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上海大疫年

皮国立 上海滩杂志公众号

《少年》杂志登载的霍乱流行图

流感袭沪：

官绅密切合作，强化防疫力量

恐怖的1918年，世界大流感疫情袭击了中国，上海也不可避免。幸好，上海公共卫生很早就进入了现代化，自1898年公共租界工部局正式成立卫生处后，就逐渐和华界的卫生机关合作，并在当地绅商协调下，共同完成了一些公共卫生的建制工作。五六月第一波疫情袭来时，上海两租界卫生科即非常关注此病，敦促所辖区域内的住户将家中器具搬出家门外，并派多名工人，用消毒“臭药水”挨家挨户浇洒以“辟秽气而弥疫患”。当时工部局卫生科研究指出，这个病是因为华人“居处狭窄、污秽不治、少通新鲜空气所致”，呼吁华人“卧室须通空气，一切动用对象及饮食品务宜洁净，庶免传染”。虽然有这些防范措施，还是出现不少死者，《申报》刊出：“同顺杂货店13岁小主于前晨忽患寒热，当晚即死”“某烟纸店学徒亦祇卧病一天而毙”“江北车夫郎舅二人前日同时患病，迨至昨晨相继毙命”等等有关疫情严重之报导。

不过，当年10月初流感第二波疫情袭来时，上海成功地挺过疫情考验。第二波疫情是比较严重的，但上海曾经历了上半年肺鼠疫和第一波流感疫情的考验，官绅皆有防疫经验。而且当时上海已有中国公立医院，开办9年，专门治疗各种传染病，包括鼠疫及喉痧、天花等疫病；红十字会也在当地官绅的合作下，早先在夏天已开办时疫医院，对防疫工作较为熟悉；加上上海公立医院在7月中旬也增设“时疫部”，上海的医疗资源相当充足。此外，上海官绅密切合作，顺利整合慈善资源，强化了防疫的力量，比如具有派遣医疗队能力的红十字会、上海济生会等等，总部皆设于上海，甚至连私人开业中医都注意到了流感疫情，愿意投入流感的诊治。如此可评估上海的医疗能力、资源都较好，对瘟疫的预防措施得当，故没有造成重大伤害。上海租界区在当年流感疫情中约死亡418人，当时人不称“流感”，而名之“骨痛热”或“五日瘟”，中医则称为“秋瘟”或“秋疫”。但这些数字显然是被低估的，因为举浦东一地11月的疫情为例，死亡率大约在20%-30%之间。从报刊上的文字来看，上海一地的疫情比周边城镇或其他省份更加轻微，这是可以确定的。

上海工部局预防流感传染之传单

采取新式抗疫法：

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

1919年的流感疫情，与1918年的状况略有不同。当时报导没有强调疫情的连续性，据载疫情是在2月才开始暴发，并从上海租界区开始扩散。2月底时，上海美国人所办的学校，发现共有23人罹患流感，校方果决暂行停课。这并未能阻止疫情暴发，虹口和徐家汇的学校，都有不少学生患者，陆续许多学校都传出有罹病之学生与教职员，医院附近的工作人员竟然有十分之七都病倒，幸好死亡人数并不多。工部局医官史丹莱（Authur Stanley）及卫生处之检查员，除视察各学校并教导防范方法之外，还发布公示：“公立学校学生之上课者，……如有类于流行性感冒症者，则即嘱其归家，须俟病愈，始许上课。卫生处现正日夜紧制旧金山式之面具，今日可以发至各分局，以便任人领取。此项面具制法甚为简便，家庭中大可仿制，法以外科用之纱布叠成4层，广约4寸、长约7寸，两端置带，俾可套于耳上。如无纱布，以稀布亦可为之，惟用后须加洗濯。”此处发布重点是“面具”，其实就是今日所熟知的口罩。这时上海的病例，似乎是西人感染得比较厉害。当时推测，1918年大疫中华人染病数较多，可能已有一定的抵抗能力，翌年初已是第3次流感疫情，估计不会太严重，但也有持悲观态度的，认为疫情将会更严重。

据载当时有一位医生，每天诊疗此病约30人，但死者仅有1人。一般认为，若有适当之防卫，应不致死亡。预防总是胜于治疗，史丹莱当时举出不少防疫法，例如：

流行性感冒病原非险症，惟年衰者与年极幼者染此，则较棘手，所可虑者，患病之人病势甫退，热度甫低，便自言霍然痊愈出外行走，不独自己疫气尚未全销，立以传疫于人，且亦易罹肺炎症也。防卫之法在不入人群之中，如万不得已，则戴面具以掩口鼻，在电车中尤不可无此，如自觉不适宜，即静卧，非至病痊愈后不宜出外云云。查此种面具极易制作，去岁防肺疫时曾制就甚多。

史氏指出感染最危险的状态，就是“自以为痊愈”的患者在外面到处游荡行走，相当危险，而且容易引发肺炎重症。最好的方法就是避免与人群接触并配戴口罩，这在今日为极普通的常识，在当时是非常新式的抗疫法。

疫情在3月中有变严重的趋势，病患增多，死亡时有所闻，开始有善堂捐出棺材，以供无亲人收敛之死者安葬，甚至有西医染病死亡之消息。根据上海租界卫生处所造表册上来看，3月12日前后各一个礼拜，外国人死于流感者有3人，华人死者已有107人，可惜的是在统计上之方法与材料，“惟患者人数几何，无册可查，故无从定患者与死者比较之确数。但此症蔓延似属颇广，而死额尚不为高耳。”在这当中，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时症”为乱，大概可以从上海周边的城市来看，例如《申报》有载：“镇郡对江二桥老洲一带，最近天气还暖不调，忽发现一种流行时症，传染迅速，其患病情形都系发热咳嗽、疲倦不思饮食，以下等社会之人为多。”还有生红痧者，但有肢体酸痛、喉痛，应该也是流感，但也不排除是猩红热。又有载：“天时不正春寒特甚，近日丹阳天王寺一带，忽发现一种流行之时症，初起时周身发冷、四肢酸痛、喉音瘠哑，兼带咳嗽，患是症者，危险异常，传染极速，医生药肆，几有应接不暇之势。”到3月底时，又有：“镇属扬中县，新洲五圩一带，近日发现一种时症流行甚广，起病时四肢冰冷、咳嗽不止，继即遍身发热，日轻夜重，经络抽痛，危险异常，昨今两日患病死者已有6人。”由这些症状来看，如不是特别的传染病，应该多是流感，不过也不应该排除其他疾病的可能，同时间确实还有脑脊髓膜炎之流行，当时被认为是由香港传来。

断断续续到了夏天，“时疫”依旧有。此时“时疫”乃另有其病。在6月底《申报》中提到：“今年入夏以来，梅雨连绵，届小暑而气候宛若九秋，故近日发现一种四肢疲乏、头晕呕吐、不思饮食之时症，虽无大碍，二三天可愈，而含有传染性质，故患者颇多。”因为有呕吐一症，与当年流感疫情不同，但病患没有泻泄，很难认定是霍乱，大抵时近夏令，肠胃疾病一定会增加。7月报纸记载：“迩来霉雨连朝，晴曦少见，且天时不正，冷热不匀，市上已发现寒热吐泻等时症。”而且当时天候忽然大雨倾盆而下，“阴沟积水，粪污满街，垃圾四散，急待清洁”，这场夏季疾病，应是霍乱吐泻或中国人俗称之“痧症”，与公厕不卫生、垃圾污秽等有关。从此波疫情可看出，当时人们对霍乱的害怕，超越对流感的畏惧，防范的措施与相关宣传也相对多很多。

1918年中英大药房治疗流感的药物广告

诸疫齐发的1919年下半年

疫情有时会交杂出现，这会增加史家判断的难度。7月底，有一则新闻指出：“沪南董家渡大新街杨家渡一带，近亦发生时疫，传染颇甚，患者以江北苦力为多，死亡相继，新普育堂特日夕为若辈施诊，颇为忙碌。”其他上海各地，闸北、新四川路等地，也都有疫情传出，例如：“疫症传染愈烈，蔓延愈广，全埠几有卷入漩涡之势，浦东洋泾一带, 沪南十六铺地方均已发现时疫者”、“浦东烂泥渡、陆家嘴等处因疫死亡人数过多，贫者无力掩埋死尸，村口臭气逼人”。这些数据所显示的“时疫”为何？一般研究都认为就是霍乱。但我们也不能忽略零星出现的肠胃型的伤寒、痢疾等。8月初，已有多数西人开始注射霍乱血清，很多工厂也主动希望帮工人注射血清，可见霍乱是比较严重的。但祸不单行的是，流感、伤寒和痢疾也有日渐增加的趋势，大家都关注霍乱而忽略了其他传染病同时流行的可能，它们都可能会加重既有医疗资源之消耗。整个8月疫情皆相当严峻，而且因为气候变化，多种疫病齐发袭击民众。

秋天之后，又有零星的流感病例，但霍乱的疫情尚未完全消散，只是渐渐趋缓。当时各种内服之防疫药水大行其道，报载虹口梧州路，上海联益施材会布施棺材以收葬倒毙路上之病患，该会即分送各种药水供民众索取，除了既有的时疫药水，还有痧药水，以便罹患感冒的民众索取。痧药水原来以治疗肠胃炎、中暑、霍乱吐泻为主，现在也用来治疗流感了，当时喜欢用的字句是治疗“时疫”，但“时疫”其实是很含混的字句，可以说扩大了某些药品无疫不治的功能。一位叫蒋天痴的读者投书报纸，说浦西各处码头、大街屋会肮脏不堪，恐去年流感“秋瘟”再起，希望相关单位严密注意。而《字林西报》也呼吁，似乎已发现几例流感案例，但“其剧烈未必如前”，为提高民众自觉防疫知识，当时西医指出要不断办理卫生演讲，以提高民众警觉心。总结上海卫生处10月的报告指出：当年上海之流行病大略分为三种，有流行感冒、霍乱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奉贤区一带还有赤痢，后来统计上海则还加入白喉疫情。而邻近之嘉兴则还有猩红热、伤寒等疫情，与流感疫情共伴来袭。

冬天，流感疫情卷土重来，报载：“其势甚轻未闻有因患此而死者”，甚至被认为根本没有戴口罩的必要，已罹患流感者，也很少罹患肺炎，“患者少则4日，多则10日，即完全无恙。”众人对疫情皆抱持着乐观的心态，认为不严重。另一些消息指，此次疫情“其病状并不剧烈，只表现畏寒、心闷、咳嗽、发热、体倦、喉痛而已”，并发症也很少。比较特别的是这一波疫情多有喉痛的症状，正如报载：“近日本埠发生一种流行感冒症，初起时略有寒热，嗣或牙痛、喉痛，故比较有名之医生药店，无不忙碌异常，闻医家言此等感冒症，若医治得宜尚无大碍云。”经过1918年和1919年上半年的流感疫情后，1919下半年秋冬再起之流感，杀伤力已经降低。

1919年《申报》刊载治疗流感的药品广告

上海《新闻报》 刊载的霍乱警告和药品

回顾1918、1919年的疫情，

当时上海与周边其实还流行着多种传染病，但主要能扩及全国，成为受人瞩目“大疫”的，主要还是流感和霍乱，而杀伤力较大的则以霍乱为首，流感次之。时任北满防疫局局长的伍连德指出：1919年大肆流行于中国的流感和霍乱疫情，共杀死约60万人，这比当时报刊上任何推论的数字都要高。但伍氏并没有进行分别调查，笔者一开始也怀疑当时所谓的疾病确诊与通报制度，到底够不够水平可以进行这样的判断？伍氏也未说明哪个疾病占了死亡人数之百分比，这个数字应该是推估。即使全国的疫情严重，上海的死亡率应该较他处略为轻微。根据租界工部局的统计，1919年霍乱中外人士总死亡数是681人，死于流感的则有511人，这个数字大约还要加入华界人口，约占总人口数的60%，故可概算出整个上海地区两个疫情加起来的死亡人数，当在3000人上下，两个传染病的死亡人数约占上海总人口的1.4‰

1919年伍连德在报刊上的博士照

很多疫病的病原，会在微寄生的基础上与人类和平共存，达到一种平衡。当很久没有疫情爆发时，人与微生物的共处失去自然平衡，传染病才会突然袭击，导致病患严重死亡；但当感染过的病人一旦增多了，不是病毒变弱了，而是它又与人类的身体与环境保持一种平衡状态；而接触过病菌的人，不论轻重、甚至无症状，皆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抵抗力，这都阻碍了病菌传播的难度，从而再达到人与微生物平衡相处之状态，并等待下一次疫病爆发的机会。历史经验乃制度改革之动力，在疫情趋缓时，政府就要盘点自身的医疗人员与资源、技术，常保戒心，团结中西医疗人员，用科学与卫生教育来持续教导民众，以便迎接下一波大疫的考验。

（本文作者系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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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2020年第3期《上海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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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1919上海大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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