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日︱“消失”的展品：陈列的“标本”如何有“生命”

今天，许多西方博物馆邀请故事讲述者、仪式表演者和音乐家来到它们的展厅，重新复活展品，向观众传达这些事物曾经被使用的情境。这样做是为了体现多元文化主义。这样的表演可能会引起普通观众的兴趣，但博物馆更希望通过尊重博物馆所收藏的与移民或土著民族有特殊关系的展品来吸引特定观众。这种姿态是斯坦利·费什所谓的“精品多元文化主义”的一部分，它通过肤浅、丰富和易于消费的方面来凸显另一种文化的差异，因而并不威胁到收藏文化自身权威或信仰的深层结构。但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对博物馆产生了更深刻的影响。在后殖民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兴起后，对一种文化收集和阐释的权利受到了质疑。有时，各种文化群体将“不同但平等”作为最终追求，在更深层次的结构层面上渗透到制度中，我们现在拥有的博物馆不再依赖自己的权威，而是以适当的方式咨询来源地社区，以便在展厅中展示和描述展品，或者在保存时充分尊重它们。有时，对仪式用途的尊重决定了博物馆的一些展品不再向外人展示。有时社区被允许在库房甚至展厅中进行仪式，以维持展品的灵魂。甚至有些博物馆放弃了拥有某些文物的权利，承认收藏它们是一种暴力行为，这些物品应该归还来源地。有时社区要求归还用于仪式用的物品，不论是否有展品物理损毁风险；有时社区会声明物品将按照传统习俗销毁。在博物馆的伦理中，展品的物理形态保存至关重要，这样的做法是将展品投入了新的生命或新的死亡中。

多元文化主义在博物馆的实践与两难

像美洲原住民、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和毛利人，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土著社区一直是严重的内部殖民统治受害者。随着人口的减少，土地和资源权利的丧失，这些原住民被迫转变生活方式，儿童与家庭以及社区分离，语言、信仰和文化萎缩，社区对自己的物品失去控制权，甚至包括了先人的遗体——因为他们的坟墓被视为“考古”遗址，坟墓内的遗物被带走并被放在博物馆进行科学研究。在北美，据估计仅史密森学会就拥有超过20万件来自墓葬的文物以及超过33000具美洲原住民的遗体。

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和新获得的公民权利，土著群体最终在20世纪末开始有能力干预这种情况。1990年，美国原住民墓葬保护与归还法案（NAGPRA）在法律上界定了美洲原住民群体关于其祖先遗骸以及仪式中使用的重要物品的权利。根据这项法律的规定，如果美洲原住民群体可以证实博物馆藏品中的遗骸或仪式物品属于其祖先的主张，博物馆有义务将其归还给主张人。

2007年，当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向亚利桑那州的一个阿帕奇（Apache）社区归还了包括面具和其他文物在内的38件物品时，人们特意在运输包装箱上留了呼吸孔，因为面具和其他物件被认为是有灵魂且活着的。从回归开始的那一刻起，这些藏品就离开了人工制品的世俗框架，具备了神奇的魔法力量。这种归还是一种深刻的多元文化主义行动，博物馆西方的、科学的、启蒙主义的框架不再是强加于物作为唯一有效的方法，而是退回到有利于原社区自己的实践和信仰中。

博物馆这一自我批判行动的良好意图不应该被忽视，并且有必要鼓励，使这些归还促进可能的大政治环境的变化，因为它们标志着一段可耻的历史的结束。然而，随着原住民的返还权利成为一种既定的范式，并在其他地方被实施，有必要暂停并重新评估其影响。我想这不是一个适用于所有地方的公式，每次通过让原住民社区在他们自己的意愿下重新建构物品以试图表达尊重并不总是一件好事。

对这种归还模式首先产生的不满可能是这样的：人们可以争辩说，这种资本对原住民的象征性归还掩盖了那些没有被归还和赔偿的东西。人类遗骸、摇铃和面具的归还，让我们充满了当地人做了“正确”事情的感觉。但不得不问，文化领域的这种象征性行动是如何成为一个舒适区，从而豁免我们从其他重要经济方面所采取行动的道德问题，例如恢复矿权或土地本身。

第二个不满是，博物馆开始向作为本国公民的原住民社区归还物品时，却持续无视将同样神圣或重要的物品归还给其他国家的团体的呼吁。那些关注文物归还争论的人知道，希腊人、尼日利亚人和贝宁人是在这个问题上呼声最大的几个团体，但没有哪个收藏大量争议文物的西方博物馆，接受将这些东西返还其他国家的呼吁，即便他们认为将藏品返还给自己国家的少数民族在道德上是必要的。

但更重要的是，我相信这些行为是博物馆保持自我安全感时才会表现的姿态；例如当提出要求并且要求得到满足的社区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社区时，对权力结构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为了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让我们考虑一下当提出归还要求的原住民社区不是一个在权力结构中的少数人，而是一个可以对外部产生真实伤害的强大群体，又会发生什么。有鉴于此，分析返还原则如何使用是有必要的。

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为研究这种“深层多元文化主义”的含义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其复杂的社会与不同的利益集团混杂在一起，少数群体和主流人群都使用身份政治的语言和受害者的表现来争夺关注度、权力或政治基础。在这里，人们可以更多地看到在宗教复兴主义和情感创伤在公共领域的冒犯行为中以愤世嫉俗的方式被滥用。

走进展厅却看不见展品：谁蒙了观众的眼？

锡克教被公认为印度第四大宗教，占印度人口的2％。它也是最年轻的宗教之一，创始于16世纪，是一个遵循古鲁（可以理解为上师）指引的宗派。

在18世纪早期，当锡克教徒的第十位和最后一位古鲁临死时，他的追随者会问谁将接替他。古鲁·戈宾德·辛格（Guru Gobind Singh）说：“让这本书成为你的古鲁。”他可能是希望让锡克教徒（字面意思是“学生”）受到历任编纂这部著作的古鲁的指导。——大多数锡克教徒都读过这本书，他们称之为《古鲁·格兰特·萨希卜》（Guru Granth Sahib），其中古鲁（Guru）的意思是精神领袖，格兰特（Granth）的意思是书，萨希卜（Sahib）的意思是主。

锡克教徒将这本书视为一个活生生的存在，并发展出了一套行为准则来应对古鲁的物理需求，其方式类似于印度教徒对待他们神龛中的神像。这本书被小心地保存在谒师所——一种锡克教寺庙，任何人不能坐在比格兰特更高的座位上。所有进入存放格兰特空间的人必须赤脚并且遮住他们的头。当格兰特被打开时，侍从应该在它上面挥动拂尘，就像古代统治者所受的待遇那样。在分发给会众之前，祭祀食物首先要供奉给格兰特。在日常仪式中，早晨要以仪式化的方式打开格兰特以唤醒它并为它披上干净的衣服，晚上则要关上它并将它置于襁褓中让它安息。在一些谒师所中，这本书晚上会在一个单独的卧室里。格兰特的衣服非常精美。在家庭神龛里，例如我家的格兰特会在夏天穿薄薄的平纹细布，冬天则穿我母亲为它编织的厚厚的羊毛衣服。当这本书变得陈旧破烂时，它会得到一个隆重的葬礼，其中包括为期七天的第一次沐浴仪式，然后穿衣、火化，最后挥洒其灰烬。

由于这种对待《古鲁·格兰特·萨希卜》的传统方式，人们很难找到旧书或早期版本。昌迪加尔的一位学者通过说服锡克教寺庙保存而不是销毁这些圣典以更好地服务锡克教徒，从而搜集到了一批罕见的格兰特。1999年，他将他的藏品赠送给昌迪加尔博物馆，我们的故事将在那里展开。

昌迪加尔博物馆在其手稿展厅中自豪地展示了格兰特系列，几年中一直相安无事。直到2003年，一位准备参选锡克教委员会的当地政客与新闻界的随行人员一起突然进入博物馆，坚称博物馆亵渎了锡克教的圣书。该名政客说，这些书在谒师所穿着衣服并受到敬畏对待，只在宗教上适当的时候开放。而在博物馆中，它们被完全打开，裸露在任何人的眼前。博物馆对参观者没有着装要求，而谒师所遵循严格行为准则来处理这些书。

这一事件发生在锡克教徒占人口多数的旁遮普省，当时执政的是锡克教的右翼政党。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该地区曾遭到哈利斯坦运动的破坏，该运动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锡克教国家。哈利斯坦运动是一场暴乱，最后被暴力镇压，但这一动荡记忆在每个人心中仍然鲜活。因此，当抗议政客带领支持者前往博物馆时，博物馆管理层决定谨慎对待。他们请来一位神职人员，让他举行将书关闭并包裹起来的仪式，并将这些展品放置在与其他谒师所中沉睡的《古鲁·格兰特·萨希卜》相同的位置。

毫不意外地，几个星期后，当地穆斯林社区的代表来到博物馆表达了他们的反对意见。穆斯林社区认为，当他们的圣书“古兰经”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打开陈列时，为什么锡克教的书享有特权？博物馆随后也合上了古兰经并用布包起来。现在，当参观者进入昌迪加尔博物馆的手稿展厅之前，有一块告示牌要求他们脱鞋并盖住头部，就像进入寺庙或清真寺之前一样。 一旦进入展厅，他们就会走过一个展柜，却看不见任何展品。

抗议刷出的存在感：谁的权利受到了威胁？

当圣典在非信徒的视线中消失时，昌迪加尔博物馆发生了什么？锡克教社区的成员要求博物馆里的圣典应该像神庙里的圣典一样被对待。由于其圣洁的身份，这些手稿在展厅中不能被观看但也不能完全隐形。对这些神圣的书来说，任何不符合神圣要求的观看都是不恰当的。附着在物件上的神圣性永远不会脱落。

在印度出现了许多宗教物品作为艺术品陈列在博物馆里的争议，学者们向抗议者指出，对于大多数传统宗教而言，神圣性是一种必须维持在物件内部的属性，当物件不再被崇拜、物件被破坏或不完整时，其神圣性将不复存在；大多数宗教传统都有自己的对物件去神圣化的规则， 以宣告物件仪式生涯的结束，但这样的说法并不足以令人信服。因为在政治化宗教信仰的新形式中，传统只是被用来制造基于情感创伤骚乱的工具，而不是用来遵循的。

在一篇名为“受害者的欢乐与危险”的文章中，伊恩· 布鲁玛（Ian Buruma）对我们这个时代政治中的求助感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说：

“历史编纂慢慢变得不再寻找事情的真相，或试图解释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不仅因为历史真相无关紧要，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假设。一切都是主观的，或是社会政治建构。因此，我们研究记忆，历史是一种感受，尤其是受害者的感受。通过分享他人的痛苦，我们学会了解他们的感受，并与自己的感受相联系。”

布鲁玛让我们检视这种感觉优先于事实的后果：它将把我们导向哪里？对我而言，玻璃展柜中的置于襁褓中圣典的形象是两种政治制度之间争斗的产物。玻璃外壳的构造允许视觉上无阻碍的观看，但又禁止了参观者触摸展品；包裹物品的襁褓，其柔软的面料却又引诱着手指与其触碰。这是客观与主观、科学与信仰、分析与奉献之间的对抗。

博物馆、玻璃展柜和历史研究构成的世界将圣像变成雕像，将圣典变为历史手稿。这一祛魅的过程被一群锡克教徒拒绝了。但是，我认为祛魅本身会编织起自己的魔力。当它使圣像成为雕像，或者使圣典成为手稿时，它将它们从特定的宗教背景中提取出来并使它们可供所有人所用。它允许一个印度教的文物，或一个伊斯兰教的文物，变成我的遗产，即使我是一个锡克教徒。因为它通过艺术、技能和历史兴趣的共同点让我能够欣赏这件文物，使我和我的印度教邻居拥有平等的利益。它使我们处于一个以共同的人道主义且人人平等为框架的基础上。 这是我们的人权观念所依据的基本假设。

相反，物的重新结界，重新成为其原生社区具有特殊的、魔法的、精神上的和宗教上的力量的物体，是一个阻止他人与之产生联系的过程。通常情况下，博物馆里那本格兰特象征性的关闭会导致圣典真正的关闭。在过去的十年里，随着锡克教身份政治的加剧，研究锡克教和锡克教历史的学者们受到了社区希望监管他们研究的巨大压力。哈约特·辛格·奥贝罗伊（Harjot Singh Oberoi）曾担任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锡克教研究的领头人，他的著作《宗教边界的建构》中记录了某些社区领袖如何在20世纪初塑造独特的锡克教身份。因为奥贝罗伊的书证明锡克教的身份认同在20世纪才开始发展，并且在过去并不纯粹，他面临来自锡克教社区的巨大压力，最终不得不辞去主席职位。另一位学者，来自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帕肖拉·辛格（Pashaura Singh）出版了一本关于格兰特历史的书，研究了圣典不同的校订，并展示了权威版本是如何演变的。结果他被称为异教徒并被大祭司逐出教会 他和他的家人受到死亡威胁。2008年，当他被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聘用时，大量的锡克教徒前往校园抗议对他的任命。

从这些案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便是社区成员也会被社区当作外来者。当锡克教学者采用学术和历史的方法研究时，他们变成了外来者，他们研究宗教物品的权利受到质疑。对于抗议者来说，宗教物品只能用于信仰，而不能用于历史探索。

我用了锡克教的例子，但其实在当代印度，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上层种姓、低级种姓——似乎所有人都陷入一场竞争性的紧张局面中。在这场比赛中，最大限度地抗议伤害他或她的感情的人可以实现最强烈的主张或成为其社区的领导。在英国，多元文化主义是在满足更加包容的社会需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然而锡克教群体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规范和修辞的利用，把它变成了排斥和分裂的工具。关于原生社区有权管理和论断关于所有来自其传统对象的话语的说法是一种原教旨主义。尽管它表现为一种传统的行为，但必须意识到，它实际上是一种彻底的当代行为。它求助于传统，以便在身份政治时代支撑其政治权力。它拒绝服从于博物馆的分类法，以证明社区有权要求特殊地位。如果博物馆的展品因此从观众的视野中消失，不要忘记，抗议的行为是为了吸引媒体注意而进行的，这让展品的“消失”本身变成一个过于有存在感的事件。

结语：争议背后的文化冲突和愿景

我提到的每个故事都表明，两个不同的阵营在历史文物的正确处理方面存在争议。在孟加拉国，抗议者将自己视为爱国者，保护国家财富免受法国博物馆的破坏。在阿富汗，塔利班将佛像解读为偶像崇拜，拒绝将它们视为世界遗产的艺术品，并以宗教义务的名义进行破坏，以应对西方强加的国际孤立。在印度，一个宗教少数群体的代表质疑博物馆将他们的圣典作为历史手稿，并坚持认为它只能存在于宗教仪式的框架内。

起初，这些事件似乎是熟悉的敌人之间的冲突彩排：爱国者与国际主义者，传统主义者与现代主义者，少数民族社区与多数派国家之间的冲突。但是，当我们检查每个案例的微观政治时，每个案例都能看出更多东西，而不是我们原来理解的刻板印象。就孟加拉国而言，我们发现抗议者抨击西方博物馆，是因为在他们艰难的政治环境中，这是他们可以安全攻击的唯一目标。在阿富汗事件中，我们所听到的咆哮，巴米扬大佛的毁灭，旨在向国际社会掩盖哈扎拉的种族灭绝。在印度，来自少数群体的领导人确保他们抗议对圣典去神圣化时媒体在场，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营造舆论，以获得宣传和政治利益。

我讲述这些故事是为了警醒我们因善意而为我们所认为的少数群体和被剥夺权利的人说话。我们为少数民族对抗强大的多数民族呼吁，为对抗强大国家的宗教团体呼吁，为传统价值观对抗去神圣化的国家或国际遗产制度呼吁。但是，我们的良好愿望不应让我们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许多传统社区传统上是父权制、种族主义、仇外或充斥着歧视的；许多后殖民主义政体是残酷和腐败的。他们是历史的受害者，也有可能迫害别人。在这些故事中，东西方之间、强者与弱者之间、神圣与世俗之间的一系列争论都被嵌入复杂的地方政治中。经过仔细研究，这些冲突的每一次开始都不仅仅是东西方之间关系的一个插曲，也是东方和西方阵营在东方内部动员的结果。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博物馆和“世界遗产”的领域成了一个将文化从其传统和所在社区中拔除的目标。但从历史上看，这种脱离并不是一种诅咒；相反，它一直是博物馆激进力量的源泉。毕竟，博物馆诞生于乌托邦式的再分配中，在这个乌托邦中，少数人拥有的珍宝变为全民所有。这种再分配只有通过物件从源生地的脱离，通过改变可以看到珍贵文物的方式，或者改变它们的合法所有权来实现。

在普遍主义不再流行的今天，博物馆代表着多元文化主义的觉醒。但那些偏爱多元文化主义的人陷入了两难境地，先前被剥夺权利的少数民族利用其不断增长的权力公开宣称他们有权实践其文化中不被广泛接受的那一面。当我们在这个道德的雷区中摸索时，我们发现我们的普遍主义本身是相对的： 相比普遍性，普遍主义其实是特别的，它是一个由跨国社区支持的文化形式和信条，它以自己的方式追求人权、平等主义和民主。

反对如今复兴的部落主义，我们除了并不新鲜且受到重创的普遍主义之外还有什么？是什么让我们认为人人在阳光下是平等的？博物馆是否仅仅是一个小而脆弱、四面楚歌的飞地，表面上支撑表达我们的现世主义、平等权利的获取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一个观点转变和相对价值观的多元文化世界中，让我们争取一个可以掌握我们共同启蒙精神的一席之地。

（本文原题《博物馆、遗产、文化：进入冲突地带》，作者卡维塔·辛格，系尼赫鲁大学艺术与美学学院教授，限于篇幅，摘编后分三篇刊发，此为第三篇。文章刊于《批判性探索中的文化遗产与博物馆：来自瑞华德学院的声音》，里默尔·克诺普 等著，浙江大学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学研究所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