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任 陈景彦：中日“LT贸易协定”的效应分析

引子

"LT贸易"作为一种特殊背景下的特殊贸易方式,是无邦交时代中日交往中的一项创新,其有力地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两国关系的发展。中日两国签订"LT贸易协定"的经济背景是中日两国在国家经济利益上的相互吸引,在经济上两国都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根本目标。而"LT贸易协定"的签订反过来又成为两国交往的助推器,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产生了政治效应、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

引言

1962年11月9日，中日两国在北京签订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签字者中国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和日本国会议员、通商产业大臣高碕达之助姓氏日语读音的第一个罗马字分别为L和T，因此《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也被称为“LT贸易协定”。“LT贸易协定”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在中日民间经济贸易渠道中跨越政治和经济、政府和民间界限的交流形式。国内学者对于20世纪60年代中日两国“LT贸易协定”的研究大多散见于当代中日经济贸易关系史、中日民间经济外交史、战后中日关系史和战后日本外交史等著作中。另外还有专门研究中日民间经济贸易活动和“LT贸易协定”的学术论文。关于“LT贸易协定”的研究成果，目前大部分仅仅是叙述中日两国签订“LT贸易协定”的互动过程。而对于中日两国能够签订“LT贸易协定”的经济背景则研究较少，“LT贸易协定”对于中日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又产生什么样的效应研究也不足。因此，本文对中日签订“LT贸易协定”的经济背景和“LT贸易协定”对于中日邦交正常化所具有的政治效应、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进行梳理和考察，尝试弥补目前学术界对于“LT贸易协定”研究的不足。

一、中日签署“LT贸易协定”的经济背景和主要内容

“LT贸易协定”签订的经济背景是中日两国在经济方面的优势互补，中国有庞大的商品销售市场和丰富的原材料;日本有先进的技术设备、企业管理经验和充足的资金。

(一)日本开展“经济外交”，扩大原材料进口和商品出口

1945年9月日本战败投降，在战争中，日本国民经济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破坏。战后日本通过解散财阀和农地改革等经济改革和朝鲜战争中的“朝鲜特需”，到1953年日本各项国民经济指标达到了战前1936年的最高水平，完成了战后国民经济的复兴，从1955年开始，日本进入了国民经济高速度增长时期，出现了“神武景气”和“岩户景气”。但是，当时日本国内却普遍存在着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悲观论点，很多人认为资源匮乏、市场狭小的日本经过“神武景气”和“岩户景气”后将进入低速度发展阶段。但是日本开发银行理事、大藏省官员、著名经济评论家和经济学博士下村治却提出了“高速度增长理论”，阐明日本国民经济将会进一步高速度发展。下村治的“高速度增长理论”论证了国民经济高速度增长的可能性，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接受了下村治的“高速度增长理论”，成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理论基础。

1960年7月19日池田勇人内阁成立。池田勇人有曾经长期在日本政府中从事经济工作的经历，出任过大藏大臣、通商产业大臣和经济审议厅长官，主管日本政府的经济事务，在日本国民经济恢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60年12月27日池田勇人内阁决定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一个增长型国民经济计划，主要目标是促进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在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同时，还要使日本的平均国民收入增加一倍。《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最终目标是提高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这一计划极大地激发了日本国民发展国民经济的信心，提高了日本国民劳动生产的积极性。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极大促进了日本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从1960年到1970年日本的平均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随着收入的增加，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生活方式也从合理化转向舒适化。通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日本实现了国民收入的成倍增长和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但是随着日本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日本感到了其国土面积狭小，国内市场有限的现状，因此大力开展“经济外交”，加强国际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开拓海外商品销售市场，使日本的工业制成品能够大量地出口到世界各地，这是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环节，因此，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成为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关键措施。于是池田勇人在自己的首相任期内大力开展积极的“经济外交”，频繁出访世界各国，通过与世界各国的经贸活动，进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农产品、原材料和出口日本工业制成品。1961年6月池田勇人出访美国和加拿大。在访问美国期间，池田勇人与美国总统肯尼迪举行会谈，决定成立日美经济委员会，把日美经济合作关系又向前推进一步。1961年11月，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在日本的箱根召开了第一次会议。1961年11月，池田勇人访问南亚和东南亚的巴基斯坦、印度、缅甸和泰国4国，就扩大经济贸易和输出资本问题，达成了一些协议。随着日本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日本对于扩大北美地区以外市场的需求日益迫切。池田勇人内阁又把目光转向了欧洲。1962年11月，池田勇人作为战后第一位访问欧洲的日本首相，访问了联邦德国、法国、英国、比利时、意大利以及荷兰，就欧洲各国撤销对日援助用关贸总协定第35条、日本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日本对欧洲各国贸易进行协商，达成了原则性谅解。由于池田勇人带着明确的“经济外交”目的出访，法国总统戴高乐风趣地称呼池田勇人是“半导体推销员”。1963年9月，池田勇人又访问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目的仍然是扩大日本与东南亚各国和大洋洲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

对于日本近邻中国，虽然在池田勇人执政时期不能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但是面对庞大的中国市场，池田勇人内阁改变了岸信介内阁极端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开展中日经济贸易活动，从中国进口农产品和原材料，向中国出口日本的工业制成品。池田勇人首相表示“设法改善日中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日本也欢迎发展贸易，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对中国的政策，池田勇人认为“没有必要和美国采取完全雷同的态度，现在可以和中国大力开展经济、文化的交流”。

(二)中国急需发展对外贸易，恢复经济

从中国方面来看，1959年至1962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3年经济困难时期”。农业生产急剧下降，粮食和农副产品极度缺乏，市场供应紧张，生活日用商品极度匮乏，通货膨胀严重，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

在对外经济贸易方面，在1950年至1960年的中苏关系蜜月期，中国主要的外贸对象是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从这一时期的外贸额来看，1950年代中国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出口额分别约占总出口额的50%和16%，来自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进口额分别约占进口总额的60%和17%。但是1960年夏天随着中苏两党和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的破裂，中国和苏联以及东欧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苏联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坚持从中国撤回所有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撕毁合同。从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1 390名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全部撤回苏联，苏联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个议定书以及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止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苏联专家撤走回国时，带走了全部技术资料，并停止向中国供应各种器材和成套设备。苏联政府在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和停止对中国的经济援助的同时还要求中国归还所欠苏联的79亿卢布的债务。苏联的上述措施给中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加重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困难。中国与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贸易额也急剧下降，1965年中国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出口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分别降至9.9%和7.9%，进口比重降为9.2%和6.3%。中国失去了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进出口市场和经济援助，这让处于困境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面对极其困难的经济状况，中国急需扩大出口，引进技术设备和换取外汇，以改善严重困难的经济状况。中国进出口贸易重点也转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整个对外经济贸易格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一直对新中国进行严格的经济贸易禁运封锁，不与新中国进行任何形式的经济贸易活动。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虽然与新中国进行民间经济贸易活动，但是由于美国的压力和地理位置的原因，经济贸易规模过小，对于恢复中国国民经济的作用有限。只有日本是经济技术发达的邻国，而且同属于东方文化圈，采取灵活的外交政策，顶住美国的压力，与中国进行半官方经济贸易活动，因此成为了中国最合适的贸易对象，中国可以从日本引进发展经济所需的工业制成品并赚取外汇。彼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认识到加强中日经贸合作的重要性。例如，1961年年末邓小平在谈到工业生产的设备引进和生产的标准化、系列化问题时说:“日本技术巧，精打细算，节约材料，工业方面应该走日本巧的道路。”

正是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奠定了“LT贸易协定”签订的经济背景。

(三)“LT贸易协定”的主要内容

1962年11月9日，中国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与国会议员、通商产业大臣高碕达之助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订了《中日综合长期贸易备忘录》。《中日综合长期贸易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是:

1．双方同意发展长期综合的易货贸易，自1963年至1967年作为第一个5年贸易安排，要求平均每年进出口交易总额约为3 600万英镑。

2．双方出口的主要产品如下:

中国:煤、铁砂、大豆、玉米、杂豆、盐、锡、其他;

日本:钢材(包括特殊钢材)、化学肥料、农药、农业机械和农具、成套设备、其他。

3．根据本备忘录所进行的各项交易，由有关该交易的日本方面当事人同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签订个别合同。

4．根据本备忘录所进行的各项交易，以英镑或双方所同意的其他货币开立信用证或以保函方式，加以保证，办理结算。

5．双方同意，关于日本向中国出口产品中的某些产品的延期付款的支付方式和成套设备的分期付款的支付方式另行商定。

6．双方努力促进为执行本备忘录所需要的技术交流和技术合作。

7．产品检验、仲裁以及其他为执行本备忘录所需要的事项，由双方另行商定。

8．本备忘录和根据本备忘录所订的协议和合同，非经双方有关当事人的同意，不得废除。

9．本备忘录和根据本备忘录所订的协议，经双方协商后，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

1 0．本备忘录有效期自签字之日起到1967年12月31日止，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

11．本备忘录于1962年11月9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和日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同日，中日双方还达成了第一次协议并附第一个5年计划双方出口物资表。第一次协议由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签署，共计9条。主要内容是:第一年度(1963年)双方出口商品的种类、数量及金额;大致决定中国方面第一年度到第五年度、日本方面第一年度到第三年度的出口商品、数量及金额。为了明确把握有关按照备忘录进行贸易的货款支付情况，中日双方各自选择一个外国汇总银行，相互联络两行所采取的必要统计措施。凡是根据《备忘录》进行的经济贸易活动，双方均以LT为使用符号，如第一年度为LT1，第二年度为LT2，以此类推。

二、“LT贸易协定”的政治效应、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

“LT贸易协定”本身属于经济贸易范畴，但是“LT贸易协定”签订后产生的效应却不仅仅限于经济贸易方面。“LT贸易协定”签订后产生的政治效应、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奠定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经济和民间友好基础。

(一)“LT贸易协定”的政治效应

“LT贸易协定”是在中日两国政府支持下签订的政府间长期经贸协议，表明日本政府事实上承认新中国政府为合法政府。

从签字人来看，“LT贸易协定”的签订人是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他们两位分别是两国政治界和经济界的重要人物，有资格代表政府签订政府间协定，因此“LT贸易协定”就是一个有着民间协定外表的政府间协定。廖承志与日本有很深的渊源，廖承志出生在日本东京，在横滨长大，毕业于著名的私立大学早稻田大学，精通日语。中共中央在1952年成立以廖承志为核心的对日工作办公室，廖承志是新中国对日外交的核心人物之一，负责对日民间外交工作。高碕达之助是日本经济界和政治界的知名人士，早年留学过美国。在经济界，高碕达之助创立的东洋制罐公司是日本最大的集装箱公司，后又担任过日本电源开发公司总裁、东洋钢板公司会长和大日本水产会会长等职。高碕达之助曾经参与制定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并经常参加对外活动，在与中国是否进行经济贸易的问题上，高碕达之助支持中日经济贸易活动，因此得到了日本经济界和贸易界的普遍欢迎与拥戴。在政治界，高碕达之助又是自民党资深国会议员，担任过国务大臣，曾经任经济审议厅长官和通商产业大臣。另外，高碕达之助与中国也颇有渊源。1955年4月18日至4月24日，高碕达之助作为首席代表率领日本代表团参加了第一次亚非会议(万隆会议)，4月18日在万隆会议开幕的当天高碕达之助与周恩来进行了简短的交流，4月22日早晨，高碕达之助与周恩来举行了正式会谈。周恩来赞扬高碕达之助为中国东北的产业复兴所做的贡献，并邀请高碕达之助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高碕达之助也解释了当时日本所处的特殊国际地位，请中国理解日本在日中关系问题上受到美国的制约。在万隆会议期间高碕达之助与周恩来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高碕达之助凭借着个人在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地位和与周恩来密切的私人关系，成为代表日方签订中日长期综合备忘录贸易协定的最佳人选。

从协定内容上看，“LT贸易协定”规定，中日两国政府要对已经签订的各项协定给予政府担保，政府担保这一条表明了日本承认中国提出的贸易三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也默认了中国政府提出的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三原则”。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政府一直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合法政府，一直称新中国为“中共”，在“LT贸易协定”签订前日本政府也没有同新中国政府签订过任何具有官方性质的条约，“LT贸易协定”的签订表明日本政府已经在事实上承认了新中国政府为合法政府以及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经济政治原则，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中日关系也开始由民间性质转入半官半民性质，周恩来表示“LT贸易协定”在形式上是备忘录，是非官方的，实际上是半官方的。日本政府承认新中国政府为合法政府以及新中国提出的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经济原则，奠定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基础，这是“LT贸易协定”产生的政治效应。

(二)“LT贸易协定”的经济效应

“LT贸易协定”的签订促进了中日两国经济贸易的发展，使中日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合作进入了长期稳定的轨道，这是“LT贸易协定”产生的经济效应。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至1972年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签署的中日无邦交时代，中日经济贸易活动遵循着民间贸易协定、友好贸易和“LT贸易协定”。在这3种贸易形式中，“LT贸易协定”无论是在持续时间，还是在实施效果上是最好的。从持续时间上看，“LT贸易协定”持续时间长，从1962年11月签订到1974年1月结束，“LT贸易协定”持续时间长达12年。从实施效果上看，“LT贸易协定”以5年为一个经济贸易周期，在经济贸易种类和数量方面，规定了经济贸易种类的综合性，包括各种农产品、原材料和工业制成品。“LT贸易协定”签订后中日经济贸易额急剧增加，1963年6月，中国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采取延期付款方式进口日产30吨的维尼纶成套设备合同，总金额为70多亿日元。中国用从日本进口的维尼纶成套设备在北京建立第一家维尼纶工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成套设备，这套维尼纶设备对于解决当时中国面临的“吃、穿、用”等与人民生活相关的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63年，“LT贸易协定”实施的第一年，中日经济贸易总额，中方统计为1.29亿美元，日方统计为1.37亿美元;“LT贸易协定”实施的第二年，中日经济贸易总额，中方统计为3.02亿美元，日方统计为3.2亿美元;“LT贸易协定”实施的第三年，中日经济贸易总额，中方统计为4.54亿美元，日方统计为4.69亿美元;“LT贸易协定”实施的第四年，中日经济贸易总额，中方统计为6.03亿美元，日方统计为6.21亿美元;“LT贸易协定”实施的第五年，中日经济贸易总额，中方统计为5.37亿美元，日方统计为5.57亿美元。除了1967年中日经济贸易总额略有减少外，在“LT贸易协定”期间，中日经济贸易总额逐年增加。日本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中的地位也在不断上升，1963年中日经济贸易即恢复到1956年的水平，1965年中国对日本进口额和出口额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分别上升至13%和9%，中国对日本出口的商品主要是煤炭、铁砂、大豆、玉米等原材料和农产品，日本对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成套机械设备、钢材、化肥、农业机械和汽车等工业制成品。“LT贸易协定”也促进了中日两国的技术交流。在“LT贸易协定”第一个5年经济贸易期间(1963—1967年)，中国向日本共派出了56个技术考察团，1963年3个，1964年14个，1965年29个，1966年10个，这些技术考察团涉及行业广泛，包括纺织业、机械制造业、电子工业、矿业、金属加工、水利电力、造船工业、印刷业、化学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活动形成了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局面。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从中日经济贸易活动中赚取了巨额的经济利益，日本经贸界成为了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股重要力量，巨大的经济利益成为1972年9月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经济基础。

(三)“LT贸易协定”的社会效应

“LT贸易协定”签订后，中日为了加强沟通了解，互设半官方性质的常驻机构、互派常驻新闻记者和分别举办商品展览会，加深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达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民间交流的最高潮。

1．中日互设半官方性质的常驻机构

1964年4月12日至5月5日，日本自由民主党顾问、国会众议院众议员松村谦三第三次访问中国。1964年4月19日，中日两国代表以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达之助办事处的名义签订了《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达之助办事处关于互派代表并互设联络事务所会谈纪要》，中日两国决定在北京和东京互设常驻联络机构。中国方面于1964年8月13日派遣孙平化为首席代表、吴曙东、陈抗为代表和康敏、林波为随员的5位工作人员在东京都千代田区纪尾井町农业研究所大楼内设立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以下简称“廖承志办事处”)，9月8日，廖承志办事处开始正式对外办公。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领导下，廖承志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由外交部、外贸部的干部组成，廖承志办事处的上级主管部门是外贸部主管亚洲地区的地区政策第四局。廖承志办事处除了办理有关“LT贸易协定”的各项业务外，同时还以东京都为中心，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对日外交活动，例如参加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驻日本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举行中国国庆招待会，接待国内的各个访日代表团，同与中国友好的日本政治界和经济界人士进行往来等。1965年1月在冈崎嘉平太的引领下，日本代表相大和田佑、田中聪介和相马常敏到达北京，在北京饭店设立高碕达之助办事处驻北京联络事务所(以下简称“高碕达之助办事处”)。高碕达之助办事处的成员来自外务省和通商产业省，实质上是日本通商产业省的外围团体，是日本政府与新中国政府之间进行联系的窗口。

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达之助办事处虽然名义上是民间机构，但它们有中日两国的政府部门背景，即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和日本通商产业省，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达之助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都享有外交官待遇。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达之助办事处的性质和职能都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贸易领域，这使得中日两国在对方国家的首都有了固定的联络机构，实质上起着准大使馆的作用。

2．中日互派常驻新闻记者

一直以来，中日两国都有互派常驻新闻记者的愿望。“LT贸易协定”签订后，随着中日互设常驻联络机构，互派常驻新闻记者的条件成熟。1964年4月19日，中日双方代表分别以“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达之助办事处”这两个办事处的名义签订了《廖承志办事处和高崎达之助办事处关于交换新闻记者的会谈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纪要》规定:“根据廖承志先生和松村谦三先生的会谈结果，中日双方决定交换新闻记者;有关交换新闻记者的具体事务由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办事处归口联系和处理;原则上一个报社(或通讯社、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派遣1名记者;第一批新闻记者的派遣于1964年6月份内实现;双方新闻记者在对方国家一次停留时间为1年以内;双方应保护对方新闻记者的安全;双方应对对方新闻记者的采访活动提供方便;双方记者必须遵守驻在国管理外国新闻记者的规定，并享受驻在国对外国记者所给予的同等待遇;双方保证对方新闻记者的通讯自由;双方在执行本协议的过程中遇到问题时，由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达之助办事处协商解决;本会谈纪要以中文和日文写就，两种文字同等有效，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达之助办事处各自保存本会谈纪要中、日文本各1份。”

1964年9月29日，由丁拓、李红、李国仁、刘宗孟、刘德有、刘延洲和田家农等7名中国新闻记者组成的中国新闻记者团经由中国香港到达东京羽田机场，7名新闻记者分别代表新华通讯社、中国新闻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大公报》和《文汇报》等中国新闻机构，在这7名新闻记者中，除了李红是学英语的以外，其余新闻记者都会讲日语。1965年2月，《工人日报》记者俞志忠、《中国青年报》记者高地也到达东京常驻。中国新闻记者到达日本后办理好必要的入国手续，通过高碕达之助办事处从日本外务省领取了外国记者证。随着中国新闻记者常驻日本，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也在日本建立了新华社东京分社。

同日，由山田礼三、松野谷夫、新井宝雄、西村忠郎、鲛岛敬治、菅荣一、宫田弘司、小林一夫和大越幸夫等9名日本新闻记者组成的日本新闻记者团也经由中国香港到达北京首都机场，9名日本新闻记者分别代表共同通信社、《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西日本新闻》、日本广播协会(NHK)和东京广播公司(TBS)等日本新闻机构。9月30日，日本新闻记者集体前往中国外交部新闻司领取了外国记者证。

在中国香港转机期间中日两国常驻新闻记者举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聚会。中国常驻新闻记者到达日本引起了日本社会的注意，日本各主要新闻媒体都进行了报道，《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在第一版刊登了一栏小消息。《日本经济新闻》配了一张照片，刊登了两栏消息。《产经新闻》刊登了三栏消息。

1964年9月中日两国实现了互相派遣常驻新闻记者。中日两国的常驻新闻记者客观而详细地报道了中日两国的情况，为中日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发挥了桥梁作用。特别是日本常驻中国的新闻记者，将他们看到的新中国巨大变化与发展情况传递到日本国内，为日本人民了解新中国打开了窗口。

3．中日分别举办商品展览会

“LT贸易协定”签订后的1963年至1967年中日两国分别在对方国家大城市举办了多个商品展览会。1963年10月5日日本工业展览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幕，日本前首相、工业展览会总裁石桥湛山，日本工业展览会主办团体代表铃木一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日本工业展览团团长宿谷荣一，日本友人西园寺公一和北京市市长彭真参加了开幕式并致辞。从10月5日开幕到10月30日闭幕，共有123万人次参观日本工业展览会。参加本次展览会的日本企业600余家，展品有1 200多种，80%是重工业、化学和轻工业机械等生产资料商品。1963年12月10日至12月30日，日本工业展览会在上海举行，有125万人次参观。

1964年4月10日至4月30日，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在东京开幕，81万人次参观，展销金额高达2 000万日元。1964年6月12日至7月5日，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在大阪举行，152万人次参观，展销金额达14 000万日元。

1965年10月4日至10月20日，日本工业展览会在北京举行，65万人次参观。1965年11月12日至11月21日，日本工业展览会又在上海举行，80万人次参观。

1966年10月1日至10月21日，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在福冈县北九州市举行，155万人次参观。1966年11月19日至12月11日，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在爱知县名古屋市举行，有220万人次参观。

1967年6月4日至6月17日，日本科学仪器展览会在天津进行，10万人参观。这是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在中国举行的首次专业性的展览会，展品以电子仪器为主。

“LT贸易协定”签订后，中日实现了在对方国家首都互设联络机构、互派常驻新闻记者和分别举办商品展览会，展示了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最新成果，使两国政府和人民加深了相互认识和了解，消除了猜疑和误解，这些都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奠定了民间友好基础。

三、结语

中日两国签订“LT贸易协定”的经济背景是中日两国在国家经济利益方面的共同追求。在经济方面中日两国都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根本目标，中日两国在经济贸易方面都有各自的优势，中日经济贸易活动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形成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局面。中国希望通过与日本的经济贸易活动换取外汇，以此来发展国民经济;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确立“贸易立国”的国家发展道路，因此希望扩大对中国的经济贸易额，为日本工业制成品开拓中国销售市场，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

“LT贸易协定”签订后产生了政治效应、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对中日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和政治外交关系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LT贸易协定”超越了单纯的经济贸易层面，甚至也超越了民间的性质，中日关系也开始由民间性质转入半官半民性质。“LT贸易协定”的签订表明了日本政府已经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合法政府，中日关系从经济贸易领域扩大到政治外交领域，日本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中日关系中的“经济三原则”“政治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原则”，这些都奠定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基础。

“LT贸易协定”促进了中日经济贸易的发展，使中日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合作纳入了长期稳定的轨道，为日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这是“LT贸易协定”产生的经济效应。

“LT贸易协定”规定中日分别在对方国家的首都设立了半官方的常设经济贸易机构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达之助办事处，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达之助办事处在性质上和职能上都远远超出了经济贸易领域，这使得中日两国在邦交正常化实现之前得以在对方国家的首都有了固定的联络机构，这在实质上起着准大使馆的作用，为两国政府间传递信息，加强政府间的交流，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LT贸易协定”签订后中日两国实现了互派常驻新闻记者和相互举办展览会，这为两国人民加强了相互了解，增进了感情交流，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民间友好基础，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LT贸易协定”以经济贸易的形式促进了政治外交等各方面的往来，是在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框架下“以民促官、以经促政”对日政策的落实。中日两国签订“LT贸易协定”后，产生了政治效应、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迎来了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中日交流的最高潮，助推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奠定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民间友好基础，加速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

（本文转自：《现代日本经济》2019年第6期）

作者简介：

张千任，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陈景彦，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标题：《张千任 陈景彦：中日“LT贸易协定”的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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