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姓权之争｜陈亚亚：从网络对立到现实意义

最近papi酱孩子随父姓的事在网上引发热议，再次激发了网民对于冠姓权、女权等议题的新一轮讨论。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人外出打工，远离家乡和亲人，留在本地的也多是建立小家庭，不再与父母合住，父姓传承的观念也随之弱化。2017年，中国青年报社曾联合问卷网对2032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就显示，尽管47.5%的受访者认为孩子应该随父姓，但有54.7%的受访者能接受孩子随母亲姓。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中国人都接受孩子随母姓，可见社会观念确实在松动中。

当然，观念有所改变，行动不一定跟上。我国法律规定了性别平等，但由于父权文化的深刻影响，现实生活中两性不平等的现象比比皆是，婚姻家庭领域即是如此。农村女性大多婚后从夫居，有了孩子就“自然而然”随父姓。城市的夫妻关系更平等，但受传统择偶观的影响，女性更倾向于找在社会经济地位上高于自己的男性为偶，因此在婚姻中多处于不利地位。即使女方社会地位更高，由于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她在家庭的话语权也往往不够。此外，社会默认孩子随父姓，男性在这个问题上有更多压力，而女性争取冠姓权的动力就没那么强烈。各方面权衡下来，孩子基本是随父姓，女性即使有不满，通常也不会进行激烈的反抗。

网络中的冠姓权之争：议题窄化与二元对立

既然现实中并没有许多女性迫切地、激烈地要争夺孩子的冠姓权，为何该议题在网上能引起偌大风波呢？笔者认为，网上关于冠姓权的争议多具有象征意义，是女性对现实中各种性别不平等积累起来的焦虑和不满情绪之投射。一些人在网上大声喊要争取冠姓权，其实线下并不积极行动，比如最简单的改掉自己的父姓也未见有多少人去实践。争取冠姓权更像是一种口头上的消极抵制，最终仍归结到反婚反育这个单一途径上来。如果不与男人合作生孩子，或者索性不生，自然也就不用争什么冠姓权，问题就此“解决”了。

婚育议题渐成网络性别议题的主流，以及不婚不育在某些女权者那里被视为解决性别不平等的不二法门，可以说是网络舆论环境持续恶化、性别议题进一步窄化后的体现。个体进行不婚不育的实践或者倡导，对于打破对女性不利的社会传统观念确实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遗憾的是这类倡导没能在线下成为星星之火，发展为反剩女歧视、倡导多元亲密关系的力量，而是很快在线上变成对已婚女性的口诛笔伐，反婚废婚者发明了各种针对已婚女性的贬义词如“婚女（昏女）”、“婚驴”等，动辄对已婚女性发动“恨铁不成钢”的训诫（辱骂），对这类言论的反感正在女权群体中造成越来越多的分裂。

尽管此类攻击话语近来明显增多，但直到papi酱事件发酵后，才进入了更多网民的视野，从而引起一个较大的舆论反弹。有人认为不管怎样冠姓权议题受到关注是好事，但从具体情况来看，这次纷争恐怕很难让公众对女性权益加深认识。多数人对此议题根本没兴趣，理由是别人的孩子关你屁事，姓什么是人家的自由。尽管人人都知道没有绝对的自由，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下的“自由”选择是受限的。与其说女性对冠姓权无所谓，不如说这是对现状的一种无奈妥协。因为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你可能会反抗，但不可能在所有事情上都反抗，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必须做出权衡。

对个体没能争到冠姓权的苛责，表面上是针对所有女性，但那些高端、精英女性有更强大的话语权，掌握更多资源，实则很难对她们造成打击。这套话语模式的最大受害者应该是中下层女性。她们没有太多选择，基本都会结婚、生育，让孩子随父姓。由于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和育儿工作，她们的事业发展受到限制，更依赖于家庭的支持网络。她们花了太多的精力来努力生活，因而没有多少余力来思考女权议题，更难以“觉醒”起来把争夺冠姓权当成重要的任务，因而她们的话语空间在这类争论中也是被压制的。

网络舆论场上，任何情绪都可以转化为流量，继而被资本收割。女性对性别不平等的愤怒情绪、公众因反感某些女权者针对个体的苛责言论（如没能争到冠姓权的女性是婚驴）而产生的不满情绪都是例证。在那些貌似激烈、对撞的争执中，产生出了巨大的网络流量，但女权议题本身却并没能得到真正拓展，反而在很大程度上被资本吸收和利用。女权议题进一步紧缩，女权者也被再次被贴上“极端女权”的标签来进行攻击。在这个网络狂欢中，女权者之间对于这些议题的不同意见、各自辨析、争执和反思被忽略不计，在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话语模式中消失不见了。

冠姓权是女权的焦点议题吗？

女权议题被限制在婚姻家庭领域内，很多议题就被消解了，或者被认为不那么重要。如今在很多女权者看来，婚姻家庭就是万恶之源，是压迫女性最深重的反动机制。个人要实现独立、自由，过上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就必须反婚反育，把精力花在学习、工作上而不是用于经营亲密关系和亲子关系。家庭生活被污名化，职业生活则被浪漫化。大家关心最多的不是职场平等权益，而是个人要如何奋斗，走上事业巅峰，成为人生赢家、女权典范。

然而，在全球这个新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并存的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并不容易。经济的迅速发展看似带来无数机会，但竞争也异常激烈，常常让人喘不过气来。几乎每个人都在超时工作，疲累不堪，离成功却总是遥遥无期。对于这些刚走入社会的女青年、新中产阶层女性而言，亲密关系和生育正在成为奢侈品。放弃婚育可说是要争取独立和自由、实践女权，也可说是对不如意现状的一种消极应对方式，因为我们在放弃传统婚育模式之后，似乎也没能创造出更多更好、更具诱惑力的亲密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话语模式，已经截断了中产阶层与激进主义的联系，如今被认为激进（也称为极端）的女权观念，多是改头换面的保守主义回潮。比如指责已婚妇女生育是“代孕”（你们生的孩子随父姓，不是代孕是什么），呼吁女性单身生育、去争夺冠姓权，就多多少少带有一种通过打造新女德标准来控制女性身体的意味。女性的子宫在这套话语模式中成为争夺的舆论场，其背后遵循的正是极其传统和保守的性别观念，即一个女性的价值仅仅由其婚姻和生育状态来决定。

冠姓权何以成为某些女权者的焦点议题，它到底是不是一个重要的女权议题？我们需要仔细辨析。很多人说的冠姓权，是特指孩子要随母姓，但这个所谓的母姓，追溯上去也是母亲的父姓，不是真正的母姓。多少年以来姓氏传承就一直是父系，我们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发生的变迁，我们找不到记录，因而也就不可能再找到自己的母系姓氏。在这种背景下，争夺冠姓权往往会变成男女双方的父系家族之争，显然也是一种保守意识形态。而且，争夺冠姓权会不会演变成父母对孩子的控制权争夺，从而忽视了孩子的个人意愿，也是需要质疑的。

那么，关于冠姓权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新的赋权方式，既能破除封建父权家庭的残余影响，比如是否可以给孩子起非父姓也非母姓的姓氏，取百家姓里面本来不存在的姓氏；又能充分保障孩子的权益，如想办法让孩子参与进来，让姓名真正体现她（他）的个性和喜好，而不是用于表明某个家族传承关系。这些想法现在看起来有点乌托邦，难以实践，但网络给了我们更多的尝试空间，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定义和修改自己的名字（网名），如何能在现实中也享受到这样的自由，是一个需要探讨的议题。

现实中的冠姓权之争：以司法实践为例

最后，在讨论冠姓权时，也不要忘记现实中女性的实践，她们正通过对冠姓权的争取，尝试去撼动坚固的父权结构，从而促使社会趋向于性别平等。那些处于亲密关系中的女性，出于维护关系的需求，大多会同意孩子随父姓，所以现实中就冠姓权产生纠纷的案例多发生在关系结束后，抚养孩子的女方会想要孩子随母姓。在这种情况下，女方要如何操作，可能遇到哪些阻碍呢？在裁判文书网查阅相关案件可知，法院的倾向是尽量不更改孩子姓氏，所以女性要让孩子随母姓，最好是一开始就登记为母姓。如果孩子最初随父姓，要更改就比较困难。离婚后母亲单方面要给孩子改姓的大多会被拒绝，即使成功改姓，男方提起诉讼后也有很大概率会将孩子的姓氏再改回来。

在这类判决文书中，法院经常提到的依据有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的复函，如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变更子女姓氏问题的复函》：一方在离婚后，未征得另一方同意，单方面变更子女姓名，这种做法是不当的。如果一方不同意给子女改名，应说服另一方恢复子女原来姓名；2002年《公安部关于父母离婚后子女姓名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简称《批复》）：对于离婚双方未经协商或协商未达成一致意见而其中一方要求变更子女姓名的，公安机关可以拒绝受理；对一方因向公安机关隐瞒离婚事实，而取得子女姓名变更的，若另一方要求恢复子女原姓名且离婚双方协议不成，公安机关应予以恢复。

然而，这些文件并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效力有限。有一个案例就对公安部的《批复》进行了质疑，该案例中派出所没有要求女方提供前夫（孩子父亲）的同意就给孩子改了姓，男方提起诉讼后，一审法院根据《批复》撤销了改姓。女方又提起上诉，二审时得到支持，判决孩子随母姓。裁决书中，法院认为《批复》中的“公安机关可以拒绝受理“，反之亦可理解为“可以受理”，不应理解为“应当拒绝受理”；“对一方因向公安机关隐瞒离婚事实，而取得子女姓名变更的，若另一方要求恢复子女原姓名且离婚双方协议不成，公安机关应予以恢复“，如果一方提出申请时没有隐瞒离婚事实，就不属于“应予以恢复”的情形。由此可见，更改子女姓氏要求父母协商一致并不是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派出所和人民法院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从以上分析可知，要给这些争取冠姓权的女性提供支持，可从多个方面入手。一个是个体层面，有一些具体的操作性建议，如何申请更改姓名、如何去起诉等。另一个是社会层面的倡导，包括政府倡导、机构倡导、媒体倡导和公众倡导等。社会倡导可从多方面督促国家机关、机构办事人员转变思路，提高民众对子女随母姓的接纳程度，从而减弱和消除女性争取冠姓权中的障碍。媒体曾报道的安徽长丰县给随母姓家庭发放奖励，就是政府倡导的一个成果，不过该举措的实际效果尚不太清楚，后来性别比失衡的现状好转，应该是当地实施性别平等项目的综合效应，不全是“姓氏革命”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