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11年前的“举报信”

原创 黑兔 三明治

这篇故事初看像是一则青春期的回顾，班级、同学、班主任，多么熟悉的字眼。但作者同样展现了在一个少年的眼中，一个“举报”的漩涡如何出现在生活中，她在人生中第一次面对权力体时，选择是多么脆弱。

这件事情在11年后的今天依然被作者反思、讲述着，它一步步展现了过程中迷幻的一面，对所谓优秀的追求、对集体的贡献以及个人在其中的摇摆。讲述它，是希望当漩涡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能认出它，而不被其裹挟。知道身为一个个体，我们可以更诚实理解我们身上的历史，坦白错误。

我们可以选择善待我们的同伴，理解他们，而不是互相倾轧。

文｜黑兔

婚期将近，筹备嘉宾宴请的母亲催了我几次，我才终于决定着手把要邀请的师友名单列下来。

这个时候我想起了她。我们已经许久不联系了，遑论见面——不知道是因为岁月的流逝才使得我们与许多的普通的师生那样正常地渐行渐远，还是因为那件事。

犹豫许久，我最终还是决定邀请她来参加我的婚礼。除了一谢当年的师恩之外，私心里，我也希望按家乡的“酒文化”，在婚宴上敬她一杯酒，此后“一笑泯恩仇”。

于是和老同学要了她的微信，发好友申请给她。“齐老师好！我是xxx。很久没有联系您了，您最近好吗？”信息发出去，我接着去做手头其他的事情。婚礼筹办的事情多且琐碎，我再想起来这件事已近午夜，我打开手机，看到她下午已经通过了我的好友请求，却并没有说话。

第二天一早，我再次发了同样的问候语同她打招呼。这次，我拿着手机等了许久，仍然没有得到回音。

我不觉叹了口气。我最终没有邀请她出席我的婚礼。

01

那是08年炎热的夏天。初二的暑假结束，迎面而来的中考倒计时和闷热的暑气一起，让家长和老师都开始变得有些焦躁和紧张。

但一年之后才要迎来的考试，对于十四五岁还在贪玩的少年们来说，还远不是需要操心的事情。只是迫于假期前通知书上一行关于开学时间的要求，我们只得踏着夏日早上还有些慵懒的阳光迈进校门，心里有些无奈地盘算着怎么打发接下来没有懒觉、还要应付繁重作业的新学期。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在教室门前看到了她。

我们的级部主任。或者更直白地说，整个初中部里最“大”的人。

她静静站在我们的教室门口，身材比一般女老师更高大一些，微胖，虽然约摸已近五十岁了，但身姿依然笔直挺拔，双臂自然地放在身前，双手堪堪一起拿住几本书和工作笔记，一身朴素的便服，却显得合体而精神。

她有着我们那里少数民族女人最典型的特征：圆脸，宽额，眼睛不算大，颧骨很高，几相契合，显出一点仿佛是因平日吃得多些才生出的肉感来——也可以算得上整张面庞上最显宽和的部分；鼻子略有些短小，薄薄的嘴唇上总是自带着一点微抿，说不出从哪里勾勒出的一丝干练，像一层涂抹精巧的透明的唇膏般完美地附着在唇上。她的嘴唇似乎永远是平的——即使日后我见过她笑起来嘴唇如常人般下弯，仍不免总是生出这样的错觉；就连她微笑时，那副嘴唇仍常吝啬地不肯“屈身”，似乎不愿走漏了一点威严的样子，让人只好转而到她脸上的其他角落寻出微笑的神色来。

而眼下她并没有微笑，准确地说，没有任何表情。她只是静静地站着，不见哪里动，但却也毫不呆滞，绝不会使人想要用“像一尊雕塑”这样的比喻去形容她。她目光沉静如水，但眼底却闪烁出一点不容忽视的精干与锐利——我无法准确地形容，只好打个实在不很恰当的比方——就像草原上的鹰，即使在看似慵懒地休息时，也总是会习惯性保持的敏锐。

我们经过她身旁时小心地向她问好，她都是略一颔首，算是应答。那个颔首不知如何，做得极为巧妙，既得体地传达了身为师长的温和宽厚，又带了一丝显而易见的生疏的距离感，叫人觉得若说生硬就昧了良心，但却又不敢真的去亲近。

她在门外，教室里的气压也跟着低下来。我们一改往日新学期报到当天的嬉笑和疯闹，乖乖地呆在座位上小声议论，是谁在暑假里闯了多大的祸，才“招”来了级部主任。但许久，温和的班主任都没有现身，又过了一会儿，报到的同学到得差不多了，她终于走进了教室站上讲台，语气平静地宣布：从这个学期开始，她将成为我们的班主任。

这也意味着，我们迎来了初中阶段的第三位班主任。

02

“齐老师愿意接你们班，是你们的福气。”老师们在公开场合或者私下，都这么评价她和我们的关系，说的时候不忘用“你们班”而不是“咱们班”，在对语言有些敏感的我来说，总会品出一丝“划清界限”的意味。

但这实在不能怪他们，何况这句话也确实说得没错。我们班大概是当时全校来说也最令人头疼的班级。十四五岁正是难管又叛逆的年纪不说，班里还有不少令老师们头疼不已的“坏学生”，抽烟，喝酒，烫头，染发，逃课，泡吧，早恋，公然辱骂老师，打架，“混社会”……几乎所有在家长和老师眼中“大逆不道”、而在同龄人看来“狂拽酷炫”的事情都做过了。在旁人看来，尤其在高中部“市重点高中”的光环对比下，我们不仅显得“乌烟瘴气”，甚至说严重点，是有些“无药可救”了。

随着“教我们班”实在说不上是一份令人愉悦的工作，任课老师们也像走马灯一样地来来去去，有的老师上课的敷衍即使是我们也看得出来——当我们难得地提问没有听懂的问题时，老师只是不耐烦地快速重复一遍，紧接着就张口骂道：“灰结实的！（方言‘坏透了’的意思）”直到她——齐老师成为我们的新班主任时，8门课程，我们已经见过了将近20个老师。一些老师为了完成工作任务而教课，一些学生为了应付家长的要求而坐在教室里，我们各自达到自己的目的，竟然逐渐磨合出了一套微妙的平衡体系。

而与我们的一片混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齐老师头上的光环。即使我们再懵懂无知，也从初一入学起就近乎“不可避免地”开始陆续得知，她不仅是级部主任，还是教育专家、全校包括高中部在内的唯一一位语文特级教师、为各种各样的群体做过无数次教育教学方法分享讲座、各种层次和级别的教学比赛和优秀班主任评比的奖项拿到数都数不清……

并且我们也知道，她并非浪得虚名。她原本是我们上一届一个班的班主任，她班里的优等生提起她，眼里总带着由衷的钦佩和尊敬；而那些“张牙舞爪”的“混小子”们，一旦到了她面前，也总是“嘿嘿”地笑着收敛起来。更神奇的是，就连级部里的老师们在互称“X老师”的办公室里，一旦提到她或者同她说话，总是尊敬地用“齐sir”来指代，语气中带着信服和敬意，而她总是安之若素地答应，仿佛与听到“齐老师”并无区别。

虽然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但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平地里生出对于她的敬畏来。

03

即使后来我回忆起来那段时光，也常十分服气地想，她确实对得起“福分”的评价，至少开始如此。

不同于许多新班主任喜欢“新官上任三把火”式的大刀阔斧的动作，不知是年龄还是性格使然，她的课堂和带班风格一样，总是不疾不徐，娓娓道来，沉稳持重，润物无声。

她读得书多，阅历和教学经验同样丰富，站在讲台上，讲《出师表》又谈到《三国志》，又从我们还没有学过的《触龙说赵太后》讲到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她讲词句的基本含义，也聊文学作品与正史的区别，又谈先贤的抱负与智慧。相比于其他老师总是疲于维护课堂秩序和赶在其余的时间里尽快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她似乎并不过分在意我们“迫在眉睫”的应试需求，后来我想，在她看来，让这群几乎已经与学业“分道扬镳”的“问题学生”重新领略语文之美，也许更为重要。

公平地说，她的努力可以说得上卓有成效。在她的课堂上，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化，终于从平铺的素白纸面上跃然而起，跳脱出僵化的墓碑般的骨架，变成了一颗颗圆润的珍珠；那副平平的嘴唇轻巧地微启，就像是精巧的珠宝匠人，又把那些闪耀的珠子巧妙地连成线，焕发出它们从未有过的光彩来。这样神奇的魔力使我们听得入迷，就连平日里最爱在课堂上睡觉的学生，在语文课上也总是假装“恰好睡醒”一般坐起身来。

但与许多老师不同的是，她却永远淡定如一个置身事外的讲述者，她口中的跌宕起伏、锦绣华章都是隐隐含了一丝不可言说的克制在里面的，既像是要保留某种作为老师的理性，以免自己过度沉浸在发散的串连当中而耽误了教学进度或课堂管理；又像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摔角冠军，在后辈新手的挑战面前已深知自己不必用尽全力就足以控场的自信与气度。她渊博的学识、精彩的课堂与沉稳的气场，终于让我们隐隐生出切身的崇拜与敬意。

但不知为什么，我仍会觉得那不同寻常的克制里还是包含了一丝的距离感。时不时地，我就会想起她宣布成为我们的新班主任的那天，语气平静地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选择去带同期也换了班主任的隔壁班：“因为咱们班的整体情况，还是要更差劲一些。”即使素闻她向来耿直，也知道她说的并非虚言，但这句丝毫不加掩饰、也听不出任何感情的话，仍不免让我心里觉得有些难以释怀的不舒服。

04

好在这种令人不安的不舒服并没有持续太久。

开学后不久的某堂课快要结束的时候，她向我们提出了每周要写至少2篇随笔的要求，还特别叮嘱要去买那种正文部分是一个个方格而非横格、每页的旁边都有批注栏的本子。这种排版看起来颇为“幼稚”的本子实在让人买得不情不愿，但几天之后——准确地说，是自从我们第一次从她手里收回批改完的随笔本之后——所有“不满”就烟消云散了。

那是我们之前和之后都从没有见过的精细的批改，足可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她娟秀的字迹可能出现在一篇随笔的任何位置，小到细心地挑出每一处错别字、语病、用错或不清晰的标点，在旁边仔细画好改正用的方框，在写得精彩的词句下也画出她标志性的“线圈型”波浪线；大到每一段她觉得有必要给出回应或作出点评的段落，她都在批注栏里认真写下回复与批语；一篇随笔结束，她也总要在最后再写上三四行或者更长的总评，几乎都是以师长的角度真诚的回应与温和的鼓励，读来让人如沐春风。

而更让我们大为惊奇的是，她从不对随笔的行文结构与谋篇布局做任何的要求或给出评价，也从不会像其他语文老师那样打出一个令我们牵肠挂肚却又不明就里的分数，相反，她在评语里的口头禅永远是“写作不是作家的专利，你也可以”。而与之相伴的，是她永远都会信守约定，在收到随笔本的当天或者第二天的某个课间或者什么时候，在本子上加好细致的批语，准时发回给我们，似乎是有意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错过我们任何想要诉诸笔端的灵感。

甚至就连她返还随笔本的方式也很特别。她很少像发其他作业那样叫课代表抱一摞本子回来在教室里扯着嗓子吆喝，而是常常亲自在课间一语不发地走进教室，走到你面前，轻轻把本子递到你手里，随后仍就安静地离开了，仿佛是向来足有默契的两人传递了一个不需言说的秘密，让人心里涌出一股莫名的温暖又骄傲的感觉来。

于是，为着那些真诚的批语，与她递来随笔本的温暖的手，我们开始盼着收到自己的随笔本，也因此喜欢上了写随笔，甚至在其他课上听得闷了，也偷偷像从前翻出小说一样翻出随笔本，趁老师不注意写上两行。随笔不再被等同于让人头疼的作文，我们无论在里面表达什么都会换来充分的尊重与包容，即使有人写觉得某个脾气暴躁的老师“简直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妖怪”，随笔本上的那句“怎么能这么说老师呢？”的责备也仍然是善意和温和的。再后来，那些少年心事在方格子中越淌越多，像无数条小溪汩汩流去，汇到了她那片温和沉静的大海里。同时被小溪带走的还有我们之间那块冰冷的戒备，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不把我们当做自家孩子的老师都不会如此真诚地对待我们，而她，显然已经是“自家人”了。

于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人开始叫她“妈”——“齐妈”。这个称呼区别于“老师”或者“sir”，在某种程度上有点迎合十四五岁的我们所喜欢的“X哥”“X姐”的那种“酷”，有点“被罩着”的小骄傲，还有一点叛逆少年心底里也会期盼的可以依恋的温暖。接着，“齐妈”的称呼很快就被传开了，全班都这么叫她。她也照旧安然地答应着。只是似乎是被我们叫着叫着，她就真的像个操劳的母亲一般，上课，跟课，批作业，开班会，开级部行政会，开全校教职工会，做思想辅导……越来越忙，简直是一刻不停地操持着大小事情。但倘若她一旦有空，就会在下午放学后、晚自习前的那段时间，信步踱进教室，招呼还在教室里没吃饭的学生一起去吃饭，在饭桌上与我们天南海北地聊闲天——偶尔，她也卸下她的威严，讲起年轻时的糗事，平平的唇难得地一弯，有些不好意思的笑容就从那决口的堤坝里倾泻出来，显出几分可爱。于是大多数时候，我们也就像和自己真正的母亲相处一样，即使干坏事被她抓包、“收拾”了也不闹脾气，或者当时拉下脸来，但事后舌头一吐，第二天依旧乐乐呵呵地叫“齐妈”。

我们终于少有地被凝聚在一个老师身边，好像找回了一个“正常”班级的感觉。

期末，学校的元旦文艺汇演上，她因为独特的歌舞天分被邀请去演唱一首《翻身农奴把歌唱》。穿着宽大的演出服，她看上去好像瘦了些。那天她的高音很完美，我们一个班的学生坐在台下，激动地一起大声喊“齐妈”，宛如演唱会现场的歌迷，享受着热烈的骄傲和快乐。

但那时的我们没有想到，那个我们以为师生感情正在快速升温的时刻，其实已经是我们“蜜月期”的顶点。

05

初三的下学期来得很快，就连一向松懈的我们也在初春清冽的空气中嗅出了一丝不和谐的紧张气息。而她兼着班主任与级部主任的工作，忙碌更甚，进进出出都步履匆匆。

而令所有人隐隐有些担心的是，不同于上学期欣欣向荣的“好转”迹象，我们的“进步”似乎也终于到了“瓶颈期”。仿佛是因渐渐摸准了她作为班主任的脉搏而产生了“免疫”一般，我们开始驾轻就熟地应对她的鼓励与批评，不再产生太多额外的喜悦或心悸；在学会应对中考之前，少年的聪敏，或者说狡黠，先被用于学会了在一如从前的懈怠和为所欲为与刚好避免踩到她的“高压线”之间，恰到好处的平衡。

于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的眉头开始时常锁着，甚或越锁越深，嘴唇也变得愈加平整，以至于遇到我们问好时，它也不必开启，便能从喉头回出一个似乎有些心事重重的“嗯”。她也许也在班会上强调过什么，但又被我们熟练地遗忘在脑后，以致于时隔多年我再回想“蜜月期”之后的那段日子，即使绞尽脑汁，也总是只能记起她沉默而又沉重的脸色。中考的日子一天天近了，她眉间的沟壑越描越深，却始终没有发过脾气，就像一座安静太久的休眠火山，让人忽视或者忘记了喷发的可能。

但“火山的喷发”永远是令人猝不及防的。一天晚自习，一个早恋的男生被物理老师没收了折给姑娘的千纸鹤后，忽然拍案而起冲着老师当头一句“X你妈”，年近五旬、始终兢兢业业的女老师的泪水“唰”地落了下来，几乎是咆哮着要去揍他，而男生也瞪大了眼睛，梗着脖子站在原地，大有要和老师“干一仗”的架势。在旁的学生们赶紧一拥而上，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拦住了两人。晚自习在令人不安的沉闷中恢复了秩序，甚至恢复得过于好，就连以往切切察察的声音都不复存在，以致于每个人都以为这只是个不那么愉快的小插曲，就像我们干过的所有“坏事”一样，最终都将会被老师无奈地遗忘。

但我们万不曾料想到的是，也许是这件足以令任何一个班主任丢尽了脸的事情再次向她掀开了我们种种“劣迹”的冰山一角，使她终于发现“怀柔”的教化政策根本无法在迫近中考的短时间内扭转我们的“劣根”，也让她终于决定换一种更有可能“短期见效”的管教手段。在毫不意外地叫了那个男生到办公室之后，她很快在班会上宣布了另外一件事——她要“整顿班风”。“每个人都要在随笔里写上你观察到的班里不好的现象，不想写随笔的，另外找纸写上也可以，写上自己的名字，交到我办公室去。我倒要看看，到底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事情，还要惹出多大的乱子来！”她的突然爆发让我们被狠狠地吓了一跳，仿佛是她身上因我们之前亲密的相处而被忽略、但却始终存在的威严终于在这惊雷般的声音中提醒我们要重新正视。这句难得的“狠话”，是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却似乎也是唯一一次她的严厉不再被克制，变成了一阵可怕的“雷霆”。

一场风暴就此开始酝酿。

06

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人愿意写的。

小孩子的社群，有着与成年人不尽相同的道德体系和行为评价标准，而“告状”显然是其中最为人所不齿的事情。即使是班里向来最温驯的学生，也不得不在提笔前犹豫再三。

她大概是没有想到，在相处教化一个多学期之后，我们不仅“劣性不改”，甚至还以默不作声的集体“不合作”火上浇油，更使她铁了心要“收拾”我们一番。她不再宽和地看我们笑闹着从她身边跑过，仿佛一夜之间拥有了比冰雪女王艾莎更胜一筹的魔力般，她所到之处，气氛会自然凝结到冰点。不久后，她在班里再次催促我们上交那份“举报信”般的随笔，并且极为严厉地指责我们不把她的话放在眼里，在寂静到让人有些窒息的气氛中，终于有人坚持不住，偷偷拿出本子，动了笔。

群体性的举报的传播机制大概是十分复杂的。也许是看到有人举报了之后，其他人再举报就会因着自己的“从众”而减少了负疚感；也许是有人被举报而遭到斥责和惩罚之后，出于报复心理而提笔写下对于他人的指责；也许有人希望举报可以释放“转化阵营”的信号，好让自己不再遭遇过于严厉的训斥；也许有人只想应付一下这份麻烦的差事，以便尽快从这阵紧张的风暴中脱身。总之，举报信从0份到3份很难，但从3份到13份、23份，反而要容易得多。于是频频有人被叫到办公室去，然后红着眼睛、一语不发地回来。

我们逐渐不再信任随笔本上尺素传情的美好，也不再对她的所有温和和包容抱有不合理的期待，在她桌上永远都有的一摞随笔本里，每一本都可能蕴含着一个或者更多足以让哪个人挨一顿好骂、叫家长或者写检讨的秘密。一种相互怀疑的微妙氛围，逐渐在班里弥漫开来。

不过，当时的我还尚可以坦然地迎上同学之间带着明显的怀疑和观察意味的目光——我仍没有动笔。

我不知道该怎么写。当然，班里谁早恋了，谁喝酒了，谁打架了，我虽不是全然知晓，却也并非一无所知。但一方面，我仍然对于“举报”这件事深感犹疑与困惑，而一向习惯的通过随笔诉求于她此时显然不能给我客观中立的答案；另一方面，那些传闻“混社会”的男生从班主任办公室回来，红着眼睛用力把笔盒砸在地上，甩下“要是让老子知道是谁举报老子，老子非要卸他一条腿！”的狠话，让还无法分辨虚实的我不免暗自害怕。

我既不敢反抗，又不愿顺从，只好学起历史书上“改良派”的温和——拖，期盼拖过班主任的怒火，我就可以安然地获得“双全”的结果。然而，我和大概与我同样想法的同学们的如意算盘，最终还是被她识破并击得粉碎：她下了最后通牒，在截止时间前仍没有交上举报信的，将会被“优先”“请”到办公室。

彼时的我，是班里成绩名列前茅的“好学生”，却也十足是一个自私的胆小鬼。她作为班主任的威严使我不得不屈服，为了避免被叫到办公室的“颜面扫地”，下课后，我终于铺开纸张，拿起了笔，做了一个使我后来始终感到后悔甚至耻辱的决定。

我开始写阿欣逃课的事情。

07

阿欣并不是什么与我势不两立的人。相反的，她是我极为要好的朋友——尽管初三之前还不是。

与那个年纪爱偷偷烫个伪装成“自然卷”的头发、把宽大校服的裤脚改成小脚裤、或者在不知从哪里得来的邮寄购物单上小心翼翼却又极为认真地选下一些与年龄并不很相称的化妆品与小饰品的女生不同，阿欣简直算得上半个“小子”。

她留着少有女生会选择的长毛寸，一张圆脸除了本身脸庞轮廓的原因外，也是因为几乎从不考虑其他女生们担心的身材问题而有一点微胖；她走路的姿势全无“可爱”或“婀娜”可言，永远迈着爽利的大步；她笑起来的声音大到简直可以称得上“豪迈”了，绝不是女生经典的“咯咯咯”，而是显而可见的“哈哈哈”；除非被叫起来回答问题，否则她的自称向来不肯是过于普通的“我”，更不可能是带有撒娇意味的扭捏的“人家”，而是“霸气”到令人有些头疼的“老子”；她倒是不烫头发，不改裤脚，不谈恋爱，也不参与女生们的小团体，放学后就一个人背起书包回家，但传闻她曾在某次放学后去参与斗殴，甚至负伤也极能忍，并且下手狠辣。

这些特点，没有哪一条是在老师和家长眼中温和乖顺、听话懂事的我所能理解的。所以我一度以为，即使我们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也完全不可能是同一个世界的人——对于那同一片屋顶下层层叠叠交错的平行世界，我早已习惯了；甚至实话说，有时候我也想到那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里去，但我实在很“没用”——既没有喜欢的人供我早恋，也不敢抽烟喝酒，更不敢同他们一起去打架，妥妥的“怂包”一个。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依然可以生活在彼此偶尔交叠的平行世界中，互不干涉。

但生活总是不按剧本来。在一次全班的座位调整中，我和阿欣阴差阳错地成了同桌。我原本打算应付着就是了，但在我旁边的座位上，一个我不曾发现的阿欣逐渐显现出来。起初，她在我面前话很少，甚至显得有些拘谨；偶尔同我讲话，她也总是极为注意自己的表达：当聊天时的那个“老子”不小心从嘴边溜出来，她总是马上反应过来，极快地撇过头去，仿佛是为了把那个不听话的词丢到身后，然后很大声地纠正自己：“哎呀！‘我’！”每当这时候，我就不由地笑出声来，觉得这个从没见过的她还挺可爱的，心里要“应付”的念头，不知什么时候就忘到脑后了。

很快，阿欣不知从何而来的“拘谨”也没有了。同桌总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又因为发现回家的路有一段恰巧可以同行，一来二去，我们很快就混熟了。不知道是出于对我的信任，还是她长久地独来独往以致于缺少认真的倾听者，亦或是二者都有，阿欣许多事都愿意同我讲。

我很快知道，她生活在父母离异的单亲家庭，父亲已经再婚，甚至在新家庭里给阿欣添了妹妹，又忙于事业，于是不再很顾得上阿欣，对于大女儿的歉疚被换成了一笔笔的零花钱，又变成了阿欣觉得苦闷时的酒和烟。

大多数时候，阿欣同母亲一起生活，她的母亲是个善良的人，她勉力维持着自己与阿欣的生计，但却无法完全尽到母亲的责任——也许是因为实在年轻，她在生活不至于太难捱时，总有那么一点未褪尽的小孩子气。她会像小姑娘一样为日常吃什么、穿哪件而纠结，几乎是带着些撒娇地征求阿欣的意见；要是生了阿欣的气，她就发脾气大声地训斥她，然后一个人跑回卧室关上门哭，阿欣只得回自己房间悄悄哭着发泄掉自己的情绪，然后赶紧去烧水、做饭、再去找母亲道歉、耐心地哄到她开心为止；如果发生了令人害怕或过于不安的事，她的母亲甚至无法独自面对，需要寻求阿欣的宽慰与支持；而对于女儿的学业，她除了时不时说几句之外，也实在并无良策，只好随阿欣去了。

阿欣同我数起同母亲的这些桩桩件件，并无抱怨，甚至总是带着无奈又有些宠溺的笑，仿佛在谈论的不是自己的母亲，而是自己的女儿。我看得出，只有15岁的她对于自己能保护母亲这件事颇为骄傲，而随着她絮絮地讲述，一股和煦的暖流也在我心底里蔓延开来。我不由地开始喜欢她。

我们的友谊升温很快，阿欣对于身边人有些“霸总”式的保护与照顾也很快将我包含在内。我自小吃饭挑食，一次放学后和阿欣一起去吃盖饭，我照旧将不爱吃的木耳尽数挑在一旁。忽然耳边一句“你干嘛！”我抬起头，看见阿欣正瞪着我，一脸嗔容。还没等我接话，她紧接着不容分说地“命令”道：“吃掉！小小年纪，好不学，还挑食！”我分明有许多可以反驳她的，毕竟在“主流”的眼光里，比起她，我才是更接近“好孩子”标准的那一个。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心里一暖，不由地答应了一声“好嘛”，然后乖乖地把木耳都吃了下去。

阿欣长我一岁。从小是独生女而深受娇纵的我，打那以后，倘若周围没有别人，便唤她作“姐”。

08

“举报信事件”之前不久，阿欣刚逃掉两节课，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只是觉得“上得无聊”。我曾试着劝过她好歹坐在教室里，但她只是笑笑，一揉我的头发，和我说“好好学你的习，别管我。”

面对着那张铺开的横格纸，我怯懦地想，如果我写阿欣，在班主任那里一定能交得了差，而她也决计不会像那些扬言要“卸掉举报的人一条腿”的张扬又痞气的男生们那样伤害我，对我而言，这无疑是最安全的选择。

我又自我安慰，她从前只是听课倦了就趴在桌上发呆，并没有逃过课，这是第一回，也只有两节课，又不是一整天，想来不过是“轻罪”，班主任定然不会把她怎么样。何况，她的那句“别管我”让我束手无策，于是我确实也曾考虑私下里请信任的老师同她谈谈，以免她落下更多的课业，我努力说服自己，这次就当是这么做了。

我觉得自己的理由已经足够充分，却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仍然不断地涌出强烈的不安。我不由地抬头看向她，她正在同其他人嬉闹，并没有察觉到我在做什么。我看着她，只觉得那股不安愈加强烈，只好心虚地埋下头，任那两节缺席的课从我的笔尖上流淌出去。

我终于还是交了差。

09

接下来的几天似乎风平浪静。阿欣也像往常一样上课、下课，同我一起打闹，吃饭，回家，并无异样，甚至也没有再逃过课。我心里暗暗地祈祷她是已经被班主任找过了，不过是不深不浅地批评几句，这样所有的事情就都过去了。

就在我几乎要松了一口气的时候，一天早自习，我忽然发现身旁阿欣的座位空着。

我隐隐生出不好的预感，希望她只是睡过了头迟到了，或者家里有事请了假，哪怕是生病了都好。然而她整个早自习都没有出现，我终究是按捺不住，去问早晨到得更早的后座，得到的回答是：“好像被齐老师叫办公室去了。”

如果说“如遭五雷轰顶”太过夸张，我也实在不知该如何形容那一刹那的感受，所有的侥幸终于轰然坍塌，而被我强行按下的不安则加倍强烈地涌了出来，铺天盖地。一瞬间，我终于后悔自己没有“负隅顽抗”到底，因为我才发现倘若是自己被叫到办公室，那种滋味大概还能更好受一些。

像是有谁在暗中惩罚我对于她的“背叛”，阿欣不仅早自习不见踪影，一整堂第一节课她也始终没有回来。讲台上老师长篇大论的讲授就像一个深深的金属块漩涡，叮叮咣咣地在我耳边撞击着，我既不能逃走，又听得心烦意乱，坐立难安。

好不容易捱到下课，我终于利用自己课代表的身份，寻了个由头，去了老师办公室。

班主任的办公室与任课老师们的大办公室有一道小门相连，透过那扇小门，我终于看到了她们：班主任铁青着脸坐在办公桌前，一语不发。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更使我万万没有料想到的是——阿欣的母亲坐在那里，她扎着显年轻的烫过的马尾辫，脸撇向一边，满眼的恨铁不成钢，她的嘴唇紧抿着，腮边的泪水汩汩地流下来。母亲撇过脸的反方向，站着脸被憋得红红的阿欣，她通红的眼睛因为情绪激动而眯了起来，但她没有爆发。她的手抚在母亲的后背上，不停地给母亲顺着气，她的嘴唇微微张开些，一个又一个重复到有些机械的“对不起”，保持着匀速的频率，从她的嘴里不断地被吐出来，仿佛那是一口永远都涌不尽的“对不起”的泉眼。

我从没有见到这样的阿欣。一刹那，我觉得眼前办公室里透明的空气好像是一潭混浊黏稠的泥沼，将阿欣的母亲、阿欣与我都罩在其中。阿欣抱着她的母亲缓慢地挣扎着，而我则慢慢沉下去，直到窒息……

我的腿带着我从办公室里逃走了。但我的眼睛好像被落在了班主任那间小办公室里，那潭无法形容的泥沼里，使我被迫看着阿欣与她的母亲不断浮现在我眼前。我庆幸打了上课铃，至少那个“好学生”的“道德标准”还能迫使我回教室去，否则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

我不记得那天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实上，从阿欣红着眼睛出现在上到半途的第二堂课的教室门口，声音沙哑地喊了一声“报告”之后，我当天的记忆就仿佛被一把锋利的铡刀切过，自此齐齐断掉了。

毕淑敏说过：“人们对于痛苦的记忆，总是趋向于忘记。”那是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我愿意为我的那封举报信接受一切惩罚，而最严厉的惩罚——那天我们究竟是如何度过的记忆，却被大脑下意识地掩盖起来。

我只是支离破碎地记得，在那之后的几天，阿欣似乎总是有意不同我说话；就连放学后我想像往常一样同她一起回家，她也只会声音低沉地甩给我一句“别跟着我！”然后兀自向前走去。我甚是理亏，惶恐不安又手足无措，只得不远不近跟在她后面两三米的距离，也不敢发出丝毫声音，一直到了要分开的路口就只好站定，目送着她脚步不停地离去。

在那些漫长的放学路上，看着前面阿欣决然离去的背影，我的脑海里总是难以控制地不断浮现出那张横格纸仍然空无一字、那样无辜又纯洁地躺在我桌面上时的样子，浮现出她就在我旁边的座位上与其他同学打闹、而对我将要提起的笔一无所知的样子，浮现出那天她与母亲在班主任办公室里的场景，我看到她母亲恨恨地撇过的脸，看到她微眯的通红的眼睛，看到她抚在母亲背上的白皙的手。那些细节如此真切，仿佛只要我念头一起，就会重新站回那个令我无法呼吸的泥沼之中。我的耳畔总是回响起曾经走在同一条路上时阿欣讲过的那些她与母亲的故事，“我妈说……我妈会……我妈老是……”她说的话永远朴素直白，但总是一边说一边笑得温柔。紧接着，那些话与笑在我的头脑中被撕碎了，让我终于切切实实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过错。然而，因这样的事情而犯下的错误带来的羞耻感，实在足以令我连向人倾诉和忏悔的勇气都没有。我成日地被悔恨与愧疚煎熬，却无可诉说。

走投无路之下，我终于又拿起了随笔本，怀着最后的一丝对她一如既往的信任，我把所有的痛苦都写在里面。我期待收到随笔的班主任能给我一些宽慰，更企望她能借此有些反思——这件事当中，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从没有如此期待她的回复与批语，即使是在我写出自己也颇满意的文章而笃信将得到她的夸赞时。

她的批阅仍然很准时。第二天的课间，她依旧把本子递回我手里。看到她的递过本子的手的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了被救赎的希望。但当我感激地、努力像之前一样带着礼貌的笑意抬头看向她时，在她仿佛如往常一样平静的神色下，我却似乎从哪里读出了一丝隐隐的不满与愤怒。我的笑容瞬间被冻在脸上，显出了与气氛格格不入的荒谬，心脏也随之剧烈地跳动起来。

我的手几乎是颤抖着打开随笔本。她的字迹仍旧娟秀，但却承载了与我的期待截然不同的内容。寥寥几句批语，她隔着纸面，极为严厉地斥责我分不清是非好歹：“我是她的老师，我是在害她吗？！”我定定地看着那几行字，看到它们似乎极有道理，逻辑缜密，无懈可击。但我仍然强烈地感觉到，在哪个我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它们有一个巨大的漏洞，不，与其说是漏洞，不如说是黑洞。我被完完整整地吸入那个黑洞之中，第一反应的惊惧迅速退去，整个黑洞被取而代之的巨大的失望填满，那种失望很复杂，分不清是对她的失望，还是对我自己的失望，还是对那个“完美逻辑”的失望。

我慢慢地合上了本子。

10

阿欣究竟是否知道是我写了那封举报信、她又是否全然是因为那封举报信甚而牵累她的母亲遭受了那场疾风骤雨，我始终不敢问起，也成了一个我一直未曾解开的谜。

我一度以为，阿欣定然知道是我写了举报信；但几天之后，无意中听她就在我身旁，却语气毫无异样地同其他人说起她必定要报复写举报信的人时，我又困惑了，难道她并不知道是我做的么？但无论如何，连日的煎熬使我甚至更多地期待她的“报复”远胜于害怕——哪怕是“卸掉一条腿”。但最终却什么都没有等到。

我比“举报信事件”之前更多地为她买零食与水果，帮她挑选中考复习的参考书，放弃午休并熬夜帮她整理物理和化学口诀与笔记。我并不奢求她的原谅，只是为了通过这样的补偿，让自己心里稍微轻松一些。但我唯一始终没有勇气去做的，就是向她承认我的错误并道歉。

又几天后，阿欣的心情也似乎渐渐好转过来，她又开始同我聊天，和我一起吃饭、回家，打水的时候会帮我捎一杯，也会因趁我不注意时成功地弹到我一个“脑崩儿”而得意地哈哈大笑。我也终于不用再在她身边提心吊胆，而对她的玩闹与照顾都倍加珍惜。我们默契地谁也不再提那件事，它就像一颗被盖在厚地毯下的小石子，虽然仍旧存在着，但远远地放眼望去，就好像已经“不见了”。

“举报信”似乎也逐渐被处理完了，持续了近一个月的猜疑与压抑的阴霾渐渐散去，同学之间看向彼此的眼神逐渐柔和下来，甚至偶尔又闪烁出琢磨着“坏点子”的调皮的光。一切好像又回到了最初的样子。

但我能感觉到，有一些什么事还是不一样了。那些摞在班主任桌前的随笔本渐渐矮下去，我仍就在写，却不再满怀期待地揣测她会给什么样的回复。班里笑着闹着叫“齐妈”的声音少了，向她问好的声音变得规矩和谨慎，并且之后总是伴随着一小会儿无法言说的沉默。大概是因为她的忙碌变本加厉，我似乎不记得我们再一同吃过饭；也可能因为我们也终于意识到中考的迫近，班里的气氛不再那么自由散漫，日子的节奏也紧凑起来，我们也来不及再仔细回味所有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的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了。

我所记得的只是，一向听话的自己的叛逆期似乎终于开始了。远远地见到她，我会有意躲起来或者绕过去；如果不小心迎面碰上而不得不问好，我总是感到心里难言的别扭；我故意在语文的大小测试与模考作文中，把各种各样的话题都巧妙地引到到我与阿欣之间的哪个故事，只是有些遗憾的是文笔所限，向来写得不够精彩。她似乎也察觉到了我暗地里的“示威”，并不同我直接谈，只是在家长会后，才有些无奈地同我的母亲说：“她什么作文都会写她和阿欣，但您也知道，其实她们之间没有发生那么多非常适合作为作文素材的故事……”

但我仍对自己的叛逆不够满意。就连为了应对中考而不得不像她要求我们的那样“认真学习”，也使我不可遏制地对“认真学习”这件事生出“被迫听话”的厌恶感来。

好在，日子总会在忙碌中飞逝，磕磕绊绊当中，我们很快就毕业了。

11

中考结束之后，我终于还是升入了本校的高中部，阿欣去了另一所高中，我们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来往。而她也仍在学校里。

学校虽然大，但在高中部的我们如果想同原来的老师见面，不过步行几分钟的事。但我的“叛逆”似乎仍没有过去，甚至因为年龄的增长和不再受到“她是我的班主任”的关系的制约，还增加了几分，于是我始终执意不肯主动去看她。

不过，大约是仍有缘分，后来，我们曾在某次升旗仪式后，在校园里碰到过一次。

不知是的确因为时间的流逝所致，还是我太久没有见到她而模糊了记忆中她之前的样子，我总觉得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她的眉眼之间似乎明显被刻上了更多岁月的痕迹，眼角的皮肤也有些松弛下来，将原本锐利的目光也牵动得柔和了几分，她的嘴唇似乎也不那么平整了，而是微微有一些鼓起，比起曾经“严阵以待”的干练，更显出一些饱满的神色；不过她依旧身姿挺拔，步履稳健，精神十足，甚至令我也不由暗暗地生出羡慕和钦佩。

但时间却始终没有打磨掉我对“那件事”的耿耿于怀，我礼貌地上前，微笑着问好，但刻意把“齐妈”改回了工整的“齐老师”，随后便走在她的侧后方，任由高中仍和我在一个班的同学在前面与她互诉短长，我只是缄口不言。她看了我一眼，深邃的目光旋即收了回去，不再多问我的近况。

那是我迄今为止最后一次同她见面。

12

转眼间，“举报信事件”已经过去了11年。但我每每想起来，仍有许多复杂的情绪与难解的困惑。阿欣也长大了，去了南方一座遥远的城市读了大学，毕业后又回家乡发展，我在北京读书，然后仍留在北京工作，我们仍有联系，假期里常见面吃吃喝喝，但很少聊起过去。

阿欣仍是大大咧咧的爽直，这些年来，我若是提起初中时的事情，她大多是以接近吆喝的口气“喊”：“靠，这都多少年了，你姐我哪能记得这个！”只有极个别的时候，她才安安静静地笑着，轻声说：“你还记着呐。”后来，我们在这方面就聊得越发少了，关于过去的话题都变成了未来。我的那些纠结的心思，越发地成了难解之谜。

于是我试着同三四个其他好友讲起这段往事，虽然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答案，却有了些意外收获——每每要讲，我总是会从她刚接手我们班时如何为我们讲课、又如何辛苦地为我们批改随笔开始讲起。三四遍后，我终于再次想起她曾经的诸般付出与种种好处，慢慢地感觉到，无论发生过如何令人难以释怀的不快之事，师恩似海也到底还是应该被尊重与铭记，总不能为了一件事，就否定她所有曾经的心血与汗水。

翻篇吧，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对与错都不重要了，就当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她仍是我传道授业的恩师，我仍尊敬她，由衷地感恩她曾经所教授的知识、培养的我对语文的兴趣、以及诸多的指点。

我曾自信地以为婚礼的邀请会是一个绝好的契机，但她的默然不复，实属我意料之外。

我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把这桩陈年旧事完全放下，却在捧着手机的时候，发现自己仍然没有再追问一次的勇气。

面对着她的沉默，我忽然意识到，这么多年反反复复地深陷其中，似乎从来都是我单方面的纠结。她究竟在这前后经历过什么、她是如何想的、她又有什么样的感受，所谓的“the story on her side（她的视角下的故事）”，我却一无所知。而我如今，恐怕也不再会拥有与她开诚布公地谈论这件事的机会了。

（文中齐老师、阿欣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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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一封11年前的“举报信” ｜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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