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宽谈出土文献研究的新进展

近几十年来，随着战国、秦汉简牍等出土文献的大量公布，相关的整理、研究成果越来越受学界瞩目。今年1月，教育部发布了“强基计划”，突出基础学科的支撑引领作用，古文字学专业被列入“强基计划”。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教授长期从事古文字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目前接替已故的李学勤先生主持清华简的整理，《上海书评》请他谈了出土文献研究的概况和进展。

想请您先介绍一下近年来出土文献的重要发现及公布的情况。

黄德宽：近几十年来，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般说来，凡是有文字的文物，都可以把它归到广义的出土文献这个领域。而裘锡圭先生就比较严格，他认为出土文献还是指那些书籍类的文献。现在一般用的是广义的出土文献概念，只要是出土文物，有文字的，我们都叫出土文献。这些出土文献有的是从地下考古发现的，有的是藏在地面上的，比如说敦煌书卷，它就是藏在地面洞窟里的，是古代文献的再发现。

从甲骨文发现以来，一百多年来不断有新的出土文献发现。特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战国秦汉各类简牍材料有一系列重要发现，如湖北荆州的包山楚简、郭店楚简等。郭店楚简的重要性就在于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古籍，这些古籍中有一些是大家都熟悉的，比如《老子》《缁衣》篇。由于这些新发现的材料可以与传世文献对读，这就解决了很多楚文字考证中长期难以辨认的疑难字词，因而推进了古文字学和楚简研究的整体发展。可以说，郭店简的发现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楚文字的研究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94年，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先生通过友人从香港抢救回来一批战国楚简，也就是已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这批战国楚简全部都是书籍类文献，数量非常大。在这些文献里有一些是很著名的，比如涉及《诗经》的文献《孔子诗论》，还有《周易》《缁衣》篇以及见于郭店简的《性情论》等。除此之外，上博简大多数篇章都是新发现的没有流传于世的先秦文献。这些竹简书籍的发现，改变了我们对传统文献的很多认识，极大地丰富了出土文献资料。

继上博简之后，另一个重大发现就是2008年清华大学从香港文物市场抢救回来的一批竹简。这批竹简的重要性，可以说甚至超过了前面这几批。清华简中有失传已久的《古文尚书》和《逸周书》，还有《楚居》《系年》这类史书以及《筮法》《算表》等术数类文献，绝大多数是没有传世的重要文献。清华简不仅内容重要，数量也比较多，有两千五百多枚，竹简保存较好，主要是整简。到2019年，清华简已经公布了九辑整理研究报告，今年要出第十辑整理报告，整理工作差不多完成了一大半。2015年初，安徽大学又从香港抢救回来一批材料，数量虽然不及清华简，但它的重要性也非常突出。比如去年公布的第一辑整理研究报告，是《诗经》最早的抄本。除上述之外，考古发现的战国竹简还有不少，如河南新蔡简等，也是很重要的材料。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古代核心经典文献《诗》《书》《礼》《易》，在这几批战国竹简中陆续发现，这是古代文献非常重大的收获。战国楚简的多批次发现，使我们完全可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了解先秦时期的文献流传情况，探讨先秦学术思想和历史文化的相关重要问题。从郭店简问世后，就有学者提出应通过这些出土文献材料重新反思一些古代学术史上的问题，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安大简等战国竹简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要改写中国的学术史。

除了战国简以外，秦汉简也有一些重要发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发现了有名的睡虎地秦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等，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又发现了龙岗秦简、放马滩秦简、王家台秦简、周家台秦简等。2002年，在湖南湘西里耶发现的秦简，数量有三万八千多枚。2007年前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从香港抢救回来一批秦简，2009年北京大学也从海外抢救回来一批秦简和汉简。此外，敦煌悬泉置汉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和走马楼三国吴简等，都是数量巨大的古代简牍的重要发现，极大丰富了出土文献的内容。这些年来，在甲骨文方面也有新的一些发现，比如安阳殷墟、周原周公庙都有甲骨文出土，商周青铜器更是时有发现。

总体上看，甲骨文发现的一百多年来，出土文献新发现越来越多，资料日益丰富，内容和数量都十分可观。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敦煌文献、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对中国学术的发展或者说现代转型，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比如说王国维先生提出了二重证据法。现在正好差不多过去了又有一百年，这一百年间，除了文献更为丰富以外，从学科的范式来说，会不会有突破性的进展？

黄德宽：我们都知道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非常有名。二重证据法之所以重要，可以从两方面看。一个是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他当时提出的背景；一个是利用二重证据法取得的成果、产生的学术影响。王国维先生有很强的学术敏锐性和观察力。1925年他在清华国学院讲授《古史新证》，有感于近世的疑古之过，提出了二重证据法。他认为地下新材料出现之后（当时主要是敦煌遗书、甲骨文，还有少量的青铜器），使纸上材料有一些错误可得到纠正，同时也可证明有些纸上材料是可靠的，古书中有些历史记载应该是实录。即便是那些百家不雅驯之言，有时也有它可靠的成分，表现了部分的事实。二重证据法提出来以后，影响深远，研究出土文献的学者是奉为圭臬的。王国维当时用甲骨文资料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就是《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后来又写了《续考》。他在文章里用甲骨卜辞证明《史记》记录的可靠性，同时也纠正了《史记》的一些错误，并且从甲骨文材料还发现像《山海经》这类带有神话传说色彩的作品，也有部分史实的影子。一百年之后，我们看古代历史研究利用出土文献资料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确实能够证明他提出的理论和方法的正确性。

今天的研究对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有没有发展？当然有，但总体精神我觉得没有根本变化。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时，能看到的地下材料是非常有限的，主要是早期发现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近百年来，第一个变化是科学考古学的引进和发展。新出出土文献资料绝大多数都是通过科学考古发现的，在材料的断代、系统整理和材料本身价值判断等方面，远远超过了王国维的时代。考古学的发展使二重证据法的研究，除了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进行文本对读以外，更引进了考古环境、伴随器物以及相关科技手段的综合运用，从而大大丰富了二重证据法。第二个变化是在研究视野上有所拓展和突破。如果说王国维利用二重证据法，只是从古史的角度印证史料的可信、可疑或错误，还是停留在历史资料辨析使用上，那么现在的研究领域就大大的拓宽了，目标也不完全相同了。现在已从微观的材料选择取舍、判定真伪，进而上升到对古史的建构；从一般性利用出土材料研究历史，上升到通过对出土文献资料的全面系统研究，进而揭示整个古代历史文化演进的线索，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在商代历史的研究上表现是最为明显的。我们知道商史研究过去没有太多的文献依据，主要是靠司马迁的《殷本纪》。现在不一样了，前几年出版的十卷本《商代史》，以出土的甲骨文资料为基础，结合商代考古发现等多种资料，从商代社会与国家、经济与科技、社会生活与礼俗、宗教祭祀、战争与军制、地理与方国等各个方面，建构了全面系统的商代社会历史。第三个方面是出土文献学科的发展。如果说二重证据法提出之初，是就文献文本的局部问题来进行研究，以确证文本的史料价值，那么现在已经从对材料的研究、考辨上升到对文本文献流传演变的整体研究，出土文献学科为重建先秦古典学术源流演进历史开展了许多深入的探索。前些年，李学勤先生提出重写学术史问题，重点讲的是学术思想的演变。先秦学术史以往是在前人研究和传世文献的基础上来建构的，当今依据出土文献一手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校正过去对传世文献的一些误读和认识偏差，重新思考和建构先秦学术思想文化，特别是揭示文本文献流传演变的历史轨迹，促进文献学、思想史和学术史研究的交叉融合，是出土文献学科的一个发展趋势。

刚才您也提到了，李学勤先生提出重写学术史，裘锡圭先生也讲了重建中国古典学，夏含夷也说中国古代文献需要不断重写，这些可能都是因为新材料的发现。我们会有点好奇，以往根据传世文献建立的古代学术史的一些认识，在哪些方面可能会颠覆或修正，您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吗？

黄德宽：目前学术界对这些提法是有不同看法的。比如有人就认为根据出土文献资料，怎么就能重写中国学术史，怎么能重建中国古典学呢？认为这是过于突出了出土文献的价值和地位。有些先生就不是很赞成，甚至批评还蛮尖锐的。我个人的看法是，所谓的重写也好，重建也好，不是一种全盘的否定或全面的推翻、彻底的颠覆，只是一种校正、丰富和深化。比如说重建古史，就是对古史研究重新清理、校正基础上的重建工作。上个世纪前半叶疑古思潮和新史学的发展，可以说突破了长期以来传统史学建构起来的大一统思想体系和史学框架。传统古史对三皇五帝的传说历史进行了整合，然后代代相传，由此构成上古史系统。这个系统很多先生都提出怀疑，比如顾颉刚先生做了很重要的研究工作，傅斯年先生写的《夷夏东西说》等，影响都很大。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史学研究，更是全面影响了上个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史学研究方向。传统的史学观和史学框架可以说已经被颠覆了。

近年来，随着地下新材料的大量发现和考古学的发展，用这些新的出土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来检验和反思中国古代乃至现代学术史，提出重写学术史、重建古典学，以期对古史和古典文献获得更加客观、全面、科学的认识，这是当代学者面临的时代机遇，也是一种历史责任。实际上，出土文献新发现为某些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可能，也显得非常必要。如有名的道家经典《老子》，出土文献至少已发现了战国楚简、帛书和汉简的四种不同抄本。将这些不同时期的抄本与流传于世的《老子》进行对比，会发现不仅在文本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思想观念上也有很大的变化。从学术史的角度和古典文献学的角度来看，这表明《老子》在传承过程中其文本经过了不断的再加工，不同时期的加工调整在出土文献中留下了蛛丝马迹。文本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异是古代文献流传中普遍发生的现象，这种变异既有有意识的改动，也有传承过程中不自觉发生的差错。参照出土文献资料，充分考虑文本变异因素，进而重新认识道家思想，探讨其形成和发展历史，并重新认识儒、道的关系，这都属于重写学术史和重建古典学的命题。因此，所谓“重写”，只是根据新材料，进一步地审视那个时代的文本和后来的发展变化，恢复不同时代文本的本来面貌，同时通过文本的变化，揭示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想这是一种认识的深化和发展。

清华简刚入藏时，《上海书评》曾采访过李学勤先生，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正式整理。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您能否具体谈谈整理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有哪些突破？

黄德宽：清华简是一批重要的材料，2008年能入藏清华大学，是已故李学勤先生对中国学术史的重大贡献。在李先生的带领下，从2010年开始，一年出一本整理研究报告，有人说这是出土文献整理研究的“清华速度”。每一辑清华简整理研究报告的公布，都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震动，整理报告的水平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用李先生说的话说，清华简太重要了，每看到一批材料都吃不好、睡不好，完全处在一个兴奋状态。清华简数量是目前所发现的古籍文献类最多的，竹简的整理编连难度大，字词的考释理解难，文献内容复杂解读更难，总之，面对的都是难题。好在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李先生已经带出了一支整理研究团队，一批年轻学者在实践中不断成长。

清华简整理研究在突破难点的同时，通过不断总结经验，对战国竹简的认知也在不断深化。比如竹简的编连，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竹简的制作、埋藏过程留下一些线索可寻。如有些竹简在制作时，为了排序方便制作者会在简背刻一些划痕，整理时根据这些划痕就有利于确定竹简原来的排序；同一个竹筒剖开制作的简，其竹节和长度是一致的，这个线索也可以帮助将同一篇或同时制作的简拼合在一起；有些竹简埋藏地下时留下一些污迹信息，由此可以帮助判断埋藏状态，这些也可以利用来编连，等等。综合以上各种信息，结合竹简文字书写风格、内容来编排连缀，一般就能较好解决竹简编连问题。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如有的简按照划痕记号是应该编连在一起的，但实际上古人不一定完全遵循这种划痕记号，有时候会有错位发生。有的竹简书手当时自己给简编了号，按道理照号编排应该很准确了，但现在发现书手自己也有编错号的。一般来说，形制相同且为同一书手所抄的内容相关的简文应该编在一起，反之，就应该分开编连，作为不同的篇章看待。可是，我们在整理第九辑的时候，发现其中一篇简文和第八辑公布的《治邦之道》应该是同一篇。在整理研究第八辑《治邦之道》时，发现一些现象不好理解，不知如何处理恰当，比如有一支带有标记的简，就觉得放哪儿都不合适。在第九辑清华简的整理研究时，发现一篇简文与第八辑这篇有问题的简文竟然是同一篇长文。但这篇长文却由两位抄手抄写，各人制作的竹简形制长短也不一样，原来我们按照常识分为两篇是不对的，二者应合为一篇。有了这一发现，前面遇见的令人困惑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个例子的出现，改变了我们之前的“常识”，丰富了我们对战国竹简制作和抄写的认知，也典型地说明整理战国竹简的难度之大。

这些年也出现了一些伪造的竹简，有一些出土文献公布以后，不太被认可，不知道您如何看待？我们很多文献是从香港的文物市场上抢救回来的，在这些竹简的鉴定、甄别方面，您觉得有些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黄德宽：对流传于世的简牍，我们要持非常审慎的态度，关键是要做好科学的鉴定工作。近年来出土文献出的比较多，社会上有一些不法之徒就开始造假简，也有个别单位不慎买了假简，甚至把它公之于众了，这是很遗憾的事。一般说来，只要经过了严格的科学技术检测和专家鉴定，对竹简真伪的辨别是完全有把握的。因为专家学者这些年来接触的简很多，只要综合研判简的形制、文字结构和文本内容，还是能看出假简的破绽的。

现在也有一种现象，有些人既没有很好地深入这个领域，也没有听取有关专家的意见，然后就说这些简都是假的，甚至写文章发表一些不着边际的批评性言论，这就显得不太合适了。出土文献是一座学术富矿，期待学术界用比较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出土文献，我认为做中国古代研究的，特别是做先秦秦汉以前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如果不使用甚或排斥出土文献那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今年《出土文献》成为学术期刊。从2010年开始创办《出土文献》辑刊，到现在差不多十年了，您能大致介绍一下刊物的发展历程吗？

黄德宽：《出土文献》辑刊是2010年由李学勤先生创办的，同时由李先生担任主编。当时随着清华简研究的深入和出土文献的增多，创建一个专门发布这些研究成果的辑刊，有其现实必要性。我们知道，出土文献研究文章发表起来非常困难，因为造字、排版非常不容易，一般杂志都不是很感兴趣。辑刊创办以后，由于李先生的感召力，得到了学术界的积极支持，包括老一代和中青年学者在辑刊上发表了很多高质量的文章。从2010年到2019年共出版了十五辑。与此同时，大家感到出土文献领域还没有一本正式的学术期刊，经过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和中西书局的共同努力，在清华大学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支持下，将辑刊改为期刊的申请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批准。期刊申请之所以能够最终获批，我想与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是有密切关系的。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强基计划”，古文字学专业列入实施“强基计划”的三个文科专业之一。这些都表明，《出土文献》的创刊是应运而生！

这本期刊由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和中西书局共同主办，清华团队负责学术把关，主要承担组稿、审稿等专业工作，中西书局团队负责编辑、出版工作，两家密切配合，共同开展期刊的编辑出版事务。这些年来，中西书局在出土文献出版方面异军突起，贡献卓著，出了一批又一批新材料，在学术界创下了品牌和声誉。我们两家在清华简整理出版方面有多年合作，两个团队配合默契。现在又共同新创办了出土文献领域唯一一本学术期刊，并邀请了海内外有很高学术声誉的著名学者组建了学术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出土文献》打造成在海内外有较高学术影响的一流学术交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