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杀在都市的小镇“后浪”：曾做三份兼职，曾背百万债务

镜相栏目首发独家非虚构作品，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文 | 陆愉

编辑 | 王迪

宇娜2016年从东南沿海的小镇来到上海，背着一张硕士录取通知书和百万家庭债务。2018年毕业，与不愿留在上海而要考老家公务员的男友分手。2019年，还完读研所有学费，重新背上几十万家庭债务。2020年，遇到了一个有点适合的男生，犹豫着是否要开启一段算不上很开心的恋爱。

她已经不太习惯恋爱，熟悉了一个人处理问题，男生每次主动买单都让她有些别扭。她觉得“另一个上海”的生活并不真实，不像春节时，自己一个人拖着滑板，疾驰在沿海小镇杳无人烟的街道上，呼吸着比上海更暖的空气，轻盈到不禁反思，在大城市一直这样漂着，是否只是在追求一种虚妄的精致。

被命运拉动的成长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这是你的工作，你不要找我，你干这行的自己想办法完成它。”

 “父债子还！你这个不孝子！”

“我是不孝，关你屁事！”

当室友问起宇娜为什么她总是要出晚归，为什么要做那么多兼职，她无法开口。而那些谁也听不懂的催债电话，更让她如鲠在喉。

家里出事之前，宇娜从来没有过“没钱”的概念，她一向是生活的小镇里比较有钱的那个。她出生在东南沿海一个群山环绕的小县城，密集的工厂，老式低层住宅楼像上个世纪日本和台湾的乡下电影。除了公务员，大部分人在工厂里做事。

镇子里的三所小学按学区划分，宇娜是农村户口，分到的是当地一所普通的小学，从没听说过哪家孩子有什么钢琴舞蹈这样的才艺，她对同学们最清晰的辨别是父母的单位——在哪个厂子里做工。她从未对外面的世界产生过好奇或羡慕，因为她从来没有走出过这个镇子。

而对于宇娜父母来说，从农村走向城镇已经走到了“出走”的最远处。宇娜很小的时候在渔村生活，妈妈在工厂做工，爸爸在建筑工地搬砖。爸爸初中文化，性格腼腆，但比所有的工人都勤奋，一步步被提拔成小工头、大工头，最后独立承包了一些盖楼、修路的工程。宇娜五岁的时候，妈妈生下了弟弟，几年后又回到工厂继续做工。

宇娜上小学的时候，爸爸买了电脑。学校里的电脑课，都是两个学生共用一台操作，宇娜的同桌报告老师，宇娜不用练习了，因为他们家有电脑。宇娜懵住了，冷静一想，她们家确实有电脑，在家庭收入普遍较低的同学中间，他们“有房有车”——自购的商品房和送货的卡车，这让她很满足，甚至有些骄傲。

高一的时候，她第一次走出小镇，高二时还坐飞机来上海看世博会。宇娜涌进了外滩和世博园拥挤的人群，还第一次坐了地铁。地铁车厢内纵横交错的线路图过眼了几秒，“我那时意识不到上海的十几条地铁线和我们家一条公交线有什么分别，主要不会对眼前这座城市有任何非分之想……毕竟，我在我居住的城市，也只是边缘人群。”当她考入重点高中后，班上同学父母有人在“局里”和法院供职，她觉得这些家长才是核心的人群，是“在小城镇能掌握话语权的”。

“我一直觉得我的成长是落后于同龄人的。选专业，选工作，我都不知道哪个是好的，做什么是赚钱的，没有人和我交流过这些。”高考后开始报志愿，她才知道，除了清华北大之外，一本院校也是有等级的。她一条一条对照招考宝典，对自己填报的 “广播电视新闻学”的概念就是在网上查到的 “培养广播电视新闻行业高端人才”，她抱着宝典和爸爸解释，爸爸听得也懵懵的，淡淡地回了句，“报什么都行，别离家太远就好。”

大学时，她卖过房，卖过车位，很自豪的是因为车位卖得好被领导提拔去卖房，这初步证明了她的打拼能力。大三结束的时候，她在北京找了份实习，给妈妈打了电话，想要点钱付房租。妈妈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家里可能真的没钱了。

“哦”，宇娜沉默了几秒钟。

她隐隐约约想到家里可能出事了，但相互隐瞒和尊重隐瞒是家人间一贯的沟通习惯。犹豫了一下，她还是决定告诉妈妈，自己保研了，是连续几年以班里前三名的成绩争取到的。妈妈听到有些错愕，“保研？什么是保研？”

这个消息宇娜一度不知道怎么开口，父母时常过问自己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大概也是希望能尽快赚钱贴补家用的吧。妈妈打来电话，告诉她无论怎样他们都支持，当然，也没有什么金钱可以支持。

宇娜面试的第一站选了上海的A大，学校当天通知她被录取，“我真的要感恩那么快出结果，因为我根本没有钱去跑下一场面试”。

直到保研后回了趟家，宇娜才从弟弟那里知道了个大概。爸爸承包的一个工程，上游老板跑路了，现在工人完工，找不到老板，都去找爸爸催债，大约加起来要100万。催债的工人、催债公司的人白天黑夜上门，爸妈应付得心力交瘁。

“我从来都很清醒，我们家破产前已经是所有亲戚里最富裕的了，那个时候爸爸找这个叔叔（朋友）那个叔叔借钱，敲开人家的门，人家都躲得远远的。”

宇娜瘫在家里，完全不相信这样的剧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家人间依然心平气和地说话吃饭，亲戚串门也只字不提。大伯上门，和爸爸一阵寒暄，看到沙发上的宇娜，叹了口气，“宇娜，你干脆出去找个工作好了。”

临走前，大伯塞给宇娜500块，语重心长地叮嘱她拿这钱补贴一点学费。宇娜把大伯送出门，推推搡搡地甩掉了这笔钱。“500元在当时是很有用的，接近我1个月的生活费，但这500元我自己可以挣到，不想要这个人情。”

就在这个暑假，一家四口被迫搬去了隔壁的Z县。离开，对于宇娜父母来说思量已久，生意停摆，终日应付暴力催债，除了出走别无选择。即便钱根本不是爸爸欠的，爸爸还是拿小本子记下了欠每个人的债款，下决心用最快的速度清空所有债务。

好在家里之前有小打小闹地在Z县做加工包装盒的生意。就在这个暑热的晚上，她和弟弟不情愿地被妈妈从床上拉起来，推进了开往异乡的货车。车上，姐弟俩都沉默着，“我们都知道说什么都没用”。她仔细想了很久，也没想起那天晚上还发生了什么事，总之就是被带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哎，我们全家都有一种很好的能力，就是不愉快的事情，可以完全忘记。”

Z县租住的地方简陋许多，两层的平房，原本是个仓库，二楼被改造出来当临时居所，坑坑洼洼的外墙，暗沉沉、光秃秃的墙壁，大小家具随意散落。机器在一楼轰鸣，暑气在二楼蒸腾，因为立柜空调费电，全家也很少用空调。宇娜一整个夏天都被烦躁的情绪挤压着——自己马上要交近三万的研一学费和住宿费，本来成绩就不好的弟弟又要转去完全陌生的中学。

开学的第一个月，宇娜就四处询问有没有人申请助学贷款，要不要一起走流程。眼看着一起申请的同学材料都已经准备好，她却迟迟没有把自己的寄出去。宇娜后来解释，申请需要他们村委会开证明盖章，“村里就这么点地方，我一盖章，全村都知道了我们家是贫困。我爸这么好面儿的人，我们还是村里第一家买上电脑的，我不愿意盖这个章，会伤害我爸的自尊。”还有一个原因，她现在都搞不清当时为什么会那样想，她觉得自己是有能力赚钱的，那这个补助名额应该给更有需要的人。

开学没多久，宇娜就告诉父母，自己找到了一个 “有钱的朋友”，可以借她钱。她找了花呗，自己的额度加上找朋友凑的一万多的额度，基本抵上了第一年的学费，但也意味着每个月都有2000多元要还。

她要设法让打工的钱覆盖掉每月的还款额，最好还覆盖掉生活费。第一个为她提供工作的，是一家偏重理科辅导的家教中心——这份工作只占用晚上的时间，白天可以去糕点店兼职，幸运的是，她很快从摆糕点的小妹被提升为店长助理，很快，她又找到了一周去做三天的带薪实习。最难的时候，这三份她同时做。

当她拿到了一份兼职的工资，会开心地请室友们吃甜点，钱揣在兜里没焐热，就要去还一个朋友的花呗，并在等待下一份兼职工资到账中节衣缩食地度日。当然，也有一些时候，钱没赚够，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借下个月还这个月。远方的父母赚到了钱也会给她贴补，这时，她的生活品质就会有短暂提升。常常窝在被子里看美妆短视频的她，终于能买买喜欢的口红。也有时候，爸爸会有些不好意思地问她，“你还有没有钱？爸爸最近手头有点紧，可不可以借你一点……”

她不屑于别人说她“真能吃苦”这样的夸奖，“没有人想选择这样的生活。但是事情发生了，你只能去解决它。我的想法就是，A，我去兼职；B，我再兼一份职；那AB都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我只是该干嘛就去干嘛。”

一年半的时间，宇娜父母挣了近30万，加上以前的积蓄和借款，基本还完了劳工工资，准备撤回老家。宇娜想想为什么父母能这么快赚到钱，是因为自己的勤奋和他们比根本不值一提。家里的包装厂像个废弃仓库，除了爸妈，只有两个老妈子帮工。爸爸承担了厂里最重的活计，妈妈是厂里最勤劳的女工。有一次，爸爸将原材料运回仓库，为了省钱，没有请搬运工，独自将沉重的木板拖下车。一个没留心，猛得摔倒在地，当场晕了过去。救护车开到医院后，妈妈颤抖着声音对宇娜说，好担心爸爸半身不遂。医生的诊断是腿骨断裂，要求必须卧床静养一段时间。第二天，工厂继续运转，爸爸拄着拐杖出现在作业现场。

远方的隔阂

宇娜换了离公司更近的房子，押一付三后沮丧地对追她的男生说，手里可支配的钱只有两三千了。男生讶异地问，你工作这么久怎么能没有存款呢？宇娜有些错愕，不禁反问，没有存款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情吗？

她一直觉得存钱不在自己这个阶段的考虑范围内，19年年中才刚刚把借同学的花呗还完，靠存款买房堪比赤手摘星，不如让现时的生活过得稍微好些。

2020年1月，想想过年回家这事儿，想，也不想。宇娜记忆里的家乡，起起伏伏，依山傍水，一条小河贯穿全城。1路公交车缓缓行进，去哪儿都不算方便，但路走得安心。如今，最高层建筑已经拔到30多层，商业区四处林立，原本大城市才有的影视购物城也纳入了建设规划。“我生活20年的地方，现在要开导航。”

同班同学的富足或安心，好像都离她很远了。有男生卖家乡工艺品创业成功，兴奋地谈论着自己和千万老板的饭局，有闺蜜考上了法院，现在已经升了法官，有同学考上了市区的公务员，清闲又稳定。他们都有房——买的房或父母的房。但宇娜还是喜欢魔都不那么安稳的工作，和虽然是出租、但可以布置得很漂亮的小窝。

班委组织的大型同学聚会，她时常会觉得尴尬。有的同学夸赞她衣服好看，问她是什么牌子，她回答是优衣库，立即引来同学的羡慕，“哇，你看在上海的人才能穿优衣库。”宇娜苦笑了一下，她很想告诉同学，“优衣库的T恤打折时才四十几块，穿打折优衣库对于一般大学生是可以的，但是对已经工作的我来说是不算好的。”

班级微信群里，她是为数不多的活跃分子，婚恋是常聊常high的话题。有次，有个男同学@她，“宇娜，你很好嫁哦，因为你有个弟弟。”宇娜尴尬地附和着，心里冷笑了一下，“难道我好嫁只是因为有个弟弟？”

宇娜生活的县城，很多家长有着根深蒂固的婚育观：对象可以换，老祖先的根基不能断。二胎政策落地前，如果家里只有一个女儿，往往要找个可以“联姻”的男生，生下来的孩子随女生姓，入女生家的族谱。政策落地后，就要提前立好规矩，一胎跟谁姓，二胎跟谁姓，两家先挑好，不保险可以去公证处公证。妈妈时常和宇娜絮叨着，你看你多好，有个弟弟，要不然也得去联姻呢！

宇娜读大学时，表姐有了心仪的对象，那时二胎政策还未开放，表姐是方家独生女，对象是吴家独生子，不能“联姻”，分分合合好多次。表姐深夜痛哭流涕时，宇娜就睡在她旁边，沉默地陪着表姐，想着这事根本无解，所以无从安慰的。

宇娜想，像表姐一样的年轻人，铁了心想留在家乡工作，是不可能私奔去开始一场得不到父母祝福的婚姻的。表姐的母亲曾经哭着对女儿说，是她没办法再生一个男孩，才让女儿承担了这一切。表姐面对落泪的母亲，再也讲不出任何“叛逆”的话。

时间果然能带来魔法，二胎政策开放了，一段被放置近十年的婚姻终于提上了日程，坚决不让步的两家人也坐到了一起，讨论着选头胎还是二胎。表姐很快结了婚，怀了孕，辞了工作养胎，因为在两个孩子落地前，她没办法规划职业发展。等到能查出胎儿性别的月份，两家父母便带着表姐去确认，巧了，竟然是双胞胎男孩。

去年春节，宇娜回家，吴家和方家像从前的争吵从未发生过一样，一家抱着一个可爱的娃娃，方家男孩取名方吴，吴家男孩取名吴方，各自入各自的族谱。表姐再也不会深夜痛哭，她的脸上溢满了掩饰不住的幸福神色。每个人都看起来无比幸福，而宇娜还是在这样和乐的氛围中感到一丝悲伤。 

“你看你表姐，现在可真好啊，真好。”每次从表姐家回来，宇娜妈妈都像被幸福传染了一样，眉飞色舞地向宇娜形容着表姐的近况。宇娜虽然反感弟弟给她带来了别人印象中的“婚姻便利”，但也不得不庆幸，自己有个弟弟还真是很好。

“亲情是有压力的，就像一座山压在你的身上，哪怕你知道这座山不科学，你也只能接受，只能被压。”宇娜叹气，“我想，结婚是一件好事，遇到合适的当然好，但如果我能一直维持在上海生活的现状，上班下班回家看剧，它对我来说也就不是必要的。可惜时间不会停，有些任务是时间压给你的。”

疏离与独居

宇娜的朋友告诉她，有次她在老家的街头习惯性地拿出一支烟来抽，经过的几个人都侧目盯了她一眼，嘴里咕咕哝哝着什么。“我觉得他们看我的眼神仿佛在说，一个姑娘家竟然在抽烟？我在上海的大街上抽烟，没人看我。”朋友说。这件事宇娜记了很久，她特别理解这样的感受，“上海既包容又有一种疏离感，但我喜欢这种疏离感。”

她想起每年回家，亲戚总会反复试探揣测她的薪水，“有没有两万？有没有一万五？”她总是僵住表情，回答一句“没有”。这种隐私打探在她看来是没有礼貌的行为，但愤怒之余又有一丝忧伤，“我觉得还是因为我混得不好，所以开不了口。”有段时间，她沉迷于《都挺好》，很不满意女主苏明玉最后回归家庭的结局，她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像苏明玉一样，带着充满高薪和荣光回到家乡，在这样的宴席便可以没有任何畏缩地淡淡一笑。

苏明玉的年薪遥不可及，家里倒是多了一笔几十万的债务，宇娜爸爸又找小型借贷公司贷了一笔钱回农村老家盖房。落叶归根，村里人皆是如此，爸爸想，他还可以顺便搞养殖业，这样房子盖好，贷款也能还清啦。

爸爸给别人盖了一辈子房子，终于建起了自己理想中的家：一楼停车，二楼泡茶，三楼是卧室，四楼是大平台，所有的细节都是他亲自设计，似乎没有风雨的日子近在咫尺。

养殖业终究是破产了，爸爸鸡也丢了，鸭也丢了，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被小偷偷走的。爸爸崩溃了，也放弃了，可终究还是不愿回到老家县城，宁愿一个人守着只装修了一层的房子，也要待在自己出生长大的乡下。宇娜想，爸爸终究是无法面对他的想象中老家县城熟人那些同情或恶意的眼神。

如果要回家，究竟是回哪个家呢？妈妈和弟弟在老家县城，爸爸独自居住在陌生的村庄，弟弟曾萎靡了很久，十几岁辍学在家打了一年游戏，好在终于愿意跟着一个老师傅学做手工艺赚点钱。宇娜有点找不到家了，也累了，最大的期盼是弟弟快快成长起来，帮她挑起家里的担子。

宇娜觉得，自己的父母都是很好很爱她的父母，可无房无车有债的她放在婚姻市场终究处于劣势，那么也许她将长期保持单身独居状态。如果预设了这个未来，就应该尽可能把无聊的生活过得丰富、精致一点。

她很珍惜朋友，但不想让她背土气的书包，穿肥胖的裤子，所以即便不是逢年过节，也要给她买时尚的耳饰和香水。临冬之际，她买了电火锅，尽管没有了那个陪她一起吃的人。她对亲人出手更加阔绰，妈妈生日那天，她咬咬牙给妈妈转账了5000元，尽管彼时她的月均收入只有7000左右。她换了更高薪的工作和月租4000元的大开间，拍拖对象说，你真有钱。她有些生气，气过之后又陷入了迷茫和自责，一个收入并不高的单身女生过这样的生活是不是真的太过“奢靡”。

手机屏幕一亮，提示条隐隐约约闪出男生告白的短信，她紧张了很久迟迟不敢点开。学生时代的恋爱，她没挣多少钱，却比现在更无所顾忌，如今要反复在心里确认，这互联网精英男到底看上了我哪点？

孤独时常会侵袭她的神经，一个越来越显著的变化是，自己的倾诉欲越来越低，遇到不顺的事情，不会再去诉说，自我消化消化也就过去了。但一个人住之后，又发现房间里一人、一猫才是合适的，多一个生命会变得拥挤。有些夜晚，在家里加完班，懒懒地躺在地毯上等着这只蓝白跳上桌打翻刚洗好的水果，等着她愤怒地和它大吵一架再把它搂进怀里，她也会觉得，似乎已经实现了毕业前一直渴望的生活。

走入职场后，她遇到了几个32岁上下的人，前公司的领导，喜欢旅行与视觉创作，住在小小的单身公寓，将全部的心思投射在了挚爱的事业上；现公司的同事，遇到了一个开小店的温柔男生，一起装修了一套日式风格的小房子，春节期间还托管了她养的猫；追她的男生，曾因为工作压力在凌晨两点的办公室独自痛哭，如今也成为了难以取代的行业翘楚。

宇娜想，既然身边32岁的人都很幸福，那么时间的流逝也未必是件坏事。“现在的所有困境可能真的只是因为我们太年轻了，如果一直努力，32岁的我们应该也不会差吧。”

（插图：剧照 | 《上海女子图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