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词汇竞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一直是中共党史和抗战史研究的重点。相关研究多从政策形成、政策实践及其与共产国际关系等角度展开论述，实际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作为实用策略推行全党之前，基本承载了抗战前期中共合法性论说的基础，其理论地位不可小觑。此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作为固定政治表述前，其所包含的每一个词都备受争议，如抗战主体是“人民”还是“民族”、抗战形式是“联合”还是“统一”，这些问题在抗战前后被多方反复讨论。

一段时间内，这些词汇同时活跃于中国的言论舞台。那么，这些有争议的词汇最终是如何被选择的？为什么这样选择？这其中既有思想的逐步厘清，也有话语的暂时妥协。本文借用语言学中“词汇竞争”（lexical competition）的概念框架考察1936年至1937年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政治表述的生成，以期推进相关研究。

混杂的表述：“人民阵线”“联合战线”与“统一战线”

近代以来伴随西潮涌入，大量新词浸入人们的语言。特定的主张与观念往往浓缩为几个具有标识性的词汇直接参与政治动员，政治实践又反过来进一步丰富、补充且修正了这些词汇的原有表意。名词作为复杂观念的简化表述、系统思想的抽象提炼，在革命与运动的20世纪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准确且有标识性的政治词汇往往直接反映政党的主张。因此，政党与政治人物对重要的政治表述往往慎之又慎，中共的表现尤为突出。然而，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共主张团结抗战的方案却出现多种表述混杂共存的局面，此点值得关注。

1935年之后，随着国际形势与国内局势的变化，中共对大革命失败后所采取的“左”的关门主义作了调整。1935年10月，党在秘密指示信中确认了“统一战线是抗战反蒋的总策略”。1936年1月1日，毛泽东致电朱德时对业已发生转变的革命话语作了总结，指出政治局在共产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目前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策略既已调整，但国内革命长期以来的残酷经历使得新方针较难迅速统一为全党共识，反而开启了多种表述共存的局面。

同一时期，党内文告混杂使用“人民统一战线”“抗日人民阵线”“人民阵线”等口号；而在公开发言特别是当论及与党外势力合作时，“联合战线”则成为中共的一般性表述。中央层面尚且如此，地方刊物的表述更加多样。1936年7月，《新宇宙》杂志刊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专号，刊发文章同样混杂使用“抗日反帝战线”“民族战线”“人民阵线”“联合阵线”“统一战线”等各式表述。照常理，已明确主题的专号，为保证不同作者就一个问题集中讨论，需规范表述以确保讨论对象的一致性。这种情况或可说明，作者间并未就此问题达成共识。而编辑注意到此点后，仅在目录中将文章标题的“联合战线”改为“统一战线”，其他仍作保留，更是默认对此问题尚无定论。

此外，上述口号还被其他势力多方运用。李公朴强调中国的战争必须由“广大的人民阵线”集体发力，应当迅速缔结一个“全民族阵线”。1936年6月，广西的白崇禧、李宗仁与广东的陈济棠等部以“抗日救国”名义，发动针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兵变，提出“不分党派、联合抗日”。同月25日，陈铭枢发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一周年》，提出“联合战线、武装抗日”，呼吁全国民众应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南京政府展开斗争。与民主人士、部分地方实力派不同，陶希圣则认为，尽管现有“联合”的口号比过去“分化”“斗争”好，但不要以“求分化的手段唱团结”，不能以“联合或团结的口号”，“作迷惑众人的魔力”。总之，这一时期，团结御侮成为最大公约数，而具体的抗战方案却交相竞争，各类表述几乎充斥了整个舆论界。

实际上，“人民阵线”“统一战线”“联合战线”等表述同时并存且被多方使用，不是一种随意的偶然。人们通过语言思考，有区分度的语词反映的是观念的清晰，而混杂的表述往往展现了语义的飘忽不定与所指边界的动荡。同时存在两个或多个内涵相近的词汇，说明时势不定、共识未成，不同表述仍有各自存续的空间与必要；而使用者择一而用，说明人们已有意无意对不同表述作过初步区分。而中共这样一个对自身的理念、口号、标语有着高度觉知的政党，何以在如此重大问题上表述模糊？

首先，这与统一战线自身的思想特征息息相关。事实上，统一战线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并未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学说被提出。一般认为，《共产党宣言》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标志着该主张突破了原有简单的联盟思想，具有了无产阶级理论的烙印，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也由此诞生。然而，世界革命的理想与现实弱小的革命力量间的矛盾，既意味着统一战线因其“策略性”在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特殊地位，成为革命斗争理论中的重要一环；也决定了只有在复杂的情境下和具体的斗争实践中，该学说才能不断发展、日臻成熟。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为统一战线的实践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其革命现实主义原则进一步丰富了这一理论。然而，大原则的提出也给这一政策的具体操作留下诸多空白。联合谁、对抗谁，在各个时期有着不同的对象与内涵。在纷繁复杂的革命形势下，统一战线在执行过程中展现出较大的灵活性，同时也往往极具争议。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下开展，统一战线需要处理的局势愈发复杂。因革命需要，统一战线往往刻意模糊各派政策差异，而在联合其他力量以达成斗争任务时，它也常因敌我不分导致革命事业受挫。大革命的失败即是一例。因此，当1935年共产国际再度调整政策时，中共对统一战线的尺度拿捏更为谨慎。

其次，混杂的表述与共产国际七大的政策主张有关。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心议题之一便是制定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1935年8月2日，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作报告时强调：为了战胜法西斯，共产党不仅必须领导组成巩固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proletarian united front），与社会民主党人一起将全体工人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还应该在此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a wide anti-fascist People’s Front），这一“人民阵线”应该包括“劳动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为阻止法西斯势力的蔓延，还应该在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人民阵线（United People’s Front against Imerialism）。显然，不同的阵线有不同的范围与任务。实际上，共产国际七大在国际共运史上的意义，不是其倡导的“统一战线”(United Front)——工人阶级内部的统一战线工作早已展开，而是进一步扩展了统一战线的范围，主张团结一切反法西斯的力量，建立包括自由派、中间派、反法西斯的保守派等力量的广泛的“人民阵线”（People’s Front）。13日，当被问及“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与“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关系时，季米特洛夫指出：二者在实际斗争中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既相互交织又相互转化，原则上，“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所以能进一步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它转变为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在共产国际看来，“人民阵线”是“统一战线”待发展的进阶版，二者相互交织，这就为统一战线运用于中国实践时生发出多种表述埋下伏笔。

共产国际七大后，各国共产党的工作随之变动，国内多种方案竞出，“‘人民阵线’、‘国民阵线’、‘联合战线’、‘统一战线’闹得轰轰烈烈”。由此便出现了前文所提多个词汇混杂并存的局面。而“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内部既已使用，又未能终结其他相近的表述，至少说明在实际运作中，具体以何种方式组织抗战、如何与其他势力共处，中共还未形成一个清晰的方案，更未达成贯穿全党的一致主张。

抗战主体的进一步明确：“人民阵线”与“民族战线”

新词的提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现存方案的某种不满。但新词的引入只是开始，一个语词最终落地仍有待经历与其他相近词汇的竞争，以及为争取认同和稳定意涵开展的辨识与澄清，而这一切都将在话语的具体实践中一决高下。

共产国际七大后，1936年5月，法国左翼联盟“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很快，西班牙左翼“人民阵线”也获胜上台。“人民阵线”在欧洲的接连胜利直接鼓舞了国内各派联合抗战的信心。《救国时报》发表题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文章，高度评价西班牙“人民阵线”诞生后取得的胜利，称西班牙的经验说明“只有人民统一战线才能救中国”，同时指出，中共此前已多次发表宣言号召团结抗战以挽救中国，全中国的人民及一切党派应如加入“人民阵线”的西班牙各党派一样，与中共一道共同抗战。由此，“人民阵线”作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扩展，被适时引入国内，意在打破原有的党派之争与“关门主义”，因而被广泛讨论，影响日见显著。

在中文语境下，People的中文翻译候选项有“人民”“国民”，而“国民”很快被主流舆论界剔除。中共成立初期陈独秀便指出，目前国内只有阶级，“国民”不过是一个空名，并没有实际的存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因成为反动阵营的主张受到批判，加之上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盛行，“国民阵线”又因指代法西斯阵营而遭到贬斥。照此，“人民阵线”理应成为“People’s Front”较为妥当的翻译，但这一跨语际行动并不如设想般顺利。

这与“人民”长期以来参与中国革命的历史有关。如果一个思想体系中空缺包含这一层面意思的“概念”，一般意味着这个体系从未将之仔细思考。长久以来中国民众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主体称谓的确立实际表征了群体身份意识的觉醒。“人民”一经提出便用以指代与统治者相对立的群体，具有“反政府”“反官僚”的倾向。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早期共产党人曾因“人民”一词模糊了人群差异，批判其不如“工农”此类称呼清晰。而列宁对“无产阶级人民”概念的创造又为其在中共理论中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在中共早期，“人民”将资产阶级纳入其中。随着半殖民地民族问题逐渐受到重视，被压迫地区的民族实际作为“无产阶级民族”也兼有了阶级性、革命性。中共二大决议规定，“人民”包括“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而敌人是指“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这样，外部的帝国主义与内部“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军阀官僚既是与“人民”相对立的群体，也是“民族”的敌人。“民族”与“人民”变得互可通约。

大革命失败之后，各阶级间的差异被再度强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民”较少被单独使用，而是换以“劳动人民”“群众”“劳动群体”等称呼，资产阶级显然不包括在内。随着苏维埃政权的成立，“人民”的阶级性被进一步强化。苏维埃既然是劳动群众自己的政权，理论上已经消除“国家里政府和人民相互对立的现象”，因而多数权力机构以“人民”命名，如“人民委员会”“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等。这一时期，“人民”被高频反复使用，业已成为无产阶级特有的革命语词。

一方面，“人民”的意涵被逐渐革命化、阶级化；另一方面，语词又被多方运用，似乎使用“人民”、声称代表“人民”便具有正当性。1933年11月，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李济深等在福建起事反对蒋介石，并以“保障人民权利”为口号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发布《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这一政权的成立及宣言的发布随即遭到中共的批判。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批判这一政府既不是“人民”的也不是“革命”的，不过是利用“好听的名词”来欺骗民众。针对他们建立的“生产人民代表大会”，中共指出，所谓的“生产人民”显然包含了资本家与地主，“人民”自然是虚伪的。语词一旦被多方使用，词义便较易被篡改，导致语词边界不清，标识模糊。中共中央对福建事变的批判，实际上是在维护“人民”的边界，强化其革命性与阶级性。

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民族危机加重，中共在主张团结抗战的同时逐渐扩大了“人民”所指。1935年10月，中共党内秘密指示信认为，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是一些国民党的军官政客，这些“人民”，尽管阶级利益不一致，参加革命的热情与程度也各有差异，但若他们有“分厘的革命性”，革命者都不能拒绝与之联合。同一时期，“人民”被用以泛指“全国人民”。是年底，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正式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解释这一改变的原因时指出：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虽然原来的口号就包括这个意义，但是日本的侵略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都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他还提出，现在的政府应该在过去“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基础上，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显然，这里的“人民”是“工农”的扩大，包括一切愿意参与民族革命的成分，包括除“民族”对立面“汉奸”“卖国贼”之外的所有人。这里的“人民”再次与“民族”的意涵近乎一致。

在中共看来，既然“人民”与“民族”相似，对“人民阵线”与“民族战线”也无必要作更多区分。正如在欧洲“人民阵线”是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的扩展，中共也基本将“人民阵线”等同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广泛同盟，与“民族统一战线”并无二致。这一时期多数文件除提倡要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外，同时以“人民阵线”作专门表述。1936年4月5日，为反对蒋介石、阎锡山阻挠红军东征，苏维埃政府以“创立各党各派抗日的人民阵线”为口号，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给国民党、青年党等各党派的公开宣言中，中共中央也主张创立“各党各派的抗日的人民阵线”。8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仍要求各级党部组建“抗日反汉奸的广泛的统一战线——人民阵线”，以联合各党各派。这一时期，无论中央还是地方，“人民阵线”与“民族统一战线”基本等同使用。

但是，自大革命以来，“人民”一词被不断阶级化，当再意图与“民族”混用时便遭遇困难。1936年5月，负责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在《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一文中指出，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建立“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这一“人民阵线”应是“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即“从最进步的阶层”到“最落后的同乡会、宗教团体与部分反日的地主、军人、官吏、资本家、名流学者等，都应包括在人民阵线之中”。这里，“人民阵线”力图弱化阶级区隔，旨在最广泛地联合民众。尽管对刘少奇主张团结抗战的观点表示认同，但邹韬奋对“人民阵线”一词却有所保留。他指出，“人民阵线”这一名词用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不甚恰当。一方面，“人民阵线”容易使人误解为只包括“人民”，而将“有志抗敌救国的军人官吏”排除在外；另一方面，“人民阵线”这个名词来自法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有着“根本的差异”。法国本身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它只有内部的阶级斗争问题，所以“人民阵线”的性质是“对内”的。而半殖民地的中国正经受外来侵略，当前要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其目标是“不论阶级”的、是“对外而非对内”的。同时，在此民族战争之下，任何与阶级或阶级斗争有关的政策都是不得当的。他反复声明“这里面只有民族解放的问题，只有一致抗日救国的问题，而不该牵到阶级问题”。最后，他建议不可再用“人民阵线”，应改用“民族联合阵线”这个“使人一望便知是以民族解放为本位”的表述。邹韬奋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人民”因其长久以来的阶级指向，被指与“民族”并不一致，加上与当时国际时事关系密切，招致部分民主党派、左翼人士的警惕与不满。

同年9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将“抗日反蒋”口号调整为“逼蒋抗日”，主张团结抗战的群体应当包括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同时要求全党在宁粤冲突前保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态度，避免袒护任何一方。既然联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那么，原来含有“反政府”倾向且带有明确阶级区隔的“人民阵线”更加不妥。

“人民阵线”这一表述在左翼人士看来不甚可取，国际形势的变化又进一步加重了国内民众对这一表述的抵触。1936年下半年，西班牙佛朗哥军队发动叛乱并陆续牵涉到德国、意大利、苏联等国，迅速发展为一场发生在西班牙领土上的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间的争斗。与此同时，1936年底至1937年上半年，法国“人民阵线”执政也困难重重，总理勃鲁姆于当年6月宣布辞职。“人民阵线”最初因在法国与西班牙的成功受到国内关注，此时也因其失败而受到质疑。

国际形势的变化加上西安事变后国内局势的调整，一时间“人民阵线”承受了来自多方的压力。为应对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国内舆论整体倒向“统一”与“民族”，“民族”拥有了毋庸置疑的正当性。国民党乘势组织编写《人民阵线检讨集》，第一辑集中收录了17篇文章，就“人民阵线”的本质、起源、活动情形展开论述，以此论证中共的主张“不合时宜”，指责是“人民阵线”掀起了“西班牙的内战”，导演了“中国的西安事变”。1937年1月，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铁城发表演讲，称“目前中国统一的三大障碍”是军阀的“联省自治论”“阶级斗争论”与“人民阵线论”，指责“人民阵线论”的目的是让人民与政府分裂，将矛头对准共产党。进而有观点认为，中国应该建立以整个民族力量组成的统一的“民族战线”，而非“人民阵线”。

整体而言，特定国际环境加之国内舆论在民族抗战中的导向，“人民阵线”所带有的阶级意涵无从消释，在与“民族战线”的竞争中难以为继。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向史沫特莱介绍中共政策时强调：“中国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这个统一战线也不是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中共倡导的这一“民族阵线”比“人民阵线”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同一时期，此前引介“人民阵线”的《救国时报》也对二者作了区分：中国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从一开始便与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有极大的不同；随着西班牙形势的发展，在德、意法西斯干涉与侵略之下，西班牙的“人民阵线”也已成了包括全民在内的“民族战线”。4月，针对那些认为中共企图分裂中国，使中国成为“西班牙第二”的言论，中共重申所要建立的不是法国式或西班牙式的人民阵线，而是中国式的民族战线。12月9日，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明确二者的差异，“人民阵线”主要是“劳动者的阵线”，首先反对的是人民的内部敌人；而“民族战线”比“人民阵线”的社会成分要广泛得多，它反对的是外国的侵略者。直至1938年，中共仍注重在党内外澄清此前的模糊表述，进一步强化民族性以明确现有立场。

人们提出一项动议，往往需要调用当时社会中业已流行的用语来正当化自己的行为，而这些现存用语实际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或规范人们的表达。“人民”因在过往革命历史中所晕染的阶级性与革命性，此时欲指称“普遍大众”却难以在民族抗战的热潮下被各派接受。在中文语境下，“人民阵线”一词未能与共产国际People’s Front所设定的意涵实现对接；在抗战时期的中国，People不等于“人民”，而是“民族”。此后，“民族”一词的地位在中共话语体系中得到极大的彰显。但是，“人民阵线”的落败与“民族战线”的进取并不意味着中共立场的退却。相反，在中共话语内，“民族”正因中共为解决半殖民地民族问题所提供的阶级革命的解决方案而与“人民”逐渐贴近。

（本文首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2期，原题《“词汇竞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规范表述的生成》，作者夏清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