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相 | 消失的女友,被掐断的前程

2020-07-01 10:1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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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卉
本文为镜相栏目独家首发非虚构作品,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文 | 胡卉
编辑 | 刘成硕
1
2018年11月的一天晚上,岑琴的母亲突然收到一条短信:“岑琴病了,要去冶病,请把尸口本寄来。”
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却有两个别字,但意思让人明白了。话也可疑,治病怎么要户口本呢?又不是办结婚证。莫非是传销?这号是江西的,岑琴难道从佛山去了江西?可是岑母一时顾不上这么多,两年来,包括派出所报案的成绩在内,这条短信是关于岑琴的唯一音讯,必须牢牢抓住。
岑琴的户口原在出生地湖南宁乡,因第一次婚姻转到了邵阳的婆家,后来一直没去办理迁移,她母亲的手上什么也没有,但还是先答应对方:“好,户口本太重要了,邮寄怕弄丢,我亲自送来。你告诉我详细地址吧。”
跟岑母同去江西寻乌县的,还有她四个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侄子。怕起事端,他们先去派出所请了两位民警同行。地广人稀,山重水复,他们曲曲折折地跋涉了两天才找到那户大山里的人家。出发时是11月18日,岑琴28岁生日前一天,相见时已是20日早上。广袤巍然的群山之中,两间破小的黄土屋,门前一块杂草丛生的土坪,几只母鸡跑来跑去,屋里屋外地拉屎。岑琴戴着一顶高高的鲜红的毛线帽,从土坪这头走到那头,从那头走到这头。她穿一身老太太的红底黑花的睡衣裤,裤管短而肥大,向上吊着,露出她纤细的小腿,脚上也是一双老太太穿的蚌壳形状的黑棉鞋。她扫了一眼来人,眼神空洞无物,毫无悲喜,慢慢的,她把目光移留到她的母亲身上,好像在回想什么。
此情此景,母亲起了哭腔:“我的女儿啊——”
没有反应。没有人喊妈,没有拥抱,没有笑,没有哭。什么也没有。岑琴收回眼光,继续从土坪这头走到那头,那头走到这头,她的母亲这才发现她肩胛骨上下耸动,走路一高一低,幅度大得像在踩坑。她完全瘸了。鞋面和裤脚上沾满了鸡屎,她也毫不在意。她露出的手背皮开肉绽,血块正在凝固。两天后,她的母亲带她回湖南的家,给她清洗身子时,将会发现她的身上淤青重叠,伤痕累累。
一个身板精瘦、面相很凶的老妇,一只手抱着婴儿,大声叫她的儿子过来,那男人正像孩子玩泥巴似的在屋檐下和一堆黄泥,也不搭理人。老妇很生气,拿扫把去打他:“来贵客了,你瞎啊,还不快去搬凳子!”
那男人再看来客,脸上堆起讨好的笑,忙从兜里掏出身份证给大家看。他四十三岁,看上去像六十三岁,穿件砖红色的旧棉服,铅色的棉絮从绽开的洞口跑出来,粘得满身都是。他比岑琴矮一个头,秃顶,外貌令人不适,一张鞋拔子脸,下巴伸得跟鼻子等长,眼睛和耳朵不对称,模样奇形怪状的。问他过往,他用夹杂着江西话的普通话讲,他是在佛山顺德做快递员时认识的岑琴。那里有个公园,一些年轻人喜欢去,当时有四五个男人在追岑琴,岑琴选择了他。因为有一天,她在公园的林间道上发了什么病,倒在地上,浑身哆嗦,抱成一团,直叫冷,冷,妈妈冷,是他把她带回了出租屋。
岑琴的母亲用方言跟侄子们说:“不要信他的鬼话。”她握紧拳头把指甲掐进肉里,才尽可能抑制自己的愤怒和眼泪。她跟侄子们解释说,岑琴当时有十八九万积蓄,是她多年工作和省吃俭用攒的,现在身上一分钱也没了,手机也没了,四五个男人追求她?屁话,都是追她的钱去的。
男人说:“我没有见过她的钱。”
“钱散了就散了,那人呢?你们为什么虐待她?”母亲心如刀绞,提起岑琴的手背对质,岑琴吓得抽回去,嘴里呜呜咽咽的,跑进屋里去了。那婴儿忽然笑出声来,一下子又哭了。也是一个女儿,一岁两个月大了,脸庞圆圆的,肤色雪白,衬得眼睛黑溜溜的。跟她同母异父的姐姐一样,她俩完全复制了母亲的容貌。
老妇话讲得梆硬,说她不是无故打人,是因为岑琴不会带孩子,白吃了她家的粮食,打得多,就乖一点。
听得在场的岑琴的堂兄们悚然,这个世界到底包含有多少个迥异的世界?
 
2
十五年前,小学升初中的那个暑假,一天傍晚,岑琴的爸爸第三次来到我家。两家相距三四里,他家靠公路,我家靠山,中间隔着水坝和稻田,他抄近路,走田埂来的。天还没有黑透,灰蒙的光笼罩着整个村野,妈妈为了省电,没有开灯,屋里很暗,客人随意拖把椅子在门外坐下,妈妈把茶水端了出来。我当时十三岁,拘谨而担忧地站在一旁,看着客人高大肥胖的身躯把小木椅压得咯吱响,生怕他会把椅子坐坏,摔在地上。我们的山镇

我们的山镇

他跟我妈妈建议道:“您也把女儿送到县城实验中学去读吧,乡中学教学质量不行,她学习好,又跟我家岑琴是好朋友,她俩能做个伴儿。”
妈妈停下手里刨的丝瓜,看看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摇了摇头:“县里的学校太贵了,我们家送不起。”
妈妈持家勤俭节约,因为爸爸靠手艺挣来的钱来之不易,也没有多余。岑家是开加油站的,在大公路边上,住一排金黄色的大楼房,门前四根大柱子撑起正正方方的水泥雨棚,两台红白相间的大加油机非常醒目,都是仿照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的格局来的。岑家的加油站红红火火地开了十多年,把当地和过路的卡车、面包车、拖拉机、小汽车和摩托车的生意都独揽了。
岑叔讲教育,讲孩子,比对乡中学和县中学,都有道理,也有明证。一个月前,他家刚办了一场盛大的升学宴,亲朋所赠的锦绣前程和鹏程万里的匾在大厅墙上挂不下了,只好靠墙叠放在角落。他的大儿子岑笛考上了上海财经大学。在岑笛之前,上海北京那种地方,听起来像天上的风,从来没有跟我们湖南这个荒僻的村子产生什么交集。而岑家的小女儿岑琴去考县城的实验中学,也顺利考上了。
我妈妈感到很不好意思,反复讲,绝不是我家不把女孩当回事,实在是没钱,送不起。哪怕岑叔帮着出了学费,还有生活费、寄宿费、书本费、来回车费,开销太大了。岑叔走后,妈妈叫我不要介意,我家的情况是大多数,岑家是极少数,因为整个小学也只有岑琴能去县里读初中。
就这样,我跟童年时最好的朋友分开了,告别了每天放学去她家一起做作业的日子。她的房间宽敞洁净,桌子很大,很白,有一个圆弧形灯罩的台灯,灯光也是白色的。她的爸爸脾气很好,总是笑盈盈地端来豆奶和水果。做完作业,我们在二楼玩躲猫猫,她家房间特别多,门一道穿过一道,家具又多,像个大迷宫,找个人要找好久。
那时,我个性羞涩软弱,常被其他同学欺负,动不动就哭,班里只有岑琴这一个朋友。她个子很高,外貌秀丽,开朗镇静,也不怕事,没有人欺负她。她好像很痛恨我的怯弱,有几次用大人那种恨铁不成钢的语气指责我:“只晓得哭,哭有什么用?人家打你骂你,怎不打回去,骂回去?”我实在没办法打骂回去。于是有次她气不过,狠狠地骂了那个把我书本点燃当火把玩的小男生。
在乡中学读初中时,我收到岑琴的信。信是她爸爸去县里看她,带回来给我的。她开头写,my dear friend, how are you going on recently? 我们都是初中开始学英语,但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句子对我而言太复杂了。我只好拿去问英语老师,老师说,没别的意思,你朋友问你过得好不好。我回信:岑琴,我过得不好,我没有考上重点班,初中的知识太难了,我怕是考不上高中。你在县城很好吧?那里一定很先进,我为有你这样一个朋友而自豪。加油。岑琴回信鼓励我,写了很多格言,有志者,不经历风雨,宝剑锋从磨砺出,并树立了一起考县里最好的高中的目标:亲爱的朋友,三年后,一中大门,不见不散。
初中的知识太难了,我没能考上县里的一中,去了另一个更加偏远隔绝的乡镇读高中。妈妈安慰我,那是刘少奇的故乡和母校,去吧,很光荣。我嫌碍路远,倒车多次,一路呕吐,泪眼模糊分不清东西南北,后来三年里连家都很少回。岑琴,听她爸爸讲,她成绩本来考一中没问题,但到最后一堂考试,心理压力太大还是怎么,她实在顶不住了,拿笔的手抖个不停,不受控制,只好弃考。按实验学校约定,没有考上理想高中的学生,可留在母校读高中。实验中学也不错,每年有两三百人考上大学,二三十个考上重点大学。但岑琴显然对这个结果不满意,她是那种理想化、心气高、个性强的女孩,也生怕己不如人。我们的约定落了空。加上分开日久,各自有了新的朋友,忙于新的困难,所以后来有三年时间,我跟岑琴没有见面。
 
3
2007年暑假,马上就要进高三了,有天中午,我路过岑琴家,看见她爸爸一瘸一拐地从屋里出来,给一辆红色的大卡车加油。我们站在加油机前聊了几句,他笑着夸我长高了。可是,他老了,脸上的表情皱得像张风化了的薄脆的纸,五十岁人,头发全白了,稀少的几根无依无靠地挂在头顶,身材却像气球似的膨胀起来。一条右腿残废了,是因为家族遗传的风湿病,骨骼和神经受损严重,又引发了一次中风。他平时都躺在床上,只有听到屋外车子鸣笛才爬起来。给车加油的活儿他能做下,不过加油站快要拆了,考虑到安全隐患,国家不再允许私人办加油站。想望去路,岑琴的妈妈出远门打工去了。
岑琴在二楼房间学习,我上楼去找她。她在最里头最安静的一间房。我自己长大了,于是感觉印象中空旷宽敞的房间变得低矮了,金黄色的门窗和大块的莲花图案的地板,都变小了。八月的日光毒辣,气温很高,墨绿色的窗帘好像远在五月之前就拉上了,看上去像墙壁一样坚固,底下铜色的流苏静止不动。世界的生机与喧嚣都被阻隔在外,室内显得不很亮堂,因无人打扫,所到之处落满灰尘,蛛网残破,瑞草枯萎,有种电视剧里深山古墓、独孤修行的味道。我敲门,岑琴在里面嘟囔了几句,似乎不耐烦。我说我不是你爸呢。她马上开了门,穿着松垮的睡衣裤,一头短得像男孩似的浓密黑发全竖起来,模样有点滑稽。她揉着没睡醒的眼睛,把眼镜戴上,看清我后,笑起来。她笑起来还是以前那样,噗嗤一声,然后咯咯咯咯一串,笑声不见,甜美的微笑还留在脸上。她肤白如雪,笑时嘴角露出两个酒窝,后来我看电影里的许晴一笑,就总是想起岑琴。
她招呼我进去,一边说:“昨晚学到三点多,很困,刚睡了一会儿。”
我感到吃惊:“这也太勤奋了吧。”
“马上高三了嘛。”她笑。
房间里很黑,她把灯打开,我这才看见桌子上堆积如山的书,都眼熟,《黄冈兵法》,《重难点手册》,《三年高考五年模拟》,摊开的书、试卷和本子上,用彩笔划着横线和波浪线。桌子抵着白墙,抬头可见墙上贴着“清华大学”四个大字,绿光莹莹,浓墨重彩,看样子涂抹了无数遍。“清华大学”的周围,贴满了粉的黄的蓝的便签条,上面密密麻麻的字迹,细看才知是各种知识点。她一点没变,依然是那种相当自觉、毫不松懈的学生。她讲,照目前的排名,她大概能考个哥哥岑笛那样的大学,不过还有一年时间,一年大有可为,人的潜力是无限的,你不逼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她立誓要考清华。
清华一般人不敢想。我们县,十五所高中,近两万人,丰收年也就三五人能上清华。我觉得硬要去想,这两个字就会让人不太舒服,谈论它就更不舒服了,实践起来呢,难道不会数一不舒服吗?我坐在岑琴的床头,听她踌躇满志,大表决心,不仅没有感受到激情和希望,反而有种紧张的压迫感。我很想马上离开那个封闭阴暗的书房,抖落掉任何关于国家最高学府的空想,就像抖落衣服上讨厌的灰尘。
高三太忙了,我和岑琴都没有写信。我排队去公共电话亭打的稀少的几个电话,都是打给妈妈。
最终我考砸了一点,但是不影响大局。听说我是周边考得最好的,父母便喜滋滋地办了升学宴。没想到岑琴也来了。我们相见很高兴,一起去镇上的照相馆拍了当时流行的大头照,脸贴着脸,大笑,摆剪刀手,戴一样的猫眼墨镜。我没有想到这会是我后来珍藏的最令人心碎的照片。
岑琴讲,她要去广州读大专。我大吃一惊,劝她去复读。她解释道,并不是单纯考场上发挥失常,所以不去了。我很不解,那是怎么回事?她讲,到高三下学期,她成绩就直线下滑,滑到二本线以下了。越到后面,她觉得压力越大,神经绷得紧紧的,好像不是自己的神经了,一点也不受她的控制,想学但没办法集中精力,七想八想的,连觉也睡不了,真是折磨。医生给她开了治疗神经衰弱和安眠的药,她认为那些药物损害了她的记忆力。我听得惊异又难受,她却好像不比我伤心多少,语气寻常,似乎已经接受了理想失落的事实。
高考后的两个月暑假,奇热难耐,我们闷在家里,无处可去。岑琴说,我来你家住吧。我很欢迎她,不过也心存疑虑,她爸爸一人卧病在床,她住我家,谁帮病人洗衣做饭呢?但我没有问。岑琴在我家住得顺意,过了大约十天,她拿出橡皮筋捆好的六七十块钱,塞给我妈妈:“婶婶,这是饭钱,我十天给您一次。”我妈妈自然推掉,她便摩挲着钱,放进口袋,很尴尬地杵在那里,一副落落寡欢的样子。可能是没有要她的钱,也可能是我把自己的疑虑不小心流露了出来,对她的行事方式现出了不满,她住了十天后就回去了。
我帮她打包衣物时,她讲:“我不想待在自己家。我很怕闻到我爸爸身上那种风湿病的气味,我很怕很怕啊。”当时我并不知这话什么意思,只是她那双忧虑的湿漉漉的眼睛,让我一直不能忘记。
自那天分别后,我十一年没有见到她,从谁那里也问不到她的联系方式。加油站拆了,金黄色的大房子门窗紧闭,空无一人。她的爸爸住进了敬老院,再次中风后,完全瘫痪了,一句话也问不出来。我与岑琴再见面时,谁能想到,是在市精神病院。长歌当哭,我的朋友啊,我生命的另一支流。
 
4
这十一年里,我读大学,恋爱,工作,结婚,生子,南北辗转,城乡腾挪,大体而言,照一个普通人那样过着比较平静的生活。然而,从孩子到成人,从无到有,去建设一个普通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也常需要十分的努力。身边的朋友大多如此,失去联系的岑琴,我想也是一样,正忙于她的建设吧。
2019年初冬,我从深圳回湖南乡下看望祖父母。有天傍晚,我陪祖母去卫生院打针,天黑得很早,四野空旷,空气中有被收割后的稻禾沤烂在泥土里的气味,公路上的路灯亮起来,影影绰绰地照出近旁茂盛的杂草,远处的房屋因停电而隐入魆黑的地界,浸没在群山起伏的暗影之中。经过岑家的房子时,我看见三四个人影在门口晃动,往屋里去了。
祖母忽然长长地叹口气,搓着眼睛说:“再也没有比岑家更可怜的了。爸爸瘫在敬老院,请人接屎接尿,每个月要两千多。岑琴住进精神病院了。岑笛遗传了他爸爸的红斑狼疮,大脑和肾坏掉了,坐上了轮椅,离了婚回来。上海的两套房子和两个孩子都归了女方,他妈妈在照顾他。妈妈负担多重,这些年在广东又做包子铺,又做那什么,得了病回来。好好一屋人,几多凄惨啊。”
我听得头皮发麻,晚上做梦全是岑琴的脸,模糊不清,像一团又一团的雾。
第二天上午,我去拜访岑家。岑琴的母亲坐在门口晒太阳,以前加油站的四根大柱子和雨棚都被拆除了,没来得及修补,残破的暗红色砖头裸露在墙外面,在阳光的照耀下十分刺眼。岑母年轻时是当地数一数二的美人,如今年过六十,依然白皙秀丽。她穿着深蓝色牛仔裤,黑色紧身毛衣,外面套一件红色的花朵薄棉背心,头发染了棕色,因为掉发严重,头顶空疏了。两道很粗的黑眉始终拧紧着,一秒也不能放松。她的打扮不像老妇,更不像患了不治之症的人。我想起前一天晚上有位医生告诉我,她刚回来时,和大家打麻将,身下老是来脓水,老是跑厕所,后来大家就怕,不怎么跟她来往了。我看着眼前人,觉得敞在我们面前的雪亮如瀑的阳光和过分清晰的大地叫人晕眩,我感到太阳穴一阵抽搐的疼。
我问起岑琴的情况。做母亲的非常欢迎女儿的朋友,忙起身搬椅子招呼我坐,快坐,多年不见,一定要好好说说话,一起吃顿午饭,然而提起女儿的名字,她即刻眼圈通红,垂头抹起泪来。她克制着自己,眉心处愁结成两道刀刻般的深印子,悲叹道:“岑琴那么好一个女孩儿,弄成现在这个样子,我真不能想啊,不能想啊——”
2011年,岑琴从广州一所航空航天院校毕业后,去了佛山工作,在一家电子厂做采购,认识了同龄的男孩邹剑,恋爱了。邹剑是邵阳人,邵阳在湘中偏西南,我们宁乡地处东北,隔得虽远,也算湖南同乡,口音相近。他大学本科毕业,兽医专业,戴一副金属眼镜,举止斯文,讲话细思慢想,似乎优柔瘦弱了些,但看上去是那种老实顾家的乡里伢子。邹家务农,深山中土地狭窄贫瘠,耕作方式落后,家中十分清贫,二老跟亲家讲,实在拿不出彩礼,但肯定重情重义,会把儿媳妇当亲女儿对待。岑琴父母考虑,两个孩子感情好,小伙子人也不错,女儿算是下嫁,过去应该会得到疼爱,婚事就同意了。婚后,岑琴的母亲拿出五万块陪嫁,支持女婿学以致用,在佛山市街开了一家宠物店。新生的小家足以平顺度日。
婚后一年,岑琴产下一女,小名妙妙。公婆不满,觉得累赘,从月子期起就频繁恐吓她,讲要把妙妙扔掉和溺毙的话。矛盾渐起。后来,因岑琴父亲瘫痪,怕自家儿子受拖累,公婆更是对她多了想法,挑拨、怂恿、威胁儿子必须离婚。丈夫怯懦怕事,岑琴本着一份自尊,同意了离婚。宠物店由男方补贴给岑琴两万五后归男方所有。女儿妙妙归邹家,放在邵阳农村抚养,由岑琴每月出两千元抚养费。在岑笛看来,邹家争抢妙妙的抚养权,并非舍不得孩子,而是想以此获得一份收入。按岑琴婚前在电子厂的情况,她有能力月薪四千。而为岑琴未来再嫁作考虑,别人都劝她放弃抚养权。这是2016年11月的事,岑琴26岁。后来,更多的事情和转折都发生在11月,岑琴的生日也正是11月。
离婚后,岑琴还是留在熟悉的佛山找工作。在珠海开店的母亲担忧她经此一变,心情不好,转让了包子铺去陪伴她。那天,她们约好在汽车站见面,正是中午,广场上人少,母亲四处张望,远远地看见女儿踉跄着奔来,身体失了平衡,腿脚像被草绳绊住了似的笨拙沉重。母亲惊骇不已,眼前闪现丈夫第一次类风湿发作后右腿变形的关节,难道女儿有遗传吗?她忙带岑琴去看医生,查出是脊椎受一条小神经压迫所致,医生说,年轻人的通病,电脑和手机用太多了吧。听上去没有大碍。
离婚后两三个月,岑琴总是闷闷不乐,一天到晚讲不了几句话,吃饭也没胃口。她不想要母亲整天围着她转,直劝母亲回珠海做自己的事,她自己能照顾好自己,而且,坐吃山空怎么行?为了避开母亲,她经常跑出去,手机关机,几天联系不上。那时,在上海的岑笛一切平顺,请母亲和妹妹去同住,相互照顾,岑琴拒绝了。她跟母亲说,她不愿去添麻烦,哥哥家四口人,嫂子和两个孩子每天挤在家,空间也不够。母亲把这话跟岑笛说了,岑笛要给她俩就近租房子,岑琴又说,不了,上海太冷了,留在佛山过冬更好。她冬天尤其怕冷,有时,身体发寒,打摆子一样,裹着两条棉被也冻得直发抖。不过那段时间,更让家人放心不下的是她的精神状态。
有一次,岑笛试探着问:“妹妹呀,你不会是得了忧郁症吧?”
“我没病,”一听这话,岑琴很生气,“我没病。哥哥,如果我有忧郁症,就会去跳楼呀。”
母亲很忧心,恳请女儿让她陪伴,去看一次心理医生。岑琴不去,母亲哀求,看一次,一次就行。
那天,母女像被无情的宿命当头棒喝。会诊的心理医生恰好跟岑琴前夫同名。这个名字像个圈套似的,套中了岑琴的脖子,拖拽她,让她喘不过气来。医生问什么,她都答不上,身体僵硬,结结巴巴,每吐一个字都相当艰难,神色分外痛苦。医生觉得古怪,随手拿起桌上一把剪刀敲击她的手背手臂,试探她的反应。她惊恐地跳起来,魂飞魄散,大喊大叫,推门撞墙地冲了出去。这一次逃跑,仿佛她决定了无论如何要从过往的世界,也从忧愁的母亲身边,远远地逃掉。接下来两年,岑琴失联了,直到她的母亲收到那条讨要“尸口本”的短信。
 
5
2019年十一月的一天,临近中午,出租车把我送到宁乡市精神病院的住院部大楼,我忽然记起自己两手空空,忘了去超市买点水果零食。于是,我折身向外走去,太阳很大,天空很高,云朵和高楼离人遥远,世界显得分外空荡。我的身后,几个精神病人趴在六楼铁窗上,对着空气翻来覆去地唱:“长江,黄山,长城,黄河——长城,黄河,长江,黄山——”我听着歌声居高临下,浩浩荡荡地飘落在我的后脑勺上,一面想着岑琴的母亲说的,到七楼,找龚医生。市精神病院

市精神病院

住院大楼一楼暂且空无一人,电梯旁贴着各楼层的介绍,顶层七楼是女病室,六楼是男病室,往下是按疾病门类和轻重划分的治疗室。电梯门一开,正对一堵白墙,墙上一格狭长的铁窗,里面光线昏暗,人头攒动。尽头有一张不锈钢门,里面是会客室,会客室还有一道门,通向走廊、病室和医生办公室。很多病人在走廊里来回活动,趴在门上往外张望。我按门铃,里面医护在问:“找谁?”
我说了岑琴的名字。我第一次来精神病院,虽然暂时什么都没见到,但心里已经很不是滋味。
护士四十多岁,体型壮实,气质刚毅。她打开门,让我在会客室等着,又锁好门,脚步重而急地往走廊深处去了。她大声喊:“岑琴!岑琴!出来!”几个病人跟着学:“岑琴!岑琴!出来!”回声不绝。
会客室大约八平米,有扇窗可以看到我们的小城,远处是高耸冷峻的棕色楼宇,近处是棚户区低矮的石棉瓦屋顶,屋顶自留的水泥空地上,架着竹竿,搭晾着洁白的冬瓜条,照这种日头,一天就可以晒得六七分干了。一个女人在晾晒床单被套,她踮起脚微微吃力,但还是把手上的每一样物件都抻开捋平。她手上那床当地最常见的大红色牡丹花毛毯,一在阳光下铺开,就成为方圆几里最鲜艳的景观。我被眼前这平凡而珍贵的生活感动得热泪盈盈。走廊里的人,她们还能重新拥有这份生活吗?
门开了,岑琴一瘸一拐地走来,绕开我,不抬头看人,找了个凳子坐下。她瘦极了,一米七几,九十斤不到,身体左右晃动,搁在桌上的双手震颤不止,窸窸窣窣地摩擦桌面,始终无法停下来,这使得她手背上蚯蚓般的紫色疤痕仿佛都活了。我握住她的手,小心问她:“岑琴,你还记得我吗?”
她抬起头来,一双眼睛凹陷得很深,畏畏缩缩地探视来人,眼珠闪烁不定,往上翻出很多眼白,不能聚焦视线。没有回答,没有出声。我一时无措,把这句话又重复了一遍。她的身子晃了晃,头也晃了晃,幅度似乎大了一点,我明白了,她给出了反应,她是在摇头,也许是说,不记得你了。
我拿出十年前高考过后我们一起去镇上拍的大头贴,选出一张她自己的照片,那时,她穿着蓝色的短袖,笑容明朗,眼睛清亮,如今却永远被摧毁,消失于空茫。她同样不再记得年少的自己。过去的记忆丧失了。那她的未来呢?一小时后,她的医生会摇着头告诉我:“岑琴的情况很差,只会越来越差。”
我忽然想起包里的食品,问她想不想吃零食,说着撕开一袋饼干。挑选的时候,我买了很多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小动物饼干,小浣熊、小猴子和小狐狸,曾给我们带来多少快乐。你味觉上的记忆还在吗?
岑琴毫不在乎自己吃进去的是什么,饼干、面包、香蕉、苹果和豆奶,无论给她什么都是狼吞虎咽地吃完,饿疯了一样,也只有在这食欲爆炸的片刻,我才看到一个被不幸和疾病摧毁的年轻身体里,依然充满力量和渴望的一面。
门上趴着三四个围观的病人,一个六十来岁的病人从门栏里伸出手来,在空气中抓来抓去,几乎哭了:“姐姐,给我一点吃的吧,给我一点吃的吧。”一个面色饥黄的孕妇不停地哀求:“姐姐,借一下手机给我吧,老公很久没来看我了,我想给他打个电话。”孕妇的身后,有个光着身子满身褶皱的病人嘻嘻笑着,不停地拉扯她的衣裤,叫她走,走,走啊。孕妇拍打那人的手,很想打掉这颗黏在她身上的顽固的苍耳子。
相比这些病友,岑琴始终沉默。她完全丧失了语言能力,没法吐出一个字来。她的遭遇,她的苦难,被吸入某个幽深无底的黑洞,再也没有打捞和发声的可能。
后记:
在我拜访岑琴的母亲时,老人最喜欢给我看的照片和视频,不是岑琴本人,而是岑琴的两个女儿。小女儿一岁多,咿呀学语,叫妈妈妈、马马马妈,旁人笑,她也笑,稚嫩不清的童音多么可爱。大女儿如今四岁了,外婆手机里只有她两岁时的样子,扎两条小辫,能说会唱,蹦蹦跳跳,仿佛无忧无虑。两个女孩儿都爱笑,笑容里藏着岑琴的影子。
我想起《悲惨世界》里冉阿让对养女珂赛特追忆她的母亲:你的母亲叫芳汀,为你她吃了很多苦。你是那样幸福,而你的母亲是那样的不幸。
你们的母亲是那样的不幸。
她的不幸是为了什么?她的女儿们会收获幸福吗?她们会听说母亲的故事,了解她苦难短促的一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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