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长访谈|复旦大学博物馆：从深藏校园走向文博系创新实验室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大繁荣，高校博物馆也大发展。目前，全国高校博物馆近450座，并有越来越多的学校正在新建、改建和扩建场馆，甚至是打造博物馆集群。复旦大学博物馆始建于 1991 年，是一座有着深厚历史积淀和人文气息的高校博物馆，有着大陆首屈一指的中国台湾原住民特色文物。在5·18国际博物馆日前夕，澎湃新闻专访了复旦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奕，走近这所深藏于校园、有着近30年历史的高校博物馆。

澎湃新闻：复旦大学博物馆有藏品两千多件，馆藏文物包括在大陆首屈一指的中国台湾原住民文物、青铜器、陶瓷、书画、钱币、甲骨文片等，其藏品体系是如何构建的？你们何以在台湾原住民民俗文物的收藏方面特别突出？

郑奕：其实，复旦大学博物馆目前的收藏与其几次重要的捐赠接受有关，主要是在1991年、1998年、2011年。因此，我们一方面有传统艺术博物馆的藏品体系构建，并与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的“文物学”方向发展联动，以形成教学、科研与博物馆收藏、研究的双向互动。另一方面收藏体系与接受的捐赠有关。正如我曾在波士顿美术馆，看过其讲述的有关收藏、展示定位与接受捐赠之间缘由的故事一样，重要的捐赠会影响一座博物馆的展示甚至是中长期收藏方向。去年，当我们博物馆举办“天下龙泉·龙泉文化遗产进复旦大学活动”以及“向古而生——古今龙泉青瓷展”时，还接受了几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捐赠。

复旦大学博物馆接受台湾原住民文物捐赠的时间是在1998年，数量为400多件，其中不乏贝珠衣这样的精品20多件。事实上，我们这几年已启动了与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的具体合作，包括人员互访、研讨。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共同开展研究，为日后的合作办展做铺垫。此外，国内拥有台湾原住民文物的博物馆还有一些，未来我们也可联合办展，纳入更多的单体。

澎湃新闻：复旦大学博物馆作为高校类博物馆，它是如何定位自身的？

郑奕：我觉得这是一个共性问题，也是一个个性问题。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教育事业统计工作的通知》，在“教育事业统计调查制度报表修订内容”之“指标修订”中，新增了高等教育学校“博物馆”、“美术馆”指标。这一方面是根据教育事业发展现状的与时俱进之举，另一方面也凸显了高校博物馆、美术馆的愈发重要性。正如“伟大的大学，有杰出的博物馆”，优质博物馆已是优质大学的重要标志，并越来越成为标配。

复旦大学博物馆目前正值改扩建阶段，并配合上海市轨道交通建设，预计于三年内全部开馆。我们将串联现有各校区场馆，包括祖嘉生物博物馆、《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病理标本博物馆、人体科学馆等，并在此基础上，以主校区（邯郸校区）的艺术博物馆为核心。同时，将艺术与科学融合，最终打造复旦大学博物馆集群，并促使该集群与校史馆、档案馆、图书馆等交相辉映。

就复旦大学博物馆的定位而言，至少包括三大层面，逐层递进，由内及外。首先是产学研一体化，作为文博系师生的创新“实验室”；其次是提升高校软实力，作为校园文化空间和地标；再者是夯实教育，作为服务周边中小学的“社区型博物馆”。此外，我觉得没有“最后”，因为随着高校自身的发展、以及博物馆业态的发展，高校中的博物馆也一定会与时俱进，承担更多的社会职责，与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更多联动。

澎湃新闻：你们在每年的策展主题和展览计划方面会有哪些要求，您提到你们所有文博系教师都公益地为其兼职，并将自身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延伸至博物馆，可否具体介绍下你们策展人制度是怎样的？

郑奕：鉴于空间等硬件条件限制，近年来复旦大学博物馆每年更新临时展览6个左右。但在软件建设方面，我们始终依托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进行产学研一体化联动发展，并将博物馆拓展为文博系本硕博学生的理论和实践平台。这首先体现在博物馆的策展人制度上，并在每年的毕业大展中淋漓尽致地彰显。目前，文博系本科三年级学生有一门“本科教学实习”课，主要的实习载体便是该毕业展，因此所有学生都会参与，并择取自己感兴趣和擅长的方向，分成“策展”“教育”“文创”组等。此外，部分研究生也会以助管身份加入。而指导教师除了大三的班导师、博物馆教师，系内相关教师都公益地为博物馆兼职，包括以专题讲座的形式给予策展学生以多维度指导、实时互动等。

因此，无论是2016年的“溯源——浙江原始瓷考古成果特展”、2017年的“现代性的五幅面孔——波兰招贴艺术展”，还是2018年的“德里瓦拉——镜头下的德里与德里人”、2019年的“一面见君怀——明清江南扇面展”，以及今年即将推出的“止水映人间——王纲怀先生捐赠铜镜展”，所有这些皆由师生共同策展。从研究到藏品遴选、教育活动的策划与实施、文创设计，外加宣传推广、观众服务，都是学生的集体实习作品，也作为其对母校、母系的毕业献礼。事实上，文博系人才培养的特色之一，正在于产学研一体化。

澎湃新闻：你曾经致力于博物馆教育活动的研究，并提出博物馆既要重“展”，也要重“教”。中国的博物馆通过这几年的发展，能显著感受到博物馆在教育活动方面的重视与提升，高校博物馆作为高校的组成部分，会否在博物馆教育功能这一方面更为强调和突出？

郑奕：自2007年始，国际博物馆协会已通过“博物馆”定义，将“教育”提高为博物馆的首要目的和功能。我国在2015年出台的《博物馆条例》，作为博物馆行业首部全国性法规文件，也对此有所呼应。至此，“教育”已融入博物馆发展的血液，这毋庸置疑。但因为历史遗留问题，“藏品或展览就是全部”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目前仍有不少博物馆未能将“教育”视为核心工作，于高校博物馆更是存在这样的尴尬。

因此，对所有博物馆而言，在结构转型的社会背景下，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迈向真正的公共性。事实上，国际博物馆界发展的趋势也是越来越重视公众的参与，注重博物馆的教育、服务功能。并且，如今的观众来到博物馆已不再是为了寻找一个权威，而是寻求一种对话；不仅是为了获得某种知识，更是为了一种体验，审美、学习、发现，或是娱乐、休闲和社交。

既然高校作为教育机构，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拥有天然优势，那么高校博物馆在“收藏、研究、展示、教育”等主要功能上，也应利用好这样的先天优势。包括提供一种对话和体验的平台，无论在展览的设计、教育活动的规划上，都充分体现与观众互动、交流，为他们服务的理念。

澎湃新闻：当下中国的博物馆在数字化和新媒体技术的运用方面呈现显著的发展趋势，比如利用馆藏资源开发文物衍生品，数字博物馆建设在疫情期间呈现出的“线上展览”、博物馆直播热等，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高校博物馆会面临博物馆数字化的冲击么？

郑奕：我觉得所有博物馆都面临数字化的冲击，但数字化是一把双刃剑，我们理应利用好它，而不是被它所左右。首先要肯定，当策展不再拘泥于实体藏品，当数字化实现了线上线下联动，这样的技术赋能就是充满正能量的，我们理应拥抱它。毕竟数字化突破了时空界限，将更多藏品以更精致和全面的方式展示在民众面前，使得馆方内容、设计更丰富多彩。此次疫情期间，虽然博物馆闭馆了，但并不闭客，“云看展”模式火爆。据国家文物局统计，全国以各种形式上线的数字展览已超过2000个。

可以说，数字化的潜力无限，市场巨大。但时下我们需要规避几大问题。第一，数字化应用纯为形式而形式，且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事实上，所有形式都应为内容服务，内容为主题服务，供给得根据需要来。并且，得避免过高的成本和盲目攀比，以达求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平衡。第二，数字化举措之前并无研究积累，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实，场馆在应用新技术之前，需要相当的研究积累，技术毕竟只是手段，唯有“从藏品中获得灵感”、基于扎实的研究，才能打造真正的数字化创新。第三，一些博物馆的数字化只是进程，而非飨大众的结果，比如将藏品数字化。我们理应更进一步，将进程性成果与大众分享，甚至是提供免费的产品和服务，以真正践行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性。

澎湃新闻：高校博物馆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常常遭受藏品真赝的质疑，似乎高校博物馆更容易被一些“赝品”攻陷，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高校博物在发展过程中应当如何规避和防范？

郑奕：藏品真伪难辨的问题不只是发生在高校博物馆领域，但随着近年来我国高校博物馆井喷式发展、同时它们又以各高校管理为主、而非文物管理部门和单位，因此当下高校博物馆的收藏体系存在一定的漏洞，实为不争的事实。

在此背景下，大学理应慎之又慎，严格审批程序和入藏手续等，尤其对入藏作品要严格把关，以构建管理制度、实现场馆的规范运行。否则，不但不能体现高校的人文积淀，发挥教育、研究功能，反而会给学校带来巨大的名誉损失。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国务院2015年颁布的《博物馆条例》，国有博物馆的设立应当向馆址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备案。因此，此前个别高校博物馆在建设时未在当地文物局报备审批，这一必要审批程序的缺失，曝露了高校对于博物馆建设和管理的不善，以及对于博物馆领域本身的不谙通，亟待改变。一座好的博物馆，不仅看其硬件，更重要是软件是否到位。事实上，高校博物馆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扎实积累、久久为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