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回忆录、忏悔录的区别何在？

编者按：本书可谓是回忆录和自传这种文体本身的“传记”，从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到畅销书作家奥古斯丁·巴勒斯的《拿着剪刀奔跑》，从尤利乌斯·恺撒到美国总统尤利西斯·S. 格兰特，从马克·吐温到当代幽默作家大卫·赛德瑞斯，不论是古罗马时期的战记，还是当代的名人回忆录，从古至今，纵观回忆录这种文体的前世今生，穿行在粉饰与真实之间，揭开自传体作品的文学密码。

自 1907 年埃德蒙·戈斯的《父与子》（Father and Son）出版以来，大量非政治家、非世界名流的回忆录喷涌而出。这些作品主要是由“独立事件”而非“持续状况或典型模式”组成的。（政治家和名流的回忆录另当别论。）而且，这些独立事件并不只是作为插曲存在，它们出现在一页又一页无穷尽的对话中。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话比大段阐释更易读，更有力。然而，确切的词语比具体事件更难记住。我不能准确地复述我妻子今天早上吃早餐时对我说的话，半个世纪前我的一年级老师说过什么就更不用谈了。罗伯特·德·罗克布吕纳是少见的认识到这种局限性的回忆录作者，他在《我童年的遗嘱》（Testament do mon enfance，1958）中写道，他只能在脑海中准确地重现童年时听过的几个单词，比如他母亲曾坚决地说：“是明天！”（然而，他不记得这个“是明天”说的是什么事了。）可以说陡然间，科学依据、法庭证词和《纽约客》所要求的那种完全的准确性，在自传中不复存在了。

自我暗示也是个问题，它的影响不亚于警察或检察官提出关键问题时所施加的压力。写自传这件事，与回忆这种无主观倾向性的行为完全不同。在对各个事件、情节和人物进行描述的表面下，是对自己一生的诠释。隐含更深的是，作者希望证明把自己的人生写出来这件事具有合理性，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讲了个有价值的好故事。此外还有评论家乔治·古斯多夫所说的自传作者的 “原罪”：当人们已经知道了某段过往经历所产生的结果，就难免会对那段记忆产生曲解。哪怕精确的记忆的确存在，在这般压力下它又如何能不被动摇呢？因此，事实是，一旦你开始写自己人生中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还想把它写成别人可能感兴趣的样子，你就会开始降低真相的标准。19 世纪，卢梭的后继者中思想更成熟的一些人认识到了这一悖论，其中包括司汤达，他说：“我没有说我在书写历史，我只是记下我的记忆，以便别人猜测我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路易斯·古斯塔夫·瓦珀罗在 1876 年的《通用词典》中，界定了记忆与真相之间的差异，还针对三种类别（自传、回忆录、忏悔录）提出了新奇的分类法：“自传留有大量的想象空间，回忆录精确地陈述事实，忏悔录完整地说出真相。”英国评论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父亲、在 19 世纪后期热衷于倡导生平写作的莱斯利·斯蒂芬走得更远，他预测说往后的评论家会庆幸记忆和确切事实之间存在差异：“与其他类型作品不同的是，自传可能会因其中的失实陈述而变得更有价值。”

到了 20 世纪初，自传已经濒临崩溃。它承受了来自社会阶层的差异、公共与私人的对立、坦率的限度等多方面的巨大压力——这些会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探讨。问题的关键还是易犯错误的记忆，以及“真相”的混乱本质。思忖至此，一个认真的作家怎样才能书写自己的人生呢？ 20 世纪初，马塞尔·普鲁斯特做了一个极佳的选择，那就是让自传在想象的加温下慢慢升腾，最终被塑造成小说。另一种选择是承认目前的困境，然后往前看。亨利·亚当斯在自传中以特有的第三人称视角来讲述自己，率直、无畏且超前，像是美国版的卢梭。他写道：“这就是他记忆中的旅程。实际情况可能有很大不同，但实际的经历没有教育意义，记忆才是最重要的。”

亚当斯在 1905 年写下了这句话。几乎同时，马克·吐温也在写自传，他同样承认并接受了回忆的局限性：“我时常想起，我弟弟亨利刚刚一周大时，闯进了门外一堆柴火里，那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三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坚信这种幻觉，认为这件事确实发生过，这就更了不起了——因为这件事根本是不可能的，他当时还那么小，连路都不会走……多年来，我一直记得我自己六周大的时候，曾伺候祖父喝威士忌，但现在我已经很少提起这些了 ；我老了，记性也不像年轻时那么好了。年轻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真的发生过这件事，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但现在我的机能正在一天天衰退，可能过不了多久，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而我以为自己记得的也许反倒都是从未发生过的事。”

书名：《伪装的艺术：回忆录小史》

作者：[美]本·雅格达 著

出版社：未读·思想家·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