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出宫：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清代皇族是一个寄生性贵族集团，不从事士农工商各业，也不当兵披甲，完全依靠领取俸银禄米和各种恩赏银米过活。宗室、觉罗为了多领银米，千方百计多娶妻妾，多生子女，人口不断繁衍。据统计，清初顺治十七年（1660）宗室、觉罗人口约2000人，清末已近5万人，如将其妻妾计算在内，总数约7万余人。

清帝宣布退位后，依据当时的优待条款，旧皇室仍旧住在宫中。虽说还未到“树倒猢狲散”的地步，但各人包括太监、宫女在内，都清楚大势已去，朝不保夕，暗自都在盘算退路，甚至心怀鬼胎，乘机偷盗宫中财宝。在这期间，溥仪以赏赐为名，大量盗窃宫中珍稀的书籍、珍宝文物，包括珍贵书籍502函、210部，字画手卷1285件，珍贵册页68件，稀见印章45颗，皮包14件。这210部书籍包括宋本199部、元本10部、明抄本1部。其中有特别珍贵的御题宋版书5部：《易传》《三礼图》《尚书详节》《班马字类》《唐陆宣公集》。

陪伴溥仪读书的堂弟溥佳回忆： 

我到宫内伴读以后，常听说四位太妃宫里的珍贵文物被人盗卖，情况相当严重。1920年夏天，太妃们照例要赏给王公大臣扇子，由于缺少好扇骨，太监们建议，把宫里所存的旧扇子，撕去旧扇面，换上新扇面，再叫“如意馆”（掌管宫中书画事务）画上画；就算是太妃们的“御笔”了，即可赏人了。有一个太监从这些被撕下来的大批团扇面中，拿了一个带出宫去，恰给琉璃厂的古玩商看到，就按废纸的价格，把宫里撕掉的内扇面全部买去。原来这些扇面，都是赵孟頫、倪元璐、仇英、唐寅等历代名画家的作品，使得古玩商大大地发了一笔财。

他又称： 

自我进宫伴读时起，就常听说太监们有小偷小摸的行为，只是还没有听说有大批丢失的情况。1921年以后，溥仪、溥杰和我有时把宫内收藏的珍本古籍和历代名人的书画偷运出宫，开始我们还自以为做得十分严密，其实太监与护军们早就知道了。那时，太妃们也常把珍贵物品交给心腹太监运出去变卖，或者偷回娘家去；当时北京的各个古玩铺，就不时发现宫内的古物。因此，这就影响到太监们的偷盗之风越来越严重……记得有一次我正下学，就看到护军把一个手拿旧椅子的太监拦住盘问，太监说是拿出去修理，但护军一检查，发现椅座下面还有一层木板，里面藏了几件金器。

1900年世界博览会中国馆

溥仪也承认： 

紫禁城在表面上是一片平静，内里的秩序却是糟乱一团。我不懂事的时候情形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从我懂事以后就时常听说宫里发生盗案、火警，以及行凶事件。至于烟赌，更是不用说。到我结婚的时候，偷盗已发展到这种程度：刚行过了婚礼，“皇后”的凤冠上原来的全部珍宝，都被换成了赝品。 

这时我已经从师傅们那里知道，清宫中的财宝早已在世界上闻名。只说古玩字画，那数量和价值就是极其可观的。明清两代几百年帝王搜括来的宝物，除了两次被洋兵弄走的以外，大部分还全存在宫里。这些东西全没有个数目，其中有数目的那部分又没有人检查，所以丢没丢，丢了多少，都没有人知道，只从这一点来说，就给偷盗者大开了方便之门。 

今天想起来，那简直是一场洗劫。参加打劫行径的，可以说是从上而下，人人在内。换言之，是一切有机会偷的人，是无人不偷，而且尽可放胆地偷。偷盗的方式是各有不同的，有拨门撬锁秘密地偷，也有根据合法手续，明目张胆地偷。太监大都采用前者方式，大臣和官员们则是用办理抵押或标卖，借出鉴赏，以及请求赏赐，等等，即后者合法的方式。至于我和溥杰采用的一赏一受，更是最高级的方式。

一方面是偷盗成风，一方面是依旧大摆旧日帝王威风。 

溥佳忆述： 

溥仪在宫内仍然保持着他的“皇帝尊号”。因此，这个“小朝廷”对外虽不能再发号施令了，可是在紫禁城内，清王朝时代的一切旧制陈规和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并没有丝毫改动，紫禁城内外，照旧驻有大批护军和军队，森严气氛一如往昔。满、蒙王公和旧臣遗老以及活佛们，依旧进进出出，向高踞宫中的溥仪叩头礼拜，把他拱若神明。每天进宫，溥佳都必须穿长袍马褂，戴官帽，穿靴子，腰间系上一根黄带子。那时在宫内当差的都留着长辫子，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留过辫子，他的父亲就去买了一条假辫子挂在儿子的官帽上，害得溥佳老是担心它掉下来。

待在宫中的溥仪，无聊空虚，常以作弄他人为乐。他喜好养狗，养的狗有100多只，每天喂的都是猪肝、大米饭之类，有专人饲养。溥佳目击：“溥仪常拿人取笑，有人从养心殿门口经过，他有时便令佛格（其中的一只大狗——引者）率领群犬向人扑去，用前腿搭在人家的肩上不放，把人吓得要死。有时将人咬伤了，溥仪也不介意，反而很高兴，无非给几个钱了事。” 

总的说来，溥仪的大部分时间不外乎用于吃喝玩乐，如打网球、弹风琴、逗狗、骑自行车，还从上海买来许多玩具以供消遣。在饮食方面仍然大肆铺张，有时甚至比慈禧太后还讲排场。胡闹之余，溥仪也读些书、看些报。他的堂弟溥佳忆述自己1919年12岁时跟随英国人庄士敦读英文。后来庄士敦进宫教溥仪英文，带上他伴读。当时，溥仪还下了一道“谕旨”，派他“毓庆宫行走，伴读英文，紫禁城内骑马”。每天上午，陈宝琛、朱益藩教溥仪读汉文，由毓崇、溥杰伴读，下午则由庄士敦教溥仪英文。 

庄士敦是时任北京大学教授胡适的朋友，曾向溥仪提起过胡适，于是便有胡适进宫见溥仪之事。当时宫中刚安了电话，溥仪很好奇，四处给人打电话玩。后来想起胡适，便拨通了胡适的电话，自称“我是宣统”。胡适大为吃惊：“宣统……是皇上？”溥仪大为得意：“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胡适欣然答应。 

过了几天即1922年5月30日，溥仪派人用车去接胡适进宫。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凳子，请我坐。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的很；他虽只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利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他说他也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谈了二十分钟，就出来了。

庄士敦对这件事也印象深刻，他记述说当时因为怕内务府的反对，“召见是通过电话转达的。因而，当他（指胡适——引者）出现在神武门前的时候，卫兵自然拒绝让他进入。他等了很长时间，直到皇上传令让卫兵放行”。几天后，胡适写信告诉庄士敦： 

在我拜访皇上的时候，他非常友好，谦逊有礼。我们谈了新诗，写新诗的青年作家们，以及有关文学的其他话题。大门口的耽搁使我浪费了本来可以在宫里多停留一些的时间。因此，我没有待很长时间，大约二十分钟后就向陛下告辞，赶赴另外一个重要约会……我必须承认，我被这件小事深深地感动了。就在这里，我面对的是我国最后一位皇帝，我面对的是历史上无数位伟大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 

民国初年，紫禁城外政局风云变幻，先后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闹剧，躲在宫中的旧皇室也不闲着，想方设法与当政者和有权势者拉关系，套近乎。袁世凯筹划称帝时，前清农工商部大臣溥伦曾代表皇室和八旗王公向袁世凯献媚，上劝进表；载沣和内务府大臣为了保住“皇室优待条件”，和袁世凯密谈，商定让袁世凯的女儿嫁给溥仪，袁世凯则答应优待条件永远有效。袁世凯倒台后，他们又去讨好徐世昌，送给徐世昌票面总值360万元的公债券。载沣等人和奉系军阀的交往也很密切，载沣曾将两件珍宝和一对乾隆题款的瓷瓶送给张作霖，他的大管家张文治和奉系军副总司令张景惠拜了把兄弟。

1917年5月，张勋带兵入京，拥戴溥仪复辟。一群辫发遗老大官进宫跪呼万岁。溥仪任命张勋为内阁议政大臣，康有为任弼德院副院长。弼德院就设在紧邻御花园的坤宁门内东边北朝房。这场复辟丑剧几天就垮台了。此后，溥仪与康有为、庄士敦密谋再复辟。1924年11月溥仪被逐出宫后，接收清宫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在点查清宫物品时，在溥仪住处养心殿发现康有为等人密谋再次复辟的一批信件。 

溥仪的母亲瓜尔佳氏是荣禄的女儿，清帝退位后一直耿耿于怀，梦想复辟。溥仪的弟弟溥杰回忆，他的母亲“始终不甘心于清朝统治势力的失败，例如她在张勋复辟阴谋失败后，听到无稽的谣言便眉飞色舞，甚至对天磕头祈求张勋的无恙；并一度打算让我和张勋的女儿结婚，由于算命的属相不合才作罢论”。几经挫败，1921年瓜尔佳氏自尽身亡。 

“虽然机关算尽，溥仪到头来仍被驱逐出宫。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软禁时任大总统曹锟，接着又决定将参与张勋复辟的旧皇室赶出紫禁城，同时筹组清室善后委员会，以处理溥仪出宫后的一切事宜。11月4日，黄郛摄政内阁会议通过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其中规定：“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权利”；“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清室按照原优待条件，即日移出禁宫，以后得自由选择居住，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之后便由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会同社会知名人士李煜瀛负责执行。”

漫画《清朝问题》

“11月5日清晨，鹿、张、李率人直奔紫禁城，先将通往宫中的电话线切断，每入一重宫门，就分置军警监视原值岗卫兵，不许走动。时值旧皇室正开“御前”会议，闻讯由内务府大臣绍英匆忙出迎，被告知溥仪必须立即迁出宫外。绍英先是争辩，后见难以挽回，不得已乃入告溥仪，但往返数次，仍希有所让步。鹿钟麟见事不宜迟，故意大声对随从说：“快去告诉外边，时间虽然到了，事情还可商量，先不要开炮放火，再延长二十分钟。”溥仪闻而大惊，马上答应迁出宫外，随即交出印玺，收拾细软，在鹿、张、李一行的监视和保护下离开紫禁城，暂居其父亲载沣的醇亲王府。宫内的太监和宫女等均准其自由离去。” 

溥仪出宫，本来是1912年制定的清室优待条件规定的。其中第三款曰：“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民国初年，清室曾经有过按优待条件搬往颐和园的准备，但因感到袁世凯无相逼之意，就在紫禁城里住下来了。此后，社会上不断有人呼吁废除溥仪尊号，令其出宫，但历届北洋政府均意在优容，使得溥仪能够躲在紫禁城里继续做他的小皇帝。如1912年至1924年，徐世昌同时兼具清室遗臣和民国政要的双重身份。其间，他不断接受来自清室的赏赐，参与清室的各项重大活动，尽力维持清室优待条件；在自身出处问题上，无论是出任民国政府总理还是大总统，均一再征求清室的意见，反映了其既想入仕民国又不愿冒犯清室的复杂心理。直到溥仪被驱逐出宫、贬为平民后，“皇上”“主位”才从徐世昌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中淡出。 

出人意料的是，胡适却于11月5日致函外交总长王正廷抗议，认为这是“欺人之弱”，不是绅士的行为。所谓“欺人之弱”，意指溥仪为弱者。他还赶往溥仪暂住的醇亲王府表示慰问，称“这在欧美国家看来，全是东方的野蛮”。胡适的言行，除了溥仪的英文老师、英国人庄士敦表示赞许外，进步人士纷纷予以指责，包括胡适的一些朋友如周作人、李书华、李宗侗等人也都撰文批评。

《晚清史》

戴鞍钢 著

978-7-309-14663-9

2020年1月

 —  内容简介  — 

晚清百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在变革要求与外来力量相遇，中华帝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痛苦转型，艰难地踏上近代民族国家之路。作者戴鞍钢教授长期从事晚清史的教学和研究，以史家之笔将这段纷繁复杂的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使读者能对晚清史有一基本了解；本书吸纳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为历史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细节。

 —  作者简介  — 

戴鞍钢，1955年生，上海青浦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晚清史、社会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著有《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37）》《大变局下的民生》《发展与落差：近代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进程比较研究》等，合著《中华文明史》《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中国政治通史》《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等，主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