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导演的呼喊：请手下留情，给我的片子一个还钱的机会

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出·路》的导演郑琼。

《出·路》从2018年6月底开始点映之后，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我自己完全没有想到，这么安静的一部片子，几经周折，起死还生，到2019年底居然陆续有了超过2万5千名的观众，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大象点映同仁的不懈的卓越努力，也感谢全国各地组织点映的志愿者和购票进影院的有心观众。

因为你们，我在2019年年底归还了投资（ 借款）人10万（总欠款25万，全部后期的费用），还有15万的余款，希望后续的网络销售能变现一部分，能把后面的欠款再还掉一些。

虽然被欠款的朋友一直心慈，从没催逼我，我自己还是希望能尽快把这些债务还清。所以也特别请喜欢在网上分享各种资源的朋友，手下留情，给我的片子一个还钱的机会！

郑琼（右一）在《出·路》点映现场

《出·路》是我从2008年动念准备，2009年开始拍摄，到2015年底完成后期，到2018年6月上映，整整十年，因为是独立制作，前期拍摄经费全部用的是个人积蓄，过程非常波折。我想，这可能是国内独立制作人的常态，相比其他的同行，我可能还比他们幸运很多，某些时候我至少还能找到一些社会资源帮助自己，比如我的拍摄设备全程得到JVC的友情赞助，免费提供，可能还有更多的制作人艰难程度比我有过而不及。

即便这样，《出·路》这部片子基本也是哭着拍完的。

我记得2012年去宁夏拍马百娟的时候，十月份，我从四个地方借到拍摄设备和配件，JVC裸机，电池、三脚架和云台，其中某一个环节的办事人员态度非常不友好；回到家，我又收到摄影师临时计划更改的短信。我当时重感冒，人变得异常脆弱敏感，看着手上第二天要出发的机票，嚎啕大哭了一场。我在心里问自己，你为什么要选这么难的一条死路？你可以换个方向做点别的吗？……当然，这样的质问永远都没有明确答案，但是，那一刻的难过和孤独，至今记忆犹存。

郑琼（右一）在《出·路》拍摄现场

到2012年最后一次拍摄完，心里像是有一个魔咒似的，一心只想把这个片子做完。我把公司停下来，开始把全部精力转向专注完成手上的片子。

因为没有钱， 我自己买了一台MacBook Pro, 又买了Final Cut Pro X，然后自己开始琢磨做剪辑。粗剪做了8个月，我几乎快疯掉了，周围很少有人做这样一类的片子，完全没有人可以交流，也找不到任何专业资源可以帮助自己。于是我停下来自己老农似的闭门造车，花了半年时间找钱，希望跟专业剪辑师一起工作。幸运的是，找到了30万做后期的钱，25万是一个朋友的朋友的钱，作为投资，并因此获得国内独家发行权利，另外5万是一个认识多年的朋友的捐赠。

带着3个半小时的粗剪素材和几万字的采访文字的中英文资料，在一个德国制片人的帮助下，我跟一个专业的德国剪辑师贴身工作了3个月，在2015年底，回到北京，我把电影的最终版本交给了国内的发行商，也是最初投资后期的那位朋友的朋友。然后在2016年又把国际发行签给了法国人Michael Noll。

2年之后，这个片子在最初那个国内发行商手上一直石沉大海。2017年10月，我开始追问进展，结果那边办事人员连公映许可申请到了哪一步都不知道，对于接下来是否可能推进也是含糊其辞，更让人心里透凉，对于一个用生命和心血来投入做电影的人来讲，这种完全没有期待的被冷冻，简直比杀我还要严重。

我以为这已经是谷底了，然后催逼了Michael Noll半年才拿到的账单，那份账单直接让我崩溃了——发行一年时间，结果我倒欠Michael Noll 2300欧元！那一刻，我想死的心都有了。拍摄时很艰难，但还有一些未明的指望在前面，至少把片子做完，圆满完成一件事，也可能成为一个努力的目标；但此刻，这个达到的目标的后续种种，直接击垮了我。

2017年下半年我陷入了非常低迷的抑郁状态，反正总是一死，我也没什么可怕了的。9月份，我开始以一颗将死的心，自己来申请公映许可。幸运的是，半年后，也就是2018年4月份，我拿到了电影局的公映许可。我记得，我是上午拿到那张纸，然后下午就找了大象点映，询问《出·路》能否在大象点映平台上做点映，哪怕是只做二三十场，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希望。之后我跟大象签了发行代理合约，前面投资人的钱，也变成了借款，因为这个片子，我终于有了人生第一个欠款，25万。

4月底交到大象点映手中，之后发生的一切都超出了想象。

他们在118座城市做了419场放映，我收到了很多观众的反馈。很多人告诉我，这个讲的是我的故事，那个是我初中同学的故事，如果我没有离开家乡的话，我也会是那个马百娟，我好像也是那个袁晗寒…..一个小小的感动被转换成影像，在一些你不知道的角落，触动了许多你从来都不知道也没见过的一群人，当片子开始被观看的时候，这才是她生命真正的开始。

《出·路》点映现场图片

大象点映的努力，让这部片子获得了真正的生命！

湖南湘潭市教育局的刘君老师，连着组织了4场点映，把《出·路》推荐给了当地的老师和家长。在随后的两个月里，不断有家委会、学校接力发起点映，仅在湘潭，前后就有3000多位中小学的老师、家长、学生看了《出·路》，他们把观影变成了一堂课堂外的教育课。

她向我分享了孩子们看电影的过程，照片和视频里，孩子们一个个踊跃跑到台前发言，有的孩子分享了一次还意由未尽，又跑到台上分享了第二次。

湘潭长郡高新实验学校的家委会负责人柳望来信告诉我，“这部影片触动了许多孩子的心灵，让我们的孩子有了一次难得的成长机会。尤其是1805 班的粟俊铭同学，他分享的深度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我很难理解这是一个初一的孩子能有的思想。因为时间关系，没能一一满足孩子们的表达愿望，这可能是此次唯一深感遗憾的地方。”

我还收到湖南湘潭长郡中学高三女孩沈默妍的信，今年，她已经是江南一所大学大二的学生了。

 还有带着高三的儿子一起看了电影的妈妈在公众号给我留言：

曾经是自己黑暗中的一声叹息，突然得到了很多人的回应和共鸣。这种被看见，对我，是一件异常美好的事情，更是某种激励，让我觉得所有前面有过的纠结、辛苦和泪水都值得。

大象点映几乎是在一个杂草丛生的无路之地用心血为我这样本来没什么出路的独立电影制作人生生开出一条路来，我不知道他们会活多久，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成为烈士。他们所做的一切，更像是一群有志向的年轻人用心血和汗血来浇灌盐碱地，他们的努力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一些电影行业的土壤和生态。

我发自内心地希望他们能活得更久点，因为他们在，我们的心血之作才会有被人看见的可能性。他们在帮助一个电影作品找到她的观众的时候，其实是给了这个作品真正生命，同时也给了我们创作者继续工作下去的可能性。

每年高考前后，《出·路》在大象点映平台上会有一波自发的点映，对我而言，也会有一些票房的回收。最近一些微博和公众号又开始推荐《出·路》，有很多人问哪里可以看到电影。可是今年，院线迟迟没有复业，大象连一场点映都组织不了。

上周，有朋友跑来告诉我，说在网上看了《出·路》，她和孩子都很喜欢。可是我完全开心不起来。

现在，在大象点映的努力下，《出·路》在猫眼上线了。

我更期待，喜欢电影和纪录片的朋友，能用合法的方式去看你们喜爱的片子；我也希望，喜欢《出·路》的人，可以用付费点播而不是传播盗版资源的方式去支持它。

用你们可以做到的微小努力，去支持大象点映，让他们活下去，因为他们多活一天，就可以帮助到我们这些颤颤巍巍的创作者，我们只要能活着，就有可能继续做观众愿意去看的片子，因为我们来自你们，我们是在用我口说我心。

《出·路》上映之后，我一直在准备新片，找钱的过程极其艰难。有一些新的想法，也因为各种原因夭折了。和《出·路》片子的人物一样，我也在一个非常逼仄的创作环境里寻找自己的出路。

生活不易，梦想艰难，但是，我还是坚信，上帝会看护所有世间的蚂蚁们，蚂蚁之间一定也会互相帮忙的。让我们每一个人用自己的方式，去保守那一小块干净的地方，让我们一直可以有自由呼吸的地方，让那一地的人可以永远彼此相爱。

愿我们都平安。

【郑琼简介】

郑琼，纪录片导演，创办中国第一家专门发行纪录片的公司“零频道”，创办中国第一个获得官方合法许可的独立纪录片论坛iDOCS。2018年，个人首部纪录电影《出·路》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进行展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