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谈全球疫情下的美国与中美关系

截至2020年4月11日，美国新冠疫情继续恶化，确认感染人数逼近100万，造成超过5万人死亡，美国成为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新“震中”。全球与美国疫情最终将向何处发展？在新的全球形势下，中美关系表现出哪些新特点？疫情是否在推动中美经济、科技与人文交流的“脱钩”？作为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如何超越战略竞争与意识形态分歧，团结抗疫，稳定全球格局？

为回答这些问题，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于4月11日下午，通过线上会议的方式，举办了“全球疫情下的美国与中美关系”研讨会。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研究》杂志执行主编赵梅，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副院长范士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节大磊，助理教授雷少华、祁昊天、陈沐阳和赖华夏等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各位学者从自身研究领域出发，对“疫情引发的美国政治社会经济变局”、“疫情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以及“疫情与全球治理”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王勇：在疫情引发的国际格局不确定性中把握中美关系走向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勇首先致辞。他谈到，在去年年底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举办的“美国研究与中美关系”年终座谈会上，参会学者专家讨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含义与动因等重要问题，当前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进一步加速了国际大变局的到来。到目前为止，疫情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走向的影响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紧密跟踪研判。中美关系将影响全球格局的走向，既有挑战也有机遇。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需要从更加系统的视角进行综合分析。

首先，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增强了与中国进行“竞争”的意志，二是加强了政府内部有关中国政策的协调，强调和中国展开“全政府、全社会”的竞争。特朗普政府等于变相“重启”美国在冷战时期遗留下的资源与机制，与中国进行“新冷战”。

其次，中美增加战略互信、政治互信是改善关系的关键。全球疫情危机需要全球方案解决，中美合作团结抗疫是关键。美国强硬派调整对华政策思路，以更积极心态看待中国的发展，才能改善双边关系。

第三，深入研究美国强硬派调整美国大战略的影响。美国鹰派集团利用疫情鼓励制造业“回流”美国，加快全球供应链重组的步伐；加快从中东、阿富汗等部分地区撤军进行战略收缩，希望将战略矛盾对准中国，需要我国谨慎应对。

赵梅：疫情引发的美国政治社会变局与中美合作的前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研究》执行主编赵梅认为，此次新冠疫情重创美国，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令世人始料不及，也为研究美国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和观察视角。美国拥有世界领先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坚实的医疗基础设施，医疗水平、医学研究以及生物制药均居世界领先地位。然而，为什么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却在美国迅速蔓延，感染和死亡人数居世界之最？为什么美国政府的应对如此迟缓和无力？为什么世界上最富有的美国却出现医疗资源不足的窘境？为什么在疫情警报尚未解除的情况下，全美多地爆发居民持枪抗议“封城”？凡此种种，令人深思。

黑人和拉美裔美国人是此次疫情受创最重的群体。美国疾控中心及纽约、印第安纳、密歇根和加州等州的数据显示，黑人和拉美裔新冠肺炎的患病率和死亡率远高于他们的人口比。在路易斯安那州，黑人占该州总人口的32％，但在512位死亡者中，70％是黑人。在伊利诺伊州，黑人约占3%人口，但死于疫情者中高达72％是黑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相较于其他族裔，黑人患有心脏病、糖尿病、肥胖等慢性病史的比例较高；二是特朗普就任后废除奥巴马政府的《患者保护和平价医疗法案》，导致全美无医保人数增加。目前，约10%的美国人没有医保，其中黑人和拉美裔占较大比例。面对高昂的检测和治疗费，他们望而却步，因延误治疗而加速疫情传播和病情恶化；三是黑人和拉美裔大多从事黑人从事低端服务行业，如零售、物流、饭店服务、保洁等行业，工作不稳定，收入低，感染风险大。2020年4月20日，纽约州长科莫在例行记者会上感谢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在在一线坚持工作的人，包括医护人员、环卫、送快递、超市、出租车司机，其中41%的从业人员是有色人种。此外，许多黑人和拉美裔的居住条件较差，拥挤的环境也容易造成聚集性感染。还有研究显示，印第安人也在此次疫情中遭受重创，程度仅次于黑人和拉美裔。

另一个与种族相关的议题是，美国是否会掀起另一场排华和反华的浪潮？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美国多地出现多起反亚裔的种族主义事件。一些亚裔美国人在街头被吐口水，受到骚扰和侮辱，甚至连儿童也遭到袭击。今年3月，一周内发生650多起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性事件。4月，美国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塔米·达科沃斯、麻州参议院伊丽莎白·沃伦等十余位国会议员签署联名信，呼吁联邦政府采取行动，防止和打击针对亚裔的仇恨行为。

新冠肺炎疫情重创美国，美国一些人将疫情的深远影响与“珍珠港事件”和“9·11”恐怖袭击相提并论。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美暴发并快速蔓延，美国国内开始出现对特朗普政府应对不力的诸多不满与批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主流媒体对特朗普政府的应对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调查，得出的结论认为，特朗普在疫情爆发初期淡化疫情，将新冠肺炎与普通流感相提并论，并表示新冠肺炎的严重性远没有普通流感可怕，甚至声称这是一场“骗局”。美国错失了最好的防控时期，特朗普政府应为疫情在全美大爆发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但是，美国著名时事评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特别节目中提出了分析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的一个令人深思的视角。扎卡利亚认为，疫情在美国大爆发，特朗普政府固然难辞其咎，但事实上，这也是过去半个世纪联邦政府职能弱化造成的必然结果。他认为，罗斯福“新政”建立起了高效的、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然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美国人一直在为“小政府”而抗争，导致美国联邦政府越来越弱化和官僚化，经济、社会乃至医疗和社会福利政策过度依赖市场调节。扎卡利亚是民主党人，持“大政府”的观点不足为奇，但他的确提出一个重新审视政府的作用、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美国福利政策的视角。

在中美关系方面，正如许多专家所言，新冠肺炎疫情恶化了中美关系，两国战略互信严重缺失，经济、技术乃至人文交流的“脱钩”势头加大。尽管中美关系面临着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但疫情期间，中美两国之间出现许多伸出援手、共克疫情的故事。传染病是人类从古至今的共同敌人，需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携手应对重大挑战。新冠病毒疫情的最终克服，不仅是中国的责任，也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新冠肺炎疫情无疑将极大地改变世界，改变美国。疫后的美国是否会浴火重生，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以及社会思潮将发生哪些变化，值得进一步研究。

祁昊天：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审视美国应对疫情的动员体系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祁昊天提出，这次疫情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以跨领域的总体国家安全视角审视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动员体系、其政策应对以及对我影响。美国将大国竞争、大国军事竞争定位为国家安全重心以来，这是第一次体系冲击。我的分享主要围绕疫情所体现的应对和动员能力、疫情次生安全影响两方面讨论美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能力。

第一，美国当前的应对体现出了美国诸多方面的能力，也显示出很大问题，我们能够发现其动员体系的许多优点和缺点。从优点来看，首先，美国动员体系的“顶层设计”比较完备，具有较强的跨领域动员能力。其次，美国动员机制的行政和法理基础都比较，机制设置具有行政、立法双重保证。再次，美国动员体系的韧性较强，在面对冲击时，纠错和迭代能力突出，在此次联邦和州初期与中期应对对比上很明显。再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并不缺乏“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结合其历史上处置各类危机的成功与失败经验、科技实力积淀，这种韧性加动员能力不容小觑。

同时，与这些优点相伴生的，是同样明显的短板。首先，各部门之间在危机应对实操中缺乏协调和统筹，这使其本身比较成熟的一套机制无法得以很好的施展。比如，在疫情初期，五角大楼的防疫政策展开相对有序，但是受到了白宫和地方政府的较大干扰，军队民事支援受到了政治挂帅的干扰。其次，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之间存在不协调。比如，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形成了掣肘，乃至出现州政府从中国订购的物资被联邦直接扣下，各州之间、州与联邦之间哄抬物价、恶性抢购等事件。最后，美国机制设计虽严密但冗余较大，好处是平时较少犯错，坏处是急时不解决问题。办好一件小事也要经过复杂的程序，不仅是解决时间长，而且容易出现互相推诿的情况。比如，联邦和个别州在防护设备国际供应链上的蹩脚表现，再比如最近出现的“罗斯福号”航母事件，每一层决策者和操盘手都在应急条件下成为夹心饼干，造成有人“被英雄”、有人“被狗熊”的局面。

当然，如前所言，问题与纠错是共生的。上述短板暴露后，在不同的机构、部门引发了不同程度的应急迭代或临时措施，其中不乏一些违反平时政策和官僚逻辑的做法，如在贸易、审计、政令、军政关系领域。这些都颇为值得关注。

第二，从次生影响的角度来看，美国和世界各国因疫情受到的影响均十分巨大。比如三月份美国资本市场的巨大震荡，虽然疫情并非结构性主因，但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美国经济问题在根本上是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包括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股票回购吹大的股市泡沫、企业高债务杠杆、产业空心化、贫富差距扩大等等，这些灰犀牛问题自2008年以来都没有解决，而疫情以及石油暴跌的黑天鹅冲击只是催化剂。不过美国的金融应对却可能因为这一催化剂带来长远影响。例如，在全球金融权力结构方面，2013年美国与西方重要国家成立了所谓“C6”的六大央行货币联盟，各合作国家央行间实行流动性互换以应对未来危机，现在这一货币网络升级为C9，作为长期性多边多币种货币储备网络，大有在发达经济体之间取代以IMF为中心的原有全球金融治理机制。而无论是C6还是C9，都不是包容性的。

同时，金融波动这一疫情次生危机以及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应对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国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脱节、继续加重美国政府财政压力和债务负担，饮鸩止渴、越陷越深。其影响不仅是全球经济和金融层面，也会对美军正在积极展开的大国军事竞争准备造成影响。

最直接的冲击是军费开支。虽然过去几年特朗普政府不断创下军费的名义值新高，但是以不变价计算的总量成长和当年价计算的增速都呈现另一种局面，都在下降。赤字压力已促使敏感的军工企业在几年前便重新进行市场风险评估。新冠疫情造成的损失更是可能在未来十年减少数千亿美元的军费可用资金，这相当于又出现一次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的十年“自动减赤”。疫情引发的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变化也会提升美国国防采购成本。总之，一方面钱少了，另一方面东西贵了。

但与此同时，美军应对大国军事竞争的准备似乎一点也不打算放松。以与中国关系最大的印太司令部为例，在4月初印太总按国会本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要求提交的报告进一步推动“印太威慑倡议”概念，对标“欧洲威慑倡议”大大提高印太地区的军事投入，而国会也于近期做出了回应，在这一截至2026年的方案伊始便计划划拨多于印太总申请的经费。美军将进一步提升主要针对中国的军事准备，无论是各军种新型装备的开发和列装，还是以动态力量部署、全域作战为主要目标在各军种以不同方式推进的作战体系重塑。而在美军自身之外，其与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国的军事关系也正瞄向一个从训练到作战都更加长期化联通的趋势。

在美国经济、金融、财政都受到极大影响的前提下，这种执着的“硬上”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其成功前景及对华影响需要我们从政、经、军跨领域的视角加以研判。疫情的冲击与应对的影响都还没有完全展开，需要我们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

陈沐阳：疫情下的美国府际关系和在美中国留学生

目前正在华盛顿州西雅图访学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陈沐阳分享了在美国的观察。华盛顿州是美国较早爆发严重疫情的州，目前疫情相对稳定，没有像东海岸的州一样确诊人数持续快速攀升。美国的新冠确诊病例最早是在华盛顿州、加州等州出现。第一例病例是一名一月中旬从武汉回西雅图的30多岁男子，二月初成功治愈出院。虽然媒体在第一时间就进行了报道，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3月初，一些华盛顿州养老院出现了多起病例，加上不少老年人原本就有基础性疾病，所以出现了不少死亡病例，从而引发了关注。然而这中间的一个月，因为没有开展大规模检测，无法判断病毒是否已经在社区默默传播了。

疫情爆发初期，特朗普政府将新冠肺炎当作季节性流感对待，没有提高重视，也没有立即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进行应对。赵梅老师刚刚提到了疫情治理，其实反映的是各国制度治理能力的问题。在美国疫情爆发的早期，联邦政府并没有积极发挥协调和管控的作用，反而是民间机构像盖茨基金会、亚马逊公司和一些医疗研究机构开始自行研究、检测并作出应对措施，但这种自下而上的机制有明显缺陷，因为在大型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的协调作用非常重要，比如取消公共集会、开展大规模检测、实施居家令、保持社交距离等。目前对于疫情防控，美国政府强调保持社交距离，但提出此项措施的时间与疫情爆发有一个明显的间隔时间，而在此期间州政府各自采取了本州的相关措施，因此各地疫情控制效果并不相同。 

疫情爆发后很多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没法及时搭乘航班返回中国。中国目前保留有旧金山、纽约等地的直航航班。但由于美国疫情较为严重，旅行过程中也可能有感染的风险。美国一些大学的措施是学生不能待在集体宿舍，导致国际留学生陷入了困难的境地。中国留学生群体在这一时期可能没有得到来自美国当地社会尤其是学校很好的帮助。中国学生是美国高校重要的国际学生组成部分，此次疫情来看中国学生在美国的遭遇，可能会影响一些家长对待将子女送往美国留学的态度。目前来看，对中国留学生来说，短期内美国学校估计本学期无法复课，长远来看对中美学生交流影响较大。

范士明：避免疫情加速中美在人文交流领域的“脱钩”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副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范士明表示，当前对于中美关系大家都比较悲观，普遍不太看好疫情后中美关系的发展。相比于经贸和军事安全领域，我自己近期体会比较深的是中美人文交流领域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局面。比起中美之间的科技“脱钩”与经济“脱钩”，对于人文交流“脱钩”的这个趋势讨论可能还不够多。

中美人文交流大概是从70年代末中美建交前后就已经开始了，不论是我们自己去美国访学、留学，参与与美国相关的外事活动、学术会议，接受中美两国媒体采访，还是培养美国来华留学生，亦或是帮助、鼓励中国学生赴美求学等等， 都构成了两国人文交流的一部分。而我们自身的这些经历，只是过去四十年中中美人文交流中的一小部分。多层次的人文交流对于促进中美双方的相互了解、理解，避免误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目前中美人文交流出现了局部“脱钩”，而且因为疫情还有加速脱钩的趋势，让我感到比较担心。比如说，就在疫情期间，中国的驻美新闻机构受到了新的打压、限制。对于学者来说，中美关系下降的负面影响在疫情开始的前几年就已经明显能够感受到，比如最常见的是中国学者在申请美国签证时，经常遇到从前没有出现过拒签的问题。学者的言论， 因为不符合对方国家政府的立场， 其在对方国家的学术活动就受到限制和骚扰，类似情况在近年来也并不少见。客观上，这导致了两国学术交流、政策研讨的减少。实际上，相关的记者和学者，多数往往是对彼此的文化和国情相对了解的人，是两国良性互动的桥梁，拆掉这些桥梁殊为可惜。 

中美两国都有大量的留学生在对方国家学习生活。历史上，教育交流对于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官方关系的稳定，起到了正面的作用，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幼童留美、庚款留学等等，有很多鲜活的事例。而近期中美关系的恶化，也让我对两国教育交流感到担忧。疫情开始之前，美国大学就已经开始对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高等学校学习的专业进行限制，不愿意中国学生在美国的高科技领域学习。美国对参与中国“重要人才计划”的专家学者展开调查，施加压力，迫使很多人终止了与中国高校的合作。在华美国留学生中，也有人只因为来到中国学习，回到美国后就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无端质询，给美国来华留学生造成了很不好的心理影响。美国教育部对与中国合作的一些美国著名高校也进行调查。对于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由于疫情影响和中美关系目前的状况，接下来的学习也出现了更多的不确定性。那些因为疫情回国的中国留学生，能否在疫情结束后顺利地如期回到美国继续学业？此外，像孔子学院，近年来在美国大学也遭遇不少问题，有的被迫关闭，这也是中美人文交流面临挑战的一个缩影。总体来说，如果中美人文交流的脱钩加速，那么对接下来的中美关系会有更多负面的影响。

以前人们都认为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现在来看人文交流同样非常重要。如果从来没去过对方国家，也没有和对方国家的人交流过，那么他对对方国家的认识就容易停留在抽象的层面，可能更容易受到不完整信息的影响而陷入对他国的片面理解和对抗情绪。百闻不如一见，但光看还不行，还需要有有效的沟通和交流。人文交流提供的经验，往往可以纠正刻板印象，抵制虚假信息。获取信息的来源非常重要，要避免信息来源的单一化，从而尽量避免被极端情绪所引导和左右。作为一名研究者和教师，我想不论立场如何，自己在日常生活和为学生授课时，都应该主动拒绝虚假消息的传播，鼓励学生增强信息分辨能力。

对于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有一种观点也不能忽视，即两国之间价值和观念的冲突，认知和沟通信号的互动也非常重要。

雷少华：国家安全因素与美国推动对华经济和科技“脱钩”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雷少华继续对疫情对中美“脱钩”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今天我们讲的比较多的“脱钩”问题，首先美国想做的是经济“脱钩”，比如美国说宁愿拿20亿美元补偿美国企业，鼓励美国企业离开中国。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美关系大背景，大家已经知道，我就不展开说了。更主要的是，这一次突发的疫情造成了美国国内部分医疗设备和药品供应出现短缺，比如医用N95口罩、呼吸机以及很多药品，包括特朗普推崇的氯喹。氯喹的原药基本上是在中国生产的。因为原药利润低，美国自己不生产。所以一旦中国把抗生素的原材料、氯喹的原材料全部断掉，美国就没有这个药了。这就造成美国现在认识到一定要把医药这种关键物资的生产搬回美国，这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国家安全”的定义被扩大。这个就是所谓的经济“脱钩”。经济“脱钩”直接的实施的方式就是不但要把产业链从中国“撵出去”，还要把产业链“搬回”美国，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第二个“脱钩”就是所谓的科技“脱钩”。制裁华为是科技“脱钩”的标志。经济“脱钩”是最难的，一时半会产业链是搬不回去的，另一方面科技“脱钩”也是非常困难的，科技是和产业绑到一块的。现在比较容易的就是教育与人文交流“脱钩”。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推动教育与人文交流“脱钩”，措施包括：一是关闭部分在美的孔子学院；二是把部分中国新闻媒体列为所谓“代理人”；三是对于中国留学生签证的限制……美国现在的策略非常明确，没有办法直接把中美教育交流全部“脱钩”掉，但是通过“恐吓”的方式阻碍中美交流。首先把美国国内的学者“恐吓”住，让美国学者和中国交流时要付出代价。达到顶峰就是哈佛大学的化学系主任被逮捕。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从恫吓美国自己的学者入手，然后让美国学者不敢跟中国进行接触。这就是一个营造的大气氛，然后通过这样一个紧张气氛制止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美国自己的学者，尤其是工科类的，要和中国学者接触交流就有很多顾虑。从此这样一种手段彻底把中美之间教育方面的一些合作断开，还是从理工科的一些角度把它断开。这就是所谓的“脱钩”的几个层次。

节大磊：疫情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加剧双边关系恶化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节大磊认为，这段时期发生的事情既体现了中美关系恶化的状态，也进一步推动了关系本身的恶化。第一个层面，在现在这种竞争性的关系，和在某些层面有一些敌对关系的情况下，事情就变质了。中美之间并不是没有合作应对过非传统安全的问题，比如过去在流行病、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从理论上来说，非传统安全应该是比较容易合作的。如果用博弈论的概念，很多非传统安全的合作并不是一个“囚徒困境”，不存在“欺骗”的问题，合作的障碍主要是协调，更多的像一个“猎鹿游戏”，只要达成合作，任何一方欺骗的话，反而不利于自己的利益。但我想说的是时代不同了，大的战略背景不同了，所以同样的事情就有了不同的呈现，被政治化或地缘政治化。相互依赖在以前关系好的时候可以说推动政治和安全关系的改善和合作，现在大背景不一样了，很多人就考虑相互依赖被“武器化”了。这个是我要说的第一点，疫情的发生和双方的应对、双方的关系是体现了这个大的地缘政治的背景变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在战略竞争中，非传统安全合作就完全不可能，美苏在冷战期间还是有合作，但是这需要双方更加冷静，更多认识到不合作的灾难性后果，甚至需要通过一些教训。可能是因为中美还处在战略竞争的初期，这种竞争关系还不够成熟，因此反而不能够实现本来可以实现的合作。

中国的很多行为不一定有地缘政治的意图，但中国要考虑到的是，哪怕你没有地缘政治的意图，并不代表你的行为不会带来地缘政治的后果。所以中国要考虑可能产生的地缘政治后果对你的利益可能产生什么影响，中国有时候会忽略这一点。不管你是否认为现在是所谓“两极格局”，但是中国在国内外的一举一动肯定是会有比以往获得高得多的关注度，会被放在放大镜下检视，不只美国检视，其他国家也会如此。

第二个层面就是中美进一步恶化了关系，我从“脱钩”、民意和外交三个方面说。第一个就是少华刚才谈得比较多的“脱钩”。很多人说它的成本很高啊，多层面、多维度的相互依赖很难“脱钩”。我觉得很难是没有错，代价大也是没有错，但是代价大不代表不会发生，每个国家都做过代价很高的事情，因为如果你觉得不做的代价更大，你就会选择去做。这次新冠疫情可能将会进一步推动脱钩。

另一方面是在这次疫情中，中美关系的民意基础也遭到了削弱。中国人觉得我们好不容易熬过了困难的时期，却得不到肯定，我们好心好意援助其他国家又被诟病。尤其是最近，美国国内时不时的“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更是引起了很多国人的反感。

第三个方面是外交方面，外交本来是最应该在双方间建立沟通的桥梁，缓解矛盾，解决问题。但现在大家也都看到，很多时候变成一个交锋的“前线”。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美国是蓬佩奥站在最前线进行斗争。蓬佩奥是利用意识形态进行国内、国际动员。其实美国有人是想美国全政府、全社会和中国进行竞争，但对美国来说做到全政府也不容易，做到全社会就更困难了。那用什么进行动员呢？对美国来说可能用意识形态相对比较有效，包括在冷战期间也有类似的情况，要使用其他方式动员可能比较困难。

简而言之，就疫情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一方面反映了中美关系不好的现状，另一方面进一步推动了其恶化。

赖华夏：警惕美国利用国际组织和国际法就疫情相关议题对华施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赖华夏认为，新冠疫情让人们把眼光投向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也提醒了我们对美国国内行政机构和美国公共政策决策机制理解不足，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另一个需要加强研究的领域是美国的对外关系法，对外关系法是美国外交的重要政策工具，在近年来中美双边争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近期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追责论”，也提醒我们加倍警惕国际法沦为美国对中国施压的“武器”，警惕凭借似是而非的国际法论断操纵舆论、塑造民意、削弱国际组织的权威。

最后，王勇教授代表美国研究中心对与会专家的精彩发言表示感谢。他指出，在当前国际格局加速变动的今天，社会各界对美国研究的需求越来越多，对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究成果的期许也越来越高。我们有责任产生更多更好的美国研究成果，服务于国家与社会。他表示，希望社会各界从不同角度支持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工作，欢迎企业界有识之士提供项目支持。

附：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简介

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成立于1980年，首任主任是我国著名的美国史学家齐文颖先生。中心一直秉承20世纪30年代齐思和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开创的美国研究的传统，并不懈努力使之发扬光大。1998年北京大学改组美国研究中心，任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袁明教授担任中心主任。改组后的美国研究中心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为依托，整合校内外、国内外资源，充分利用北大的传统和底蕴、学科优势、人才优势和对外交流优势，致力于对美国进行多方位、跨学科、前沿性的研究。目前，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学术骨干以从事国际关系领域的专家学者为主，但不限于国际关系学院，既包括国内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王缉思、袁明、贾庆国教授等，也包括美国经济、美国社会、美国教育、美国历史、美国法律、美国宗教、美国文学、美国新闻传播等学科的著名专家学者。2011年，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被教育部批准为“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为中心提供了更大的发展平台和更可靠的保障。

作者：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李帅宇、王凯璇、张添之。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引用、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