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亚方舟：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英美海军医院船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的加剧让医院船频现中外新闻。配备有1000张标准床位及12间手术室的“仁慈”（USNS Mercy）号以及规模相当的“安慰”（USNS Comfort）号先后支援洛杉矶、纽约。这两艘海军医院船在当代美国应急响应、医疗外交的重大行动中功勋卓著，曾参与9·11事件伤员救治、拉丁美洲医疗援助以及2010年海地大地震后的卫生保障工作。不过在八十年代后期才由运输货轮改装而来的“仁慈”号、“安慰”号着实只是西方世界海军医院船的“初生牛犊”。从1850年代世界首艘规范化海军医院船“墨尔本”（Melbourne）号在英国投用并受派驶往中国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起，海军医院船已伴随人类军事史、医疗史走过了一又四分之三个世纪。期间，两次席卷全球的世界大战成为了海军医院船履职的重要舞台，而真刀真枪的战争语境又让各国海军医院船在建设、医疗服务乃至国际公约保护等方面向前跨出了重要一步。以下我们将溯流而上，重温两次世界大战中英美海军医院船的表现。

“变身记”：两次世界大战中英美医院船的由来

英国的“墨尔本”号开近代世界医院船之先河，而大洋彼岸的美国也紧随其后创造出了首艘美军医院船，军医史学界公认美国历史上最早的医院船是南北战争期间的侧轮汽船“红色漫游者”（Red Rover）号。此后半个世纪间，英、美两国均打造了若干医院船配备给海军并陆续更新换代船载医疗、后勤设备。至20世纪初，英美两国都已具备成熟的医院船装备能力并习惯了有军医船随航的战时保障模式。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狼烟四起，正对欧洲大陆的海洋霸主英国迅速投身战局。为支持英国赢得欧战，各自治领纷纷向英国本土运送补充兵员。一些容积阔大的商船被征用作运兵船，部分运兵船又再次被改装为医院船。譬如舷号HMATA63的澳大利亚首艘医院船“卡罗拉”（Karoola）号，它原本是墨尔本航运企业麦卡恩公司（McEeacharn’s Line Pty Ltd.）旗下的一艘大型商船。1915年6月，“卡罗拉”号被征召担负由澳大利亚运兵埃及的任务。在航抵南安普顿时，“卡罗拉”号被英国官方截留，旋即改造为一艘拥有288张床位、可同时容纳460人就诊的医院船。一战期间，英国军方改建了多艘与“卡罗拉”号情况相似的商船，为改造医院船而征用的商业海轮普遍具有大吨位特征，基本集中在1200至1800吨的区间。对造船工业产能、船舶制造原料都颇为有限的战时英国而言，借助体量庞大的现成商船来改装医院船确实最为经济、快捷、稳妥。

但对于向医院船改造项目捐献船舶的航运企业而言，财产“一去不复返”并非危言耸听。一战期间，20世纪英国著名航运企业联合城堡公司（The Union-Castle Line）将大部分所属船只贡献给英国政府。不幸的是，该公司所捐“兰多维利堡”（Llandovery Castle）号等8艘舰船在遭德军舰艇水雷或U型潜艇攻击后因受损过重而最终沉没。

1917年美国抛弃中立政策，投身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英国重点改装商船的医院船生产思路不同，一战美军医院船基本来源于翻修海军现（退）役舰艇。1918年1月24日，由一艘1907年下水军舰改建而成的“仁慈”（Mercy）号医院船入编服役。1918年11月3日，“仁慈”号首次前往欧洲战场，此后五个月间它四次往返于法国与美国之间，运回了大批负伤美军士兵（仅1919年3月的末班航程该船就接回了多达1977名伤亡军士）。“仁慈”号等医院船在一战期间美国有限的实质性军事行动中积极驰援，救死扶伤效果卓著，于海军内外广获赞誉。

在经历“二十年的休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如福煦之“约”血色降临。1939至1940年间，英国医院船在欧洲战场海军行动以及配合西欧地区陆上作战方面有所作为，但也因德军强悍的追击付出了惨重代价。在英军医院船陷入僵持状态后，二战期间美军医院船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获得了一展身手的契机——太平洋诸岛攻坚战中均出现了医院船身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加速扩张海军力量，在造航母、造潜艇的同时，医院船也被提上了议程。由于时间仓促且美国战略物资奇缺，一战期间美军改装旧舰艇为医院船的策略得以延续。二战期间美军在役年数最久的医院船是下水于1920年的“撒马利亚”（Samaritan）号，该船本为长途货运用船，在1944年被临时改装成医院船。同样情况还有1943年蜕变为医院船的“慷慨”（Bountiful）号，前身是同年退役的美国海军“亨德森”（Henderson）号运输舰。由于运兵（货）船本身结构适宜，医院船改造项目往往只需安装一定医疗设备（手术间）以及依照国际法惯例重新包装。1943年美军“救济”（Relief）号医院船入厂改装，由通体银灰色改漆为白色并加涂巨大红十字标志，并以绿色饰带环绕全船一周。由于仅是外观调整，“救济”号得以快速下水投入太平洋前线救护工作。据统计，1941至1945年，美军共改装27艘医院船，其中24艘由战争部调配，3艘由海军部直辖。此外二战期间还有12艘美国海军舰船也曾临时充任转运前线伤员的军医船角色。

“医船不医”：两次世界大战中英美医院船的服务

不同于现代医院船海外医疗援助新闻呈现给公众的视效，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医院船的本职是从前线、野战医院向大后方医院(甚至本土)转送伤员，并没有适当设备或人员来直接处理成千上万的战斗伤亡者。一战期间英军战略规划明确医院船的第一使命是将伤病员运送回英国本土接受进一步治疗。我们并不否认医疗船有救治功能，但船上有限的医疗资源多是针对乘客伤员的急诊救治（包扎止血、创面初步清理等），诸多后续治疗将留待目的地军医院继续开展。

英国医院船在转运伤员方面表现出色，形成了长途与短途兼有的医院船航线组合。长途航线将欧洲战场伤病员护送至各自治领深入救治。譬如1916至1918年“卡罗拉”号行驶在澳大利亚与英国之间，去程运送陆军医疗队、澳大利亚医院运输队等医护援军奔赴英国，返程则护送大量伤病员返回澳大利亚休养。短途航线上的医疗船基本往返于英国本土与法国战场之间。“列日”（Ville de Liege）号便是此类短途医院船的杰出代表。1917年6月至1918年12月间，“列日”号医院船共计出航252次，在英国本土与欧洲大陆（法国）之间运送了77194名伤员以及替换补充的36356名上阵士兵，立下不朽功勋。

与一战英军医院船的处境如出一辙，二战期间医疗船对应美军军医体制中的“第三级医疗”（Echelon III Medical Treatment），这也是战地军医服务的最高层级。医院船在此分级诊疗系统中主要负责为第一级（战地救护）与第二级（据点野战医院）提供医疗支持、在危难时转运前两级治疗单元病患，以及为需要住院的病号提供留观条件。二战期间的美军医疗船虽装配了不少具备急救条件的手术间，但失血较多、感染风险较高的手术操作依旧难以在船上完成，对于现代大型外科手术至关重要的血库、生命体征监控设备均迟至朝鲜战争方才装配上医院船。总体而言，两次世界大战间医院船“医而不医”的国际性特征并未消解，转运伤员依旧是所有医院船活动的核心要义。

“不武装”悖论：两次世界大战中频遭攻击的医院船

1907年《日内瓦公约原则适用于海战的公约》（《海牙第十公约》）规定医院船是“各国特别并专为救助伤者、病者和遇难者而建造的装备或船只”。《海牙第十公约》对签约国的医院船有两点明确要求：第一，交战国军队应将下达给医院船的全部命令造册入航行簿以备随时查勘；其二，医院船应当进行明显的喷涂、挂旗标识，具体包括漆白船身、添加醒目的红条标志及与本国国旗并列悬挂《日内瓦公约》确定的白底红十字旗。

《海牙第十公约》事无巨细地规范交战国医院船标识，其根本目的是利用国际法约束力保护各国医院船在战时免遭攻击，任何在军事行动中攻击医院船的行为都将被海牙公约框架视同战争罪行。为避免出现参战国假借医院船“暗度陈仓”，《海牙第十公约》也配套地明令禁止医院船装载任何武器，交战国有权登临医院船检查武装情况。

但残酷战争并不能为国际法理的简单正义规训。如此，“不武装”悖论便横亘于医院船面前。若保持“零武器”状态，实战中医院船往往会被敌国海、空军紧盯作首要目标，在毫无反制能力的前提下被各种借口装点的武力措施击沉；若添设武装，则国际公约认可交战国对医院船实施攻击行动，人道主义救援将彻底丧失最后的法则庇护。

对敌国医院船这个防御薄弱环节穷追猛打的战略在德国海军中广受欢迎，某些德军潜艇指挥官将之奉为圭臬。一战期间德军潜艇精英瓦尔特·施威格（Walther Schweiger）上尉就曾率领部队连续击沉“卢西塔尼亚”（Lusitania）号、“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号两艘医院船，使协约国阵营蒙受不小损失。

一战中德军打击协约国医院船制造了诸多惨绝人寰的悲剧。1918年8月3日，澳大利亚医院船“玛蒂尔达”（Warilda）号被德国潜艇UC-49发出的鱼雷命中，因机舱严重进水受损而沉入海底。位于“玛蒂尔达”号底部、安置轻伤（可以自由行走）患者的“I区”全舱101人无一幸免。这些士兵本是轻伤却因飞来横祸而殒命深海，实在令人唏嘘。

据军事史学家统计，1939至1945年间世界范围内共有23艘医院船因战争失事。其中英国损失最大，多达5艘，希腊与意大利次之，折损4艘。日本有3艘被击沉，德国2艘，而苏联、澳大利亚、挪威各1艘。此外还有2艘同时拥有荷兰/日本、意大利/英国船籍的医院船在战时被摧毁。从上述23艘医院船的沉没时间分布来看，1941年为峰值，有7艘覆没，其次分别是1943年（5艘）、1945年（4艘）、1940年（3艘）、1942与1944各有2艘医院船被敌军毁灭。自摧毁上述23艘舰艇的武器类型来看，几乎所有医院船致命伤的直接来源都是飞机投掷、潜艇发射的鱼雷。而二战期间敌对国向医院船发起的进攻也明显更为直白、凶残，除一战中业已出现的鱼雷、水雷游击、伏击外，光天化日下的轰炸也摧残着无法设防的医院船。“纽芬兰”（Newfoundland）号医院船被德国战机炸穿甲板，船面上正在抢救伤患的6名护士以及附近所有随船军医悉数丧生。

值得一提的是，医院船击沉事件在二战期间广为交战双方利用，时常被当作战争宣传资源。经过军方喉舌的精心包装，医院船沉没事件升格为国际政治要闻，以此为说辞大加讨伐敌对国（阵营）的案例屡见不鲜。譬如1943年美军击沉日本医院船后中国的日伪媒体借机刊出长篇大论痛批“美国暴虐”，鼓动“东亚人民”仇视美国。不过事实上，日军在二战期间也曾多次攻击美国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的医院船，并有击沉前例。

八年前罗兰·艾默里奇（Roland Emmerich）执导的科幻片《2012》火遍全球。电影中四艘诺亚方舟承载起了人类扛过毁灭性生态打击的全部希望。作为一则出自《旧约·创世纪》的基督宗教传说，“诺亚方舟”在后世被频繁演绎为灾难叙事的表征。同样，“船”的救世意象在佛教中也广为流传，所谓“慈航普渡”、“宝筏”便是典型符号。烽火狼烟、遍地尸骸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医院船穿行大洋，尽最大努力将流血挂彩的将士们带离魔鬼前线，将生的希望散播在肃杀焦土之上。我们怎能不将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医院船与宗教拯救传说中的那些“船”联系在一起呢？在美军历史上，曾有过三艘代代相传的“仁慈”号医院船：AH 4（1918年）、AH8（1943年）、T-AH 19 (1985年)，或许三艘舰艇舷号变换所映衬的船名庚续，恰好暗示了医院船的本质——知危不退、守正行善。即便无法拯救全部，也要在杀气腾腾的非理性时空中最大程度保留仁慈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