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从逆天改命的历史到炒房团的消失沉寂的温州能否再续辉煌？

2020-05-15 20:3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陈亚辉搜狐城市

被称为“东方犹太人”的中国商人群体至少有三个，温州人就是其中之一。

经历了烈火烹油的财富积累到如今的沉寂低调，温州早已不再是顶流明星城市，温州人也逐渐淡出江湖，但“炒房团”、“江南皮革厂的”的故事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和西方犹太人不同的是，“东方犹太人”身处曾经以商为末的中国。且温州的发迹更像一个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成为亿万富翁的故事。

温州的位置地图来源：Google earth 制图：搜狐城市

命不太好的温州

和北方相比，现在的南方，特别是东南沿海代表着巨大的财富和更加光明的未来，但在古代并非如此。

中国古代对南方有多不重视呢？人们在电视剧中常见的“发配岭南、流三千里”，“烟瘴之地”等地域黑色彩明显的贬损都是在统一的中央王朝稳固之后的事了。在先秦时期，人们并没有兴趣分辨南方各地谁是谁，他们把东、南沿海地区统称为“百越”。

地处大陆东南部的温州当时就属于百越的一支——东瓯（ōu），而从一开始，东瓯的“命”似乎就不太好。

我们现在说温州的地形，是七山一水二分田。洞宫山脉、括苍山脉形成的千米以上的山地和南雁荡山、北雁荡山组成的低山丘陵占据温州大部。且不说常年受台风侵扰，就算是在风调雨顺的年节，这样的地貌在以农业为主的古代中国都不啻为一个噩梦。

如果说当时的中原王城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话，那东瓯（温州）就是含着黄连出生的。自身条件不行，能抱个大腿也是不错的，而当偏居东南的东瓯想向中央王权进一步靠拢时，却险遭灭国之患。

温州的地形地图来源：Google earth 地图编辑：搜狐城市

公元前二世纪，农民起义军揭竿反秦，天下大乱，东瓯的瓯越人在驺（zōu）摇的带领下也参与到了推翻秦帝国的战争。后因辅佐汉朝有功，驺摇被汉惠帝封为东海王（俗称东瓯王），都东瓯，是为温州建制起始。

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汉朝七国之乱爆发。七国之乱的始作俑者，吴王刘濞兵败后逃到东瓯。和中央有良好关系传统的东瓯王在汉廷的收买下选择杀掉刘濞向中央示好，刘濞的儿子刘驹仓皇出逃。

南逃到闽越（今福建一带）的刘驹成功撺掇闽越王公开反汉。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向汉廷告急。虽然之后闽越王在中央的干预下退兵，但是东瓯王却怂了。

因害怕闽越王再次来犯，东瓯王率全国4万多人跑到了现在的安徽江西一带，把地盘拱手让给了闽越王。东瓯一时间“其地遂虚”，人口长期得不到补给，到东汉建县之时，还“户不足万”。

此后数百年，元气大伤的温州再次远离中央王权之外，默默隐匿在穷山恶水之中，直到南宋的到来。

尽管在有宋一朝，中原王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但军事不足让宋朝在历史上以“弱宋”的面貌示人。靖康之变后丢失半壁江山成为宋朝最大的耻辱，但这却在客观上促成了南方的大开发，中国经济重心整体南移。

两宋之际，在金兵追击下，宋室南渡，高宗一度驻跸温州，大批百官家属与流民跟随东迁。当南宋定都临安（杭州）时，温州一下从偏远之城变成京畿之地。

到南宋中期孝宗淳熙年间，温州户数猛增了17万户，人口增加至91万。而在北宋徽宗祟宁年间时温州的人口数为46万，唐天宝元年时仅为24万。

一般而言，人口繁盛是经济繁荣的直接体现，又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对温州而言，并不一定是好事。

如前所述，温州的自然条件并不适合粮食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当人口爆发式增长来临时，人地矛盾开始显现。为了生存，温州人使出了浑身解数。

粮食产量低？那就提高技术，兴修水利；稻米种植面积小？那就种植柑橘、种茶叶。南宋时期，温州成为两浙地区最大的柑桔栽培区。可即使是这样，农业还是不足以养活那么多人口，此时，中国“重本抑末”的传统终于在温州受到挑战。

当时，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迫于生计开始走向经商之路，有的成为“挑贩客家”，有的不惜“贩私盐、卖私茶”。更有甚者，有人开始利用温州临港优势，与日本、东南亚各国进行贸易。之后，官方也正式开辟温州港为外贸港，并在此设立市舶司。

温州发展摆脱了地力之困，温州经济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而经济的实力，很快转化为文化的繁荣。

据《浙江通志》记载，南宋时，温州籍进士有1096人，平均每科高人中第是徽宗时期平均值的近4倍，以绝对优势居浙江第一。同时，与道学和心学并称为“南宋三大学派”的“永嘉学派”也在此时形成。

从江湖到庙堂，温州都赚得盆满钵满。但随后，元朝建立，都城迁至北京，温州再次成为“限山阻海”之地，地位迅速衰落。元朝时进士数量跌至9人，明朝时温州人口不增反降，明清的封关禁海使温州的经济地位进一步削弱，温州再次陷入低谷。

可是，尝到商品经济带来的甜头的温州人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呢。不安分的种子已经种下，温州人逆天改命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不安分的温州人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温州与台湾隔海相望，这让温州在建国之初成为海防前线。而成为海防前线则意味着经济发展要让位于国防安全，加上计划经济的原因，改革开放前的温州发展可想而知。

根据相关数据，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温州获得国家投资总额为5.95亿元，为全国同等城市平均水平的1/7。1978年时，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仅18.9亿元。与此同时，温州人多地少的问题仍然存在，农民人均收入为113元。当时的温州有三分之二的人处于贫困线以下，是个名副其实的贫困地区。

温州人不安分的心，又开始躁动了。

1956年，11月26日，当时的温州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向组织上书《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推广了他搞包产到户的经验，文章于次年被《浙江日报》全文发表，这也是全国第一篇公开论述包产到户的文章。

结果，这种做法被斥为极端反动、落后、倒退，强令彻底纠正。李云河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下放劳动。但永嘉农民不信邪，在1966到1975年十年动乱时期，当地不少农民自发实行包产到户，其结果自然是再次遭到疯狂打压。

这还没有结束，“头铁”的永嘉县农民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1975-1976年在全县77%的生产队实行分田到户，三分之一的山场到户。不幸的是，温州再次被批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

接下来，时间来到1979年。

章华妹展示他的第一张营业执照

1979年，18岁的温州桥头镇人章华妹为了生计偷偷在家门口摆起小摊卖纽扣。这次，她不但没被抓，还在次年拿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成为第一个“个体户”。1983年，桥头纽扣市场正式挂牌成立。

世道变了，温州人的时代再次来临。

可以看到，从一开始，温州就呈现出很强的地域性和专业性很强的市场属性。桥头纽扣市场成立以后，柳市经营低压电器、金乡制造徽章、萧江生产塑编等一地专营一种商品的模式迅速开启了温州的市场化进程。

在此背景下，温州诞生了第一批企业家，最具代表的，莫过于温州“八大王”。他们分别是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及电器大王郑元忠。

在不少温州人成为“万元户”之后，讲排面自然成了刚需。比如合同大王李方平，在成为超级富豪之后，依照当地七里港一法式建筑，盖了三间4层高的楼房，就坐落在当时温州对外的唯一一条陆路通道——104国道边上。1981年，李方平在上海又买了第一辆轿车菲亚特，雇了司机一路开回乐清。极尽风光。

可好景不长，1982年冬，李方平因“投机倒把罪”锒铛入狱。同一年，八大王接连被安上“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等罪名，六人入狱。在这背后的，是改革开放初期暗流涌动的意识形态之争。

但就在两年后，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国家要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亲自为八大王平反。1984年4月，温州又被确定为我国沿海十四个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

此后，姓资姓社的讨论虽偶有出现，但已经不能阻挡温州市场经济的发展。很快，“八大王”被新生代的正泰和德力西们取代，“温州模式”成为时代热词，温州人开始遍布世界。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温州民间财富的野蛮增长。

解放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温州民营经济

根据统计，全市从改开前一年的财政收入仅1亿多元，发工资都费劲，到1982年全市已有专业户、重点户13万户，从业人员四十万。1985年时，温州全年净收入在5000元上的农户已经超过40万户，总户数的三分之一。到2000年中期，根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测算，当时温州的民间资本起码在8000亿以上。

这么多钱在手里，总要找个合适的出口。当1998年商品房改革遇到巨额的温州民间资本，剧烈的化学反应就发生了。温州企业家们首先瞄准的，是自家门口的房子。

1981年时，温州卖出第一套商品房，作价68.85元/平米，合计2600元。到1999年温州市区房子均价突破5000元，2001年飙升至6000元，是同期全国商品房均价的3倍以上。自家门口房子买得差不多了，他们开始瞄准500公里外的上海。

2001年8月，温州150人的购房团到达上海，两天内就有48人下单，成交5000多万。“团购”的概念从那时开始兴起。上海小试牛刀之后，温州人开始走向全国，温州“炒房团”开始“声名鹊起”。一时间，温州人同时成为各地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座上宾和刚需买房族咒骂的对象。

除了房地产，山西煤炭、新疆棉花、云南的矿也成为温州人的炒作对象。那些提着编织袋装的现金的温州人四处出击，似乎要买下全世界。

但是，物极必反的命运还是降临在了温州人头上。

温州的落寞

2012年之后大街上随处可见打着江南皮革厂的名义贩卖劣质皮具

2011年4月，位于温州市龙湾区的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失踪”。之后查出，黄鹤因参与赌博，导致资金链断裂，负债逾3亿元，留下一个占地4万多平方米的厂房和300多名员工，一跑了之。

跑路的温州企业家中，黄鹤不是最有钱的，但却是最有名的。那段“江南皮革厂倒闭了”的段子早已火遍大江南北，甚至被改编成歌，成为一种亚文化。而老板黄鹤的出逃，则被很多媒体视作温州老板“跑路”潮的开端。

根据《东方早报》报道，2011年1-9月，浙江共有228名老板逃逸，温州以84起高居榜首，其中8月份就发生了20多起跑路事件，9月21日一天就有8名老板逃逸。2011年，成为了温州的暗黑时刻。

但是，温州人不是很有钱吗，怎么突然就“兵败如山倒”？温州的企业家在发展过程中是怎么“丢城失地”的？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温州的眼镜、打火机、锁具、制笔、服装等出口增幅均大幅下降。以民营经济为主的温州，受到严重冲击。2008年，温州GDP增速低于全国水平，在浙江倒数。

但世界金融危机还只是表象，温州经济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一直以来，以服装等轻工业制造业为代表的温州经济的辉煌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便宜的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的。当生产成本上升，市场环境恶化，传统制造业被迫转型。

但转型不是说说那么简单，新兴产业一般投入大、产出慢，企业在前期就需要大量的钱。自身流动资金不足的时候，借贷就成了唯一的出路。但是2010年左右，国家开始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央行数次收缩银根，这意味着从银行拿钱变得困难了。此时民间借贷便成了很多人的选择。

根据温州市瓯海区2011年对105家中小企业抽样调查，在企业初始资金来源中，有15家企业完全靠自有资金，占14.3%；其余90家企业均有通过民间借贷筹措资本，其中有32家企业的初始创业资金没有银行贷款，完全通过民间借贷获得资金，占30.5%。这说明，民间借贷成为当时中小企业资金的主要来源。

2011年开始，央行的收缩银根的政策力度越来越大，银行开始收贷，处于起步阶段的企业以及业务资金无法回笼，资金链就此断裂。而这些遭遇危机的企业有部分同时借贷了民间贷款，由于担心更多人无力偿贷，民间借贷出现挤兑，“跑路潮”就此爆发。

与此同时，2010年-2012年，全国各地开始连续出台房地产限购、限贷的政策，温州人捞钱的偏门也不灵了。2013年之后，温州炒房团实力大损，逐渐淡出江湖。之后虽然房价有过回升，但各地房市已经少见温州炒房客的身影。

从80年代开始狂奔的温州经济开始沉寂，“东方犹太人”的名头也只见于江湖传说了。

温州

没有人能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一直奔跑，温州也不可能一直保持高速增长。虽然代价巨大，但是问题的集中暴露也给了温州刮骨疗伤的机会。

2013年开始，温州经济开始有回温迹象。城市基建逐渐补齐，GDP回升明显。2019年，温州GDP增长8.2%，增速居浙江第三，总量跃升至全国30强。

温州的底子还在，温州人逆天改命的顽强精神没有消失。期待未来温州经济和温州人可以加速“回温”。

资料来源：

[1] 温州经济史上的人口变迁及其影响｜蔡建娜

[2] 明代温州科举的衰落｜朱海滨

[3] 古代闽越族｜福建省情资料库

[4] 老板跑路潮引爆温州危机｜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