三月初九日开始，礼部官员统一分派引导应试举人进入贡院考场，举人们在狭窄的一间间号舍里，穷尽思维，由朝至暮，废寝忘食，考试四书、经义等学，按照严格的格式规范，以工整的小楷在考卷上落笔撰写，展现自己的文思才华，默祷能够鲤跃龙门。来自闽江畔福建福州府侯官县，时年27岁的沈葆桢，和来自巢湖边安徽庐江府合肥县，时年24岁的李鸿章，与全国各地的应试举人们一起，此时都端坐在各自分到的小小号舍内奋笔疾书。

连试三场过后，丁未科会试的结果循例在农历的四月间发榜，中试的举人称为贡士，按照礼部的通知，于四月末各自携带考具甚至试桌，被引领到紫禁城的保和殿内，在当朝道光皇帝的亲自检视下，进行最终的殿试，考试策论。第一次亲眼目睹金碧辉煌的紫禁大内，身临帝国的腹心，而且和当朝天子同处于一殿，这种不啻直上九霄的经历，必定在与试的贡士们胸中激起万丈波澜，产生将要跻身进帝国官员行列的跃跃欲试之情。保和殿内，择地而坐参加考试的贡士中，沈葆桢、李鸿章也在其列。二人都顺利通过了此前的会试，成了丁未科的同年。

经读卷评定等第，清王朝按例于五月在太和殿前广场举行隆重的传胪大典，正式宣布当科殿试录取的进士。道光皇帝升座太和殿，王公亲贵和文武重臣分班排列，新科进士根据鸿胪寺的安排，按考试名次顺序及名次的奇偶，在殿前丹墀下分左右整齐站队，于韶乐声中行叩拜大礼。沈葆桢、李鸿章都在新进士的队伍中，李鸿章名列二甲第三十六名，可能站立在太和殿前御道的右侧区域，沈葆桢是二甲第三十九名进士，可能身处御道的左侧区域，都依着鸿胪寺官的指挥演礼如仪。

直到此时，这两名未来将要在帝国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年轻人，可能还没有任何的私人交际，还只是见面不相识。

传胪过去三天，新科进士到保和殿再次进行考试，称为朝考，据此以决定分派授官。根据考试的结果，名列前茅者用为翰林院庶吉士，沈葆桢和李鸿章因为成绩优秀，都成了当科庶吉士，一起进入翰林院的庶常馆肄习诗文经义，进一步进修。三年后的1850年，肄习期满的庶吉士们在保和殿参加散馆考试，沈葆桢和李鸿章都名列在二甲，均被授予翰林院编修职务，成为同僚。

不过，沈葆桢在第二年就升调为武英殿纂修，旋在1852年被派担任顺天乡试考官，1853年被授记名御史，1854年实授江南道监察御史，以几乎逐年递进的步伐，沿着言官、御史的任职路径不断展进。相比之下，李鸿章的任官情况则不乐观，数年间一直徘徊在翰林院编修的职位上裹足不前。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场巨大的风暴中。1850年夏天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爆发了农民起义，随后如洪流般的起义军攻向湖南、湖北，规模日益壮大，又东进江西、安徽，最终在1853年夺取了江苏江宁，将其定为太平天国政权的首都。因为经制的各省绿营军对起义防剿不得力，清王朝借鉴历史经验，决定鼓励地方举办团练，于1853年初首先命令在湖南原籍的前礼部右侍郎曾国藩办理湖南团练，旋又派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回到安徽原籍办理安徽团练。在翰林院编修职位上磋磨已久的李鸿章，遂抓住这一机会，申请随同吕贤基回安徽办理团练，逐渐走上了一条“翰林变绿林”的练兵、作战的任官道路。

数年后，沈葆桢于1856年外放江西九江知府，因九江正处在太平军的占领下而无法实际到任，一度暂时在湘军大帅曾国藩的幕府中襄赞军务，后来被改派为江西广信知府，又于1857年擢为广饶九南道。

1862年初，经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等极力奏请保举，沈葆桢获任江西巡抚，成为一镇诸侯。在此同时，当初回籍办理团练的李鸿章经历了在安徽与太平军的数年作战，后来也投入到曾国藩幕府中，于1861年奉曾国藩之命组建淮军，在1862年率淮勇子弟赴上海镇压太平军，在江南战场上浴血厮杀，被清廷授予江苏巡抚，也成为了封疆大吏。

沈葆桢、李鸿章这两位道光丁未科的同年进士，经历了在翰林院的短暂同事交集后，经历了十年各自而进的宦海生涯，此时都成了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下的行省巡抚，重新成为同僚，这时的沈葆桢41岁，李鸿章38岁。

从存世的书信看，沈葆桢、李鸿章在这段同僚期间，起初相互的通信似并不多，而且李鸿章在与朋僚的书信中提到沈葆桢时，言辞间也显得较为生疏。此种情形，一方面固然因为沈葆桢、李鸿章分别巡抚江西和江苏，政务上的交集并不多，另一方面则侧面说明，二人此时还没有特别的私交。

事情的变化，发生于江西省因供应湘军军需问题而引生出的风波。江西省当时是湘军的重要后勤供应地，作为该省父母官的沈葆桢目睹太平军势力正在衰减的状况，认为可以减少对湘军的后勤供应，以减轻本省地方的负担。对沈葆桢的这一举措，湘军大帅曾国藩极为不满，二人的关系风云变色，迅速恶化。

就在此时，湘军大将，沈葆桢的好友、姻亲李元度，因为失陷徽州而被曾国藩等纠参，受到刑部判处军流刑的严惩。颇不寻常的是，时为曾国藩忠实弟子的李鸿章突然私下致信沈葆桢，讨论如何设法挽救李元度。对这番令人意外的示好，沈葆桢“猥以古义相期许”，二人进行了十分难得的私人交流，最终的结果是李鸿章、沈葆桢以及漕运总督彭玉麟、浙江提督鲍超联衔会奏，共同向朝廷呼吁，终于免去了李元度的军流之苦。

让人感到个中意味深长的是，李元度获罪是因为曾国藩的参劾而起，而作为曾国藩亲信弟子的李鸿章却联合沈葆桢救援李元度，事先李鸿章实际曾就此与曾国藩通过声息，甚至李鸿章还游说曾国藩共同参与挽救李元度，减轻对李元度的惩罚。而当上奏挽救李元度后，李鸿章又借着和沈葆桢关系已经接近的机会，直接劝说沈葆桢不应该和曾国藩为难，恍若是借着李元度案，当起了调解曾国藩、沈葆桢矛盾的说客。

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没有等到曾、沈的矛盾重新愈合，1865年4月沈葆桢因为母亲林氏去世，按制申请回福州原籍丁忧，离开了江西巡抚职任，南下八闽故土，沈葆桢、李鸿章在曾国藩总督下的这段同僚关系仓促结束。李鸿章的说和虽然没有收到最终的效果，但李、沈二人通过这一事件，交情已不一般。

回到福州的沈葆桢，在1866年受到昔日的同僚、时任闽浙总督左宗棠的热忱邀请。左宗棠在当年的6月上奏获准在福州马尾创办船政，正当准备大展宏图之际，却在9月份得到了调任陕甘总督的诏命。为了使船政事业在自己离去后不至于中辍，左宗棠物色船政的接班人选，最终看中在籍守制的沈葆桢。经对沈葆桢推心置腹的商请，又上奏清政府邀得正式任命，沈葆桢成为首任总理船政大臣。1867年7月17日，沈葆桢丁忧三年期满，第二天就从福州乘船顺闽江而下，前往船政所在的马尾正式就任，投身到如火如荼的船政事业中。此后的数年间，沈葆桢督率中外官员、技术团队，全心全力地开展工作，在马江边的热土上如同奇迹般建设起了当时东亚最大的综合性海防事务机构，积经年累月之功，至1874年2月16日终于成功完成了船政的创设目标。

这一时段里，李鸿章与沈葆桢相处的距离日渐遥远，踏上了一条北上的道路。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湘军大幅裁撤，李鸿章统率的淮军成为了承担清王朝国防重任的主力军，重要性日益凸显。在随后到来的镇压捻军的战争中，淮军北调作战，连告大捷，先后剿灭了东捻军、西捻军，李鸿章也升任湖广总督，授协办大学士。1870年李鸿章又被北调天津处理教案，当年改任直隶总督、北洋通商事务大臣，1872年升授武英殿大学士，荣耀至极，登上了人生事业的巅峰。

沈葆桢、李鸿章二人南下、北上，相距遥远，不过二人的联系并未隔绝。早在沈葆桢主持船政建设伊始，当时正是戎马倥偬的李鸿章就表现出了对船政事业的浓厚兴趣，与沈葆桢曾有通信围绕船政进行讨论交流。到了李鸿章总督京畿门户的直隶省，天津海口的防御是李鸿章重要的职责，此时李鸿章对事关海防的船政更有了别样的感受，而且此时位望已高的李鸿章注意到沈葆桢在船政建设中表现出来的干练之态和卓识远见，产生了引以为战友的迫切感情。1873年3月16日，李鸿章针对当时朝中出现的一些要约束、限制船政发展的声音，向沈葆桢致信，表示自己全力支持船政，同时意味深长地提出希望，希冀沈葆桢的宦途不要止步于船政，期待沈葆桢能够进取，晋升为封疆大吏，“兼圻东南”，以便二人能够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合作。“京朝士夫不顾念中外大局，讼言船政之非，总署心知其理而怵于成效之难，亦遂淟涊依违，若非我公大声疾呼，挺身独任，鲜不隳中道而贻笑柄者。鸿章涉历洋务已十馀年，尝苦有倡无和，今季帅与执事业有成局，敢不借事直陈，稍佐远略……人皆视官如传舍，一有司事耳。而令长才夙望久羁于此，且时忧度支之告匮，将若之何。司农岂知国计，即奏拨恐亦空文，似宜预为从长计议。俟造船限满，付托结实可靠之人，以善其后，而垂天之翼，经纬六合，仍左右主持之，斯经国之大计也。近世非疆吏不能治军办事，惟所欲为，弟虽为畿省贫瘠所困，仍日盼我公兼圻东南，宏斯远谟，一振颓纲。”

1874年，船政创建大功告成，完成了这一重大使命的沈葆桢，面临未来仕途方向的选择。而就在这一年的春天，与福建一水之隔的台湾岛上发生了严重的事件，日本借口要惩治杀害日本、琉球遇难船民的台湾土著，悍然出兵侵入台湾岛，焚烧番社，招抚番民，直接践踏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明治维新之后以扩张、侵略作为国家崛起之策的日本，第一次在东亚世界舞台上露出了峥嵘的面目。

“蕞尔小国”日本的挑衅，立即引起清王朝的聚焦关注。事关海防与对外交涉，而船政原本就是海防机构，拥有近代化舰队，且闽台之间交通近便、人员熟悉，再加上当时台湾是福建省的下辖，于是清政府直接命令船政大臣沈葆桢就近赴台处置，并授予沈葆桢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头衔。随后沈葆桢率领员弁渡海，与侵台日军据理力争，开山抚番，针锋相对，船政造的军舰则往来海峡两岸，成为保障台湾与大陆之间军运、通信畅通的重要力量。

沈葆桢奔赴台湾前敌，而远在直隶的李鸿章对台湾事件也极其关切，分处南、北的沈葆桢、李鸿章因台湾事件的牵引，围绕如何屏退日军、如何保护台湾，相互间共同的话题越来越多，联系的事件越来越密切和细致，恰如两艘驶入到同一航路的巨轮，这一对道光二十七年的同榜进士，终于成为近代化海防建设事务上的亲密战友。

从1873年船政建设即将告成，到1879年沈葆桢不幸在两江总督任上因病辞世，这一段长度虽然只有七年的短暂岁月，却成了沈葆桢、李鸿章二人生命中联系最为频繁，交往至关重要，相互间的友谊日益加深的黄金时段。

在当时，中国的有线电报网络尚未建设形成，相处遥远的人们之间进行联系的主要手段，仍然是传统的鱼雁往返，沈葆桢和李鸿章在这段交往深厚的黄金时期里，也是借着信笺而使思想跨越千里相会。和古人有所不同的是，当时船政所造的军舰数量已成规模，而且驻扎、往来于全中国沿海各港口，因而蒸汽动力的军舰充当了传信的驿马，携带着沈葆桢、李鸿章往来的函件北上、南下。海防建设、外交折冲、宦海浮沉、官场玄机、私人友谊，两位军政重臣的私人通信往来故事，一一浮现于他们的信纸上，引领着我们走进他们两人的私交世界，倾听他们隐秘的“私房话”，一窥大清帝国政治舞台的幕后世界，感受诸多事关中国海防的历史决策产生的机密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