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悼袁广泉君

战疫行将结束之际，惊闻袁广泉君因病逝世。前些时知道他住进危重病房，心中隐隐已有不好的预感，知道这个时间身体出问题，很难挽回于万一。

从来给自己的约束之一，就是尽可能少些最好不写悼念性文字。但是对于广泉的过世，却有些话不吐不快。

认识广泉，是2008年初春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半年，广泉当时正在所里担任五年聘期的副教授。已经荣休的狭间直树教授，还经常参加所里的活动，他告诉我，广泉毕业于神户大学，翻译能力极强，由多位译者分担的译本，几位作序的两岸名宿一致公认广泉的翻译最佳。不过，见到广泉时，总觉得相貌与文静书生有些距离。原来所在的中山大学历史的蒋相泽教授，出身西南联大，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获博士学位，本来专长是捻军，回国后转而研究国际关系史，他说翻译之事，三分外文，七分中文，三分语文，七分专业。我未见过广泉写的中文，以貌取人，因而对其翻译能力将信将疑。即使他来过我们在国际交流会馆的住处，也时时在所里见面谈话，可是并未改变看法。

直到凑巧出现的一件事情，令我对广泉刮目相看。一次在狭间先生主持的研讨班例会上，与会的武上真理子女士提出评论意见，不知怎地话题忽然转到康德身上去，我的日语和武上的汉语，显然不能胜任这一层级的交流对话，在场的其他人也面面相觑，感到为难。广泉自告奋勇，担任传译，使得沟通毫无障碍，其双译的流畅准确，没有深厚的功力，决做不到。记得一次参与和欧共体的一个学术代表团的对话会，期间一位比利时教授报告波普的科学哲学，上来就连写了几黑板的数学公式，先后换了五位翻译，从外语专业的博士到留欧专门学习科学哲学的台湾教授，每人顶不过五分钟。此后校园里很长一段时间不大听到有人谈论波普。由此可见，好的翻译难能可贵，而广泉驾驭康德的从容与中日文切换的通畅，非比寻常。武上和广泉两位都是英年早逝，想来令人唏嘘。

世界上各国少有专门的翻译家，而中国几乎各个重要语种都有以译介成大名之人，显示近代以来目光向外的时驱和取向。只是著名翻译家大都属于文学领域，史学界虽然凤毛麟角的有几位因译书有名于时的学人，却不能以翻译家名之。史学界的乱译现象，比其他领域更加凸显。如果史学界的译者可以称家，广泉当之无愧地应居其一。这样的标杆树立起来，想当然的翻译便会大幅度减少。

汉语文独树一帜，对于急欲进入世界的国人而言，翻译作为中介的确不可或缺。尤其是史学领域，包罗万象。或谓中国研究是目前唯一的世界性学问，各国参与者众多，再好的语言天赋，也不可能掌握所有语言文字，因此，翻译依然是必不可少的跨文化传通介质。像广泉这样出类拔萃的翻译人才，比一般好的专门研究者更加难得。可惜目前的机制却让这样的人不安于位，仅仅凭借翻译，连评职称也相当困难。我知道广泉性格耿介，在所就职的学校里颇不如意，得知他从日本回国，重新又回到了原来的学校，便设法联系看能否调到更加适合的单位去。只是现在到处的尺度相差无几，最终未能如愿以偿，实为一大憾事。如果换到新的单位，或许心境会好些。

生性使然，一般不会因为找工作之类的事出面请托，广泉的事作为例外，实在是觉得这样的人才时下太少，应该让他得其所哉。广泉热衷于做的翻译之事，比起为数不少的可有可无的论著不知有用多少倍，在史学界不应该变成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好的机制应该鼓励有益之事，不要拿着无聊当有趣。我们希望与世界沟通，却找不到恰当的沟通之道，甚至漠视正道，盲从异途，就难免南辕北辙。但愿广泉式的异才，不要被平庸化的标准牺牲，甚或可以无上荣耀，正是体制应有的机能。

悼念广泉，为其鸣一点太晚的不平，同时抒一下小小的愤懑，望他于九泉之下能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