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频道的人②|田中功起:我们正在见证当代社会的脆弱

朱晓闻

2020-05-22 16:0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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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田中功起相识于2013年的洛杉矶。当时,他正为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是欧洲最重要的艺术活动之一,与德国卡塞尔文献展、巴西圣保罗双年展并称为世界三大艺术展。)进行最后的冲刺。这位出生于1975年的艺术家貌不惊人,举止谦逊,比起艺术家的身份,乍一看更像一位循规蹈矩的上班族。然而,只要交流寥寥数语,便可感知其清晰的思维与表述能力,与众不同的世界观,以及对创作执着且把握精准。
 田中的艺术实践涵盖录像、摄影、特定场域的装置和社会干预性项目,观察对象看似为日常行为,实则在形象化的研究状态中,挖掘潜在的多重环境,探索逃脱日常思维和工作方式的可能性。譬如,2013年他为威尼斯双年展创作的系列作品,其中一部分是由五位陶艺家共同制作的一件陶器。在创作过程中,这些参与者边切磋,边完成任务,艺术家的团队则记录下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表现出的行为,旨在揭示微观社会的群体动态,而这也是对2011年日本地震灾难后人际关系与集体行为的研究。
 彼时,我受田中所托,为其处理那件有关陶器制作录像的部分后期工作,而忙于准备的田中直至启程前往威尼斯的两天前,才匆匆赶至我家取硬盘。当我打开房门,只见他的眉间正汩汩地冒出鲜血。原来,正当田中大步流星地走出电梯时,一头撞上了擦拭一新的落地玻璃窗,而取硬盘心切的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流血,而是扶着歪斜的眼镜架,径直走向了我家。在简单处理伤口后,田中接过我手里的硬盘,硬盘里存放着他心心念念要带去威尼斯的作品。我问他是否还能开车,他坚毅地点了点头。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忍不住来到他一头撞上去的落地玻璃窗边,只见上面清晰地映出半张人脸的印子——不久后,这个印记的主人从威尼斯返回洛杉矶,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他代表的日本馆获得了双年展特别奖,自己终于可以松口气,放缓紧张的脚步了。《一件由五位陶作者共同完成的陶器(静默尝试)》视频截图。  图片由田中功起提供

《一件由五位陶作者共同完成的陶器(静默尝试)》视频截图。  图片由田中功起提供

然而,此后的几年,田中的脚步愈发紧张,他的展览足迹遍布全球——从苏黎世到格拉茨,从埃因霍温到利物浦,从东京到横滨,从光州到台北。而随着我移居欧洲,我们也在伦敦、利物浦、柏林等地见过多次。
2020年2月,在第70届柏林电影节的论坛延展单元(Forum Expanded)上,田中放映了他的新长片《抽象/家庭》(Abstract/Family),此次他的研究对象为日本的混血儿群体,通过邀请几位混血身份的参与者共居一屋,作品剥茧抽丝般地探究他们作为少数族裔的心结与感悟。不同于普通电影的创作,兼任艺术家和电影导演的田中让视觉画面一会儿出现在影像本身的叙述结构中,一会儿呈现在影像后来的展览里,然后记录观众的反应,又切换到影像播放的状态,令画面在作品本身和展览现场之间转换着。每当观众以为影片已经结束时,反而出现新的延续与反思。这正好对应田中本人不局限于某个特定场域,总是游走于带有“临时”性质的创作界面的工作方式。田中功起在柏林电影节现场参与映后问答。照片由作者提供

田中功起在柏林电影节现场参与映后问答。照片由作者提供

对话田中功起
参加完今年2月份举办的柏林电影节,田中回到了京都。临行前,他向我表示,自己为日本的疫情深感担忧,虽然这和2月底时日本官方的说法并不一致,那么几周后,他当前的情况如何呢?当行迹在世界地图上频繁穿梭的艺术家不得不暂停旅行时,他又作何感想?
对此,田中表示:“记得去年初,我的工作计划曾一度非常疯狂,但最终,由于我在2019年4月的脑部手术而全部取消——原本,我计划于一月底参加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随后飞往雅典,二月在那里拍摄新作,之后在东京放映;原计划三月初去夏威夷及洛杉矶继续我正在进行的研究,再去圣保罗进行相同的研究之旅……由于脑部手术,我将计划横扫一空,这当然很可惜,但同时,我又从紧张不已的数月中解脱出来。我喜欢旅行,可现在,我不得不暂停下来,这令我得以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事?”
脑部手术对田中来说是一场幸运的劫难,经历过这场手术的他或许人生观得以改变。现在,他和同样身为艺术家的太太在京都定居,于是我不免问及他的新生活,以及是否受到疫情影响。
田中说:“京都是一座小城市——即使我住在城市边缘,只要骑20分钟自行车就可抵达市中心。我的住所很安静,远离拥挤的旅游区。其实,早年在洛杉矶的时候,我的生活方式就远离艺术界的聚会及社交,现在来到京都,继续这样深居简出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大不同。当我旅行到其他城市时,也会尝试与别人结交,参观当地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展览。所以,京都的生活安静而不单调。”
“其实,这种生活方式很适合应对疫情。无论如何,我大部分时间都‘宅’在家里,几乎所有会议都通过Skype进行,这跟从前没什么两样。今年,我计划在首尔和圣保罗开展览,并与来自广州的维他命艺术空间和东京的青山目黑画廊合作,而我们的交流并不需要面对面。就日常生活来说,我去附近的杂货铺或面包店购买食物(京都随处可见面包店,这是我搬去京都前没有料到的),有时和我的伴侣一同外出散步,这是一种简单而健康的生活,在新冠疫情暴发后变化不大。不过,学校、大型商店、博物馆甚至寺庙都还关闭着。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如何前往国外——至今尚未确定今年是否能出国亲手布置展览,这是我唯一无法在线完成的事情。即便那两次展览能够成行,如果当前的疫情持续很久,我也该重新考虑如何解决难以旅行的问题,毕竟,这会影响我的艺术实践。”
我对田中说:“你的艺术实践有一点很突出,就是对于社区在当代社会中含义的探究。而你近期的作品也开始更具体地面向在日本具有离散身份的人——作为一名艺术家,你是如何与边缘化的社区互动,并在项目中激活参与者的角色,而又不会滥用作为电影导演的权力?”田中功起,《抽象/家庭》,2020,101分钟,电影截图,图片由田中功起提供

田中功起,《抽象/家庭》,2020,101分钟,电影截图,图片由田中功起提供

田中说:“也许我很难避免电影导演这一角色赋予我的权力,但一般来说,我是这样面对的:项目的准备时间尤为关键,我会与主角进行初步的学习会议,且减少使用在艺术工作坊中常用的‘参与者’一词,与摄制组沟通时也不这么说。我认为建立小型的学习社区很重要——我们作为团队会共度一段时光,所以最好对彼此深入了解一番。由于我最近的项目都具有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当我提出关键构想时,会与了解该领域的专家、学者一起工作。我邀请他们参与前期的学习会议,并与主角和摄制组人员分享这些想法和特定的知识。这一过程中,我本人也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很多东西。
“我的身份不仅是导演或艺术家,还要担任整个项目的协调者及组织者,包括共享知识的过程。例如,在《抽象/家庭》的影像中,初步学习会议是社会学家劳伦斯·吉高·吉次对战后至今的‘半日本人’历史的演讲;第二场是博物馆馆长仓谷美佳介绍与社会政治历史相关的抽象绘画;而最后一部分关于美国后结构主义学者朱迪斯·巴特勒的理论,特别是社会学家清水智子对其‘集会’理论的反馈。所以,一部电影看似是纪录,其中包含了很多我对结构的思考。”田中功起,《抽象/家庭》,2020,101分钟,电影截图,图片由田中功起提供

田中功起,《抽象/家庭》,2020,101分钟,电影截图,图片由田中功起提供

我接着问:“从洛杉矶时期开始,你的创作始终和危机时期的社区重建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那么在新冠疫情期间,你对此有什么新的感想呢?”
田中想了想,道:“恐怕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我对社区的理解是具有临时性的,并且它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社区更像是意大利哲学家乔治·阿甘本描述的‘未来社区’(Coming Community),它由居无定所、无处为家的人组成,社区是虚构的。新冠疫情的危机不像海啸,并非猛烈而至,它的过程有时令人感觉缓慢,待在家里的我们甚至可能质疑:这是真实发生的吗?这正是因为疫情没有突发的灾难感和灾后过渡的时刻。但它又的确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及思维方式,目前,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边缘状态,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疫情)才能结束呢?”田中功起,《抽象/家庭》,2020,101分钟,电影截图,图片由田中功起提供

田中功起,《抽象/家庭》,2020,101分钟,电影截图,图片由田中功起提供

“当下,疫情揭示了很多社会中留存已久的问题,比如,我们看到很多关于亚裔在欧美受到种族歧视的新闻,因为他们在疫情暴发初期戴着口罩。但其实,日本的情况更糟——最初的歧视针对中国游客,现在则是针对任何被感染的人,有人甚至会向被感染者扔石头……甚至仅因为来自东京这样较为严重的感染地区,就会受到歧视。例如,一些乡村医院拒绝接收来自东京的孕妇分娩。我认为,这些情况比疫情本身要可怕得多,我们正在透过疫情,见证当代社会的脆弱性。”
田中对日本社会应对疫情的观察在寥寥数语间,具有令人胆寒的洞见力,这或许不是我们愿意相信的事实:人们出于对灾难和危险的恐惧,以自私甚至冷酷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虽然他们的实际做法并非是能规避风险的最佳途径,甚至长远来看可能在广泛意义上引发更大程度的危机,这与西方民主社会中,对现状不满的民众选举独裁式的领导人如出一辙。
作为“多频道的人”,田中的足迹遍布全球,并且他确实通过生活与创作,一再反思主流的社会文化语境和关键词式叙事所忽略和简化的现实的复杂性。人性和人心的复杂远远超出善意、同情、奉献精神所能激发的“正能量”,也正因此,身为艺术家的田中不愿简单地对“危机时期的社区重建”下定论。他深知,没有哪个社会能够保有“正能量”永远占上风的意识形态,而唯有正视人性的摇摆不定、脆弱与坚强并存的矛盾性,才有可能在危机中,不断交涉与调整,建立起虽具有临时性,但可以为需求者遮风避雨的社区——毕竟,在一场全球化的危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的家是稳固不变的,无论在物理还是心理层面。此刻,我想到本雅明的话:“认识一个人的唯一方式是不抱希望地去爱那个人。”(The only way of knowing a person is to love them without hope.)我们是否也可以说,重建一个社区的唯一方式是不抱希望地去做那些真正重要的事呢?
(作者朱晓闻系艺术家、写作者,现居德国柏林。她的个人网站是www.zhuxiaowen.com,微信公众号为Salvia_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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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频道的人”专栏聚焦疫情之下,一群具有跨文化、跨界生活方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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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康宁
校对:丁晓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多频道的人,艺术家,疫情,日本疫情,跨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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