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词汇竞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确定

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一直是中共党史和抗战史研究的重点。相关研究多从政策形成、政策实践及其与共产国际关系等角度展开论述，实际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作为实用策略推行全党之前，基本承载了抗战前期中共合法性论说的基础，其理论地位不可小觑。此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作为固定政治表述前，其所包含的每一个词都备受争议，如抗战主体是“人民”还是“民族”、抗战形式是“联合”还是“统一”，这些问题在抗战前后被多方反复讨论。

一段时间内，这些词汇同时活跃于中国的言论舞台。那么，这些有争议的词汇最终是如何被选择的？为什么这样选择？这其中既有思想的逐步厘清，也有话语的暂时妥协。本文借用语言学中“词汇竞争”（lexical competition）的概念框架考察1936年至1937年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政治表述的生成，以期推进相关研究。

抗战组织形式的初步厘定：“联合战线”与“统一战线”

“人民阵线”与“民族战线”的区分，是围绕抗战主体这一问题的辨析；而“联合战线”与“统一战线”的分野，则是有关抗战组织形式的论争。

尽管我们常以“民主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或者“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指代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但这一时期党内文件一般谨慎使用“联合战线”一词。中共成立初期，陈独秀、蔡和森等在不同场合倡导过“联合战线”或“民主联合阵线”。1922年5月23日，陈独秀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主张中国共产党、无政府党、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应在劳动运动的工作中相互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UNITED FRONT）”，以此避免互相冲突。United Front既可作“联合战线”，也可为“统一战线”，而陈独秀选用前者，无论自觉与否，都暗含了对本党自主性的保留。7月，中共二大提出联合全国一切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决议使用“民主的联合战线”指称这场合作，亦是强调在合作的同时保有独立。1923年，瞿秋白在论证无产阶级参与国民革命的重要性时，更是明确区分了“统一战线”与“联合战线”。他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应当与世界的社会革命实现合流，但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与其他国家不同，先进工业国是由“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发展为“劳工独裁制”，而中国是由“国民运动联合战线”发展至“革命独裁制，然后再进”。这里的“统一战线”显然特指无产阶级内部的团结合作。可以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过程中，除特指一致对外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外，中共一般谨慎选用“联合战线”。

应该说，对“联合”与“统一”的区分，中共早有自觉。“联合”一般强调存在多个主体，几方形成一股合力一致对外，其合作不强求以一个主体的样貌呈现。“联合战线”倾向强调团结的过程，是一种进行中的活动样态。与之相比，“统一”既可作动词，也可表示一种静止的完成状态，侧重指由一个主体来主导并达成“统一”，更多强调融为一体的状态。对“统一”与“联合”二词的细致分殊，展现了中共早期革命过程中对自身主体性隐秘的坚守。

但是，在半殖民地中国复杂的局势下，中共的这种警觉未能落实于具体实践，以致革命遭受重创。八七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批判此前的合作政策并指出：这种认为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的战线中必然要有资产阶级”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目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仍然维持此民族统一战线而反工农利益”的路，另一条是“为工农利益而反此民族统一战线”的路。原有囊括资产阶级参与革命的合作政策被指违背工农利益，在共产国际内部遭到否定。此后一段时间，党内“统一战线”常被贬义地用以指代资产阶级联合小资产阶级而形成的“资本的统一战线”，或专指敌对势力联合镇压革命的“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民族统一战线”则是国民党要求民众服从的虚伪口号，“实际是要工人增加生产，要农民加倍服从地主，要兵士更进一步地服从长官，要灾民镇静牺牲，要红军放下武装一致对外”。总之，在大革命失败后很长一段时间，“民族统一战线”受到批判并被束之高阁。

随着共产国际反法西斯战略的转变，中国革命的政策也随之调整。共产国际七大召开期间，中共代表团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以“联合抗日”为号召，提出建立“统一战线”之要求。中共在瓦窑堡会议上再次使用“民族的统一战线”口号，但在初期特别是在公开发言中仍谨慎使用“联合战线”来表述这一转变。1936年8月10日，毛泽东在给章乃器等人的信中，批评国民党内一部分人敌视联合战线、指责联合战线“破坏统一”的论调，认为这种将 “统一战线”与“民族联合战线”对立起来的做法实际正是“联合战线”不能顺利开展的最大原因。同一时期，毛泽东写信给杜斌丞、杨虎城、宋哲元等人，均提议应团结各方共建“联合战线”。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反对将“联合战线”与“统一战线”相对立，同时又选用“联合战线”来表达与各方合作之意，亦是在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作区分。可见，为了保证表意畅通，人们不得不遵照社会群体对某一词汇的使用习惯，实际体现了词汇对于表意的宰制。中共在主张“统一战线”之外，又有意且在一段时间内倾向选用“联合战线”，也反映了在大革命后再次开展与其他党派合作时的谨慎。

瓦窑堡会议会址

如果说选用“联合战线”是中共谨慎作为，并力图展现与其他党派平等合作的姿态，那么，当“联合战线”在大革命失败后再度使用时，“统一战线”为何能活跃于话语场呢？一般而言，一个语词如果能够完整且精准地传情达意，便不存在另一相近词汇活跃的空间。现实中存在两个意涵相近的词汇，至少表明在话语实践中二者的表意不完全重合，这样的差异便是相近词汇存续的基础。

这一时期，尽管团结抗战已成为最大的共识，但若抗战方案仅停留于“联合战线”，多少有些模糊不清。在多方抗战方案的竞争之下，何种表述最为准确且最具实操性，这一问题反复萦绕着当时的理论界。艾思奇便曾表达了这样的苦恼：“联合战线”是目前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提出来的“新的口号”，但这一战线却是“目标最单纯而内容最复杂”，“性质最容易明白而应用又最困难”，接受这一口号容易，而充分理解这一口号却不容易。一个词汇的意涵过于开放，指向不明，便极易被其他词汇替代。

显然，“联合战线”并不完美。因此，尽管“联合战线”“统一战线”早已有之，一些报刊却将其作为“摩登词汇”或“新术语”重新加以介绍，试图在众说纷纭中重新厘定语词的意涵。同一时期，国内有关“联合”与“统一”的讨论业已展开。邹韬奋不满“联合战线”被人称为“统一战线”，并指这一表述容易使人误认为“统一战线”便是要将“一切都统一起来”。他多次撰文指出，“联合是过程，统一是目的”，二者不可偏废，“要统一必先联合，惟联合才有统一”。陶希圣则对这一时期特别是两广事变之后的政局表示不满，反复强调“联合应当是真实的”，不能“只拿联合或团结救国的口号作招牌”，不能把民族运动转化为“反对中央的运动”。部分观点则要求“统一战线必须有统一的理论，统一的认识，统一的目标，统一的行动，更重要的是，统一的指挥”。

1936年11月14日，刘少奇就《致国民党书》发表后国民党内对国共合作态度报告中央时指出：宋子文、孙科、阎锡山、傅作义及其他要人对国共合作表示支持，只有“陶希圣等还是用‘统一战线’来对立‘联合战线’”。一方面，国民党以“统一战线”整合抗战力量，意在以此取消其他势力；另一方面，读者无需更多解释即可理解“统一战线”与“联合战线”的具体所指，从侧面反映了时人对二者的区分早有共识。正是这一共识使得中共在行文中侧重选用“联合战线”。

应当说，中共与民主党派、地方实力派选择“联合”而非“统一”有着明显的政治考虑，即在团结各派势力、扩大抗战力量的基础上，抵制国民政府以统一团结之名，行集权之实。尽管中共倾向以各方联合来组织抗战，但倘若将这样的“联合”理解为松散的联盟则非中共本意。如果“统一”的对立面是分裂，中共必定坚持“统一”；如果“统一”是要求一致，主张集权，中共则反对“统一”。正是对“统一”的双重认定为之后中共政策的调整奠定了基础。

同一时期，与“联合战线”主张相配合，中共力图通过强化“民主”，平衡“统一战线”所指向的集权意涵。1936年9月1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强调“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认为这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既能保证抗战的普遍动员，又能保证抗战的彻底胜利。通过强调民主来约束“统一”，使“统一战线”和“联合战线”在中共话语内同时并存又各有侧重。

但不久后西安事变所引发的纷争打破了这一状态，把围绕“联合”与“统一”的争论推向高潮。1937年初，国民党组织发动“统一救国运动”，进一步强化“统一”以对抗“联合”。实际上，国民党“统一才能救国”的逻辑早已有之，此时再度重申，是为西安事变的善后准备舆论基础，用以重整国民党中央的权威，铺垫其主导的抗战方案。1月9日，国民党CC系主导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上海分会发布《统一救国宣言》，主张抵御外侮必先达到“军令与政权的真正统一”，称“反统一”的势力有三，“（一）封建的残余军阀；（二）中国共产党以及所谓‘联合战线’；（三）为敌人作虎伥的汉奸”，并称西安事变便是“共党套着‘联合战线’的外衣，来打击中国的统一的铁证”。16日，《申报》《大公报》发起全国性的“统一救国运动”，在国民党的支持下，计划征集十万人签名。为配合这一运动，国民党组织出版“统一救国问题”专辑、专文，鼓动湖北、河南、陕西、山东、江西等地教育会诸团体响应。随后，国民党各地党部纷纷组建“统一救国同盟”。对这一运动的发起，叶青回忆称，当时潘公展与文化界人士就如何反对共产党展开讨论，因为共产党的口号是“联合抗战”不好反对，于是他主张开展“统一救国运动”，如此中共无法反对又“有损于共党”。基于此，运动主张要统一救国必须实现彻底合作，即组建“统一的理论、统一的认识、统一的意志、统一的目标、统一的行动”，组织“统一的指挥”的“统一战线”。一时间，“统一”之声鹊起。

为推进国共合作，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声明，将“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给党内的解释文件中，中共阐明以上各条是对国民党大原则上的让步，目的在于“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中共为促成合作已然主动作出实质让步，自然无必要仍执着于表述上的区分。3月，毛泽东在与史沫特莱的谈话中，统一使用“统一战线”表述中共主张。 这一阶段，毛泽东阅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反复思考民族抗战下如何处理敌我友之间的关系，即“统一战线”问题。书中回顾苏俄革命历史，批判“少数派”将自身实践迎合于现实，在谈及应主动积极“推动各阶级的势力”时，毛泽东批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够具体地更好地推动各阶级的势力”。当书中论及“新火花派”只在记叙现实而无法能动指导斗争，无法定出关于斗争的正确口号时，毛泽东批注“目前斗争的正确口号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首先的问题是国内和平即国共合作”。可以说，正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阅读与现实实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一个固定的表述稳定下来。

1938年，时任国民党独立出版社经理的潘公展撰文要求中共“莫玩名词的把戏”，并指责共产党从反对“统一”到“高唱‘以联合求统一’”，此后又将“‘联合战线’改成‘统一战线’”。中共因应时势调整修辞并不意味着放弃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争夺，而是以退为进，将这一争夺转至国民党的“主场”，围绕如何定义“统一”这一问题展开。由是，问题的焦点不在应否“统一”，而在实现“统一”的具体过程与方式。谁来主导“统一”？以何种方式达成统一？统一的最终状态是一个合法的政府，还是全体听从一个命令？双方论辩的同时，“统一”的含义也得以进一步扩容。当“统一”这个国民党常用以要求集权的工具被置于“统一战线”组合中时，便与其原有的政治诉求相剥离。在此后的历史中，“统一战线”默认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缩略词使用，在中共反复阐释与运用中，去除了在国民党话语中带有指向性的意涵。可以说，表述上的调整看似妥协，却可以消解国民党的语词武器，为己方赢得更多话语资源。

余论

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人民阵线”“联合战线”等表述在与“民族战线”“统一战线”的竞争中落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一个排他性的规范表述在中共话语中最终稳定下来。从“人民阵线”到“民族战线”是对抗战主体的进一步明确；从“联合战线”到“统一战线”是抗战形式的逐步厘定。看似几个相近词汇间的混杂纠葛，背后是多方政治力量交往、碰撞与隐秘的博弈，内里是中共应对政局重大变动所作出的理论调整。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新的方案，而中共也不得不在与欧洲、苏联不同的环境下思考与找寻中国道路。从这一层面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可以被理解为一场漫长的“理论旅行”。对这一历程的探讨，总是要透过文本这一媒介，当一个新的表述固定为日常用语之后，其背后复杂的、动态的生成史便淹没在历史的层累之下。而一旦对过去复杂现象的描述沉淀于结论性概念，知识接受者（包括历史学家本人和读者）都会将其视为一种一如既往的稳定存在，忽视其未曾昭示的潜在特征。因此，进一步追问历史文献“为什么在这样的语境下选择这样的词语”，历史中人用之表达什么思想、实现怎样的意图并反映“社会的何种需求”，或将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程有所裨益。

“词汇竞争”强调新观念引入之时对中文候选词的选择及候选项之间的竞争。一个新词最终落地，往往经历与现实语境长时段的磨合，如因歧见而起的争论、因误解而生的纠偏，词汇自身也只有在实践中反复校准才能呈现清晰的边界，直至达成被普遍接受的一般性共识。

在此后的历史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一个固定的政治表述逐渐被大众熟知。但是，词汇与意涵之间还未形成单一的对应关系，“统一战线”的具体指渉还在浮动，国民党对“统一战线”的争夺仍在继续，以何种“统一战线”作为抗战方案的争论也未停止。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在此后成为中共领导中国抗战的重要标识，进而获得广泛且深厚的认同，这一历史过程同样值得关注。

（本文首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2期，原题《“词汇竞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规范表述的生成》，作者夏清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