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润博︱《辽史》与史源学

采访/中华书局 胡珂 整理/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王瑞

2020-05-30 09:1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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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苗润博的新著《〈辽史〉探源》,全面检讨了元修《辽史》的史源问题,系统考证了《辽史》各部分的文本来源、生成过程、存在问题及史料价值,并将《辽史》放置在整个中国古代正史文本生成、流变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同时尝试通过对《辽史》这一典型个案的研究,对传统的史源学研究作方法论层面的反思,探索历史学视野下文本批判的可能路径。
6月2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将与中华书局联合组织有关该书的讨论。此前,苗润博就该书的写作缘起、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接受了专访。

《〈辽史〉探源》,苗润博著,中华书局,2020年6月即出,490页,68.00元
辽史在中国古代史各断代领域,相对没有那么热门,您是如何决定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在您看来,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在中国古代史上处于怎样的地位?
苗润博:我刚上大学时关注的就是北方民族史,因为自己出生在农牧交错地带,多沾染“胡俗”,比如小时候玩耍的地方就是辽金著名捺钵地鸳鸯泊。在南开读大一时,上王晓欣老师的“中国古代后期史”课,王老师学元史出身,对整个北方民族史都有涉猎,这门课对我影响很大。也许是巧合,当时提交的作业就跟辽史有关,大概是对比了《辽史》和中原文献两个系统所记阿保机长子耶律倍事迹的异同。这个问题现在看来当然很稚嫩,不过至少在当时树立了一种比较明确的感觉:历史学不应该是谈“玄”的学问,而首先应该是考证的学问。
2008年末刘浦江老师《松漠之间》出版,第二年秋天我读到这本书,感觉与一般做北方民族史的学者的研究路数很不一样。当时我正好在翻《四库全书总目》,很认同、钦佩刘老师由文献入史学的研究路径,于是打定主意要跟从刘老师研究辽金史。2010年9月我从天津跑到北大旁听刘老师的课,课下和他聊起《松漠之间》里用到的一条史料,在史源上可能有问题。返津后收到刘老师邮件,问我愿不愿意来参加他开设的关于《辽史》修订的读书课。机会难得,我就这样懵懂地进来了,开始接受比较正规的辽史训练。
苗润博与刘浦江,摄于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图书馆前,2011年4月。
最后一次《辽史》读书课,摄于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计算机室,2013年6月。
至于辽朝的历史定位,应该说,我当时进入这个领域,很大程度上是被刘老师的学术魅力吸引,并没有考虑辽史如何重要。现在看来,辽朝确实很重要,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第一是中原王朝的视角,这里涉及学术分野的问题。中国古代史掐头去尾的话,中间的历史大概可以用两个七百年来概括,其实就是所谓的两个“南北朝”。第一个当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入口是东汉,做魏晋南北朝史的学者讨论问题一般都会追溯到东汉。从东汉一直到唐代前期,即从公元一世纪初到八世纪初这段时间,其实构成了一个大的历史单元,南北对立、冲突与融合、交汇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动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是,做第一个“南北朝”史研究的学者往往将这七百年当作一个整体来思考,而且兼顾南北,因此就会做出一种通达的气象。而第二个七百年提的人比较少,这里指的是从安史之乱开始,一直到明朝宣德、正统年间,大概从750年到1450年的这段时间。就像东汉之于魏晋南北朝一样,安史之乱拉开了晚唐五代辽宋金元历史的序幕,南北的冲突、对立、碰撞、融合再一次逐渐成为最大的问题。这一问题并不以元朝的统一作为收束,政治传统、思想观念、行政建制以及社会各个层面的真正融汇要到明朝中前期。而第二个“南北朝”的实际起点,就是辽和五代、宋的对峙,后来的南北问题都是沿着这一脉络发展的结果。因此,我想说的是,研究辽史不应该把它做成东北地方史,也不能简单地处理为周边民族史,而是要把辽朝放在一种大格局之下来理解。刚才说到,研究第一个七百年历史的学者往往南北通治,前后勾连,那么我们做辽金史,包括宋史,也应该关照南北,把前后七百年的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单元来处理,“瞻前顾后”“左顾右盼”,这样可能会对辽朝的历史作出更准确的定位。
第二个是北方民族发展史的视角,这一点学界谈的比较多了。辽朝是第一个在坚守草原本位的同时经营汉地的政权。当时的蕃汉分治,是针对不同的治理对象(契丹、汉、奚、渤海等)而采用不同的制度。华夏政权从汉朝到唐朝发展出一套典型的中原治理模式,即以郡县制为核心,对周边区域施行比较松散的羁縻统治;而辽朝则开启了一种因俗而治的模式,这种模式被后来的金、元、满清所继承,成为从“小中国”到“大中国”转变的起点。
从以上两个层面,我们大概能看出辽朝在历史上具有枢纽性的地位。
《辽史》是元末修的辽朝史,它在契丹王朝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如何?
苗润博:辽史研究可用的材料,确实少的可怜。跟同时代的北宋相比,辽代文献留存数量可能连百分之一都不到。从传世文献看,辽朝几乎没有留下史部的文献,留下来的都是佛经。一些所谓辽朝人的史著,现在看来也都是后人所作的伪书。除此之外就是出土文献,比如北京的房山石经、辽朝统治辖境内出土的石刻。从绝对数量上来看,辽朝石刻与魏晋隋唐以及宋元,完全没法比。目前所公布的墓志,加起来可能只有不到三百方,其中还包括几十件解读率极低的契丹大字、小字墓志,这些材料都非常好,但是很难利用。这种情况下,惟一具有契丹王朝官方文献背景的《辽史》就成为研究辽史最基础、最核心、最重要的文献。
基于这样一种史料状况,辽史研究对于《辽史》的依赖程度大约达到九成以上,远远超过了其他断代对于相应时段官修正史的依赖。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局面:《辽史》的记载基本上规定了辽史研究的主体框架。至于如何突破,每一代人都在想办法,我的办法就是“探源”。
您是在什么契机下开始做《辽史》探源工作的?怎么评价前人对元修《辽史》的认识程度?
《辽史》,[元]脱脱等修,中华书局,2016年4月出版,1755页,280.00元
苗润博:开始的契机当然就是跟随刘浦江老师做《辽史》点校本的修订工作。刘老师学术起家是邓广铭先生让他逐条考索《大金国志》的史源,通过文献考证逐渐进入金史,后来又把研究慢慢推广到辽史领域。刘老师带着我们重新点校《辽史》的时候,特别强调史源式校勘,注意版本校之外的他校,而他校的前提是对同源文本的利用。这里面涉及很具体的问题。从陈垣的四校法开始,校勘学都在提“他校”,但是真正最有用的他校是什么?是同源文本的校勘,而不是随便用不同系统的文献来校勘。比如一直到现在的二十四史修订本中,一种常见的做法是用石刻里的字来改正史,其实石刻和传世文献完全是两个系统,这样的他校原则上只能出校而不能轻易改字。史源学和校勘学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在刘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接受的训练既是校勘学的,也是史源学的。当然,那时所理解的史源学还很简单,就是“这条材料从哪儿来的”。
最初,并没有打算做整体性的《辽史》探源工作。项目组大概花了七八年的时间点校了一百十六卷《辽史》,我参与了五年。完整点校下来之后,自然会对《辽史》整部书的来源产生不一样的感觉。做的时候是一条一条地做,但做完之后就会有一种整体的感觉,一种质的变化,进而思考元朝史官在当时究竟利用了哪些材料来写作这部《辽史》。这个时候所关心的就不仅限于具体某条材料从哪里来,而是关注《辽史》整部文献是如何生成的。从史料学到文本学的转变,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2013年夏天我们完成了《辽史》修订本的初稿,之后几年,我又有一些自己的心得,但没有系统整理。一直到2018年春天写完博士论文,发初稿给别人看的时候,有学友指出其中对《辽史》文献来源的判断显得有点突兀。他们会问,你的判断是从哪里来的?其实就是我们一条一条地点校出来的。这种点校过程中收获的“师傅带徒弟”式的技能,怎么样才能传递给别人?“小圈子”内的共识应该引发更多人的共鸣,哪怕是针锋相对的讨论。所以,我萌生了写这么一本书的念头,毕业后便开始了《〈辽史〉探源》的撰作。
其实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冯家昇先生就写了一本《辽史源流考》。当时陈垣的“史源学”概念还没有提出来,《辽史源流考》整本书里没有提到“史源”这个词,但它却是第一部用我们后来所说的“史源学”方法研究正史源流的著作。这本书里关于《辽史》文本来源、编撰过程等问题的论断,基本上构成了此后八九十年间辽史学界的主流认识。冯家昇的方法其实主要还是史料比对,比如《契丹国志》现在还保存着,他通过对比发现《辽史》肯定用过《契丹国志》这本书。但是《辽史》中大量的内容,没有现成的、大块的文献可资比对,这些问题就没有能够解决。这也导致我们对《辽史》的认识存在误区:虽然冯家昇离析了一部分《辽史》,但由于离析的部分比较少,所以人们还是习惯于把《辽史》的记载等同于“辽时”的记载。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辽史》基本上框定了辽史研究的框架。那么,研究者的学术推进体现在哪里?主要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金石材料、宋代文献、元代文献、高丽文献等等,用这些材料去补充、修正《辽史》,《辽史》很自然就构成了研究的基盘。我们似乎一直是在做加法,但对累加的基盘本身却是分析不足的。
冯家昇著《辽史源流考》,1933年初印本。
元人在修《辽史》的时候,对旧史材料进行了新的加工和创作,您如何看待元人的这项工作?
苗润博:这里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首先是元朝人能看到的辽朝史料的情况,其次是元朝史官在此基础上做了哪些加工,没有前一个的问题就说不清楚后一个问题。
以往学界没太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辽朝当时的汉文史书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我们看《辽史》,会感觉它和二十四史中的其他书很不一样,非常简陋,本纪一年可能就几句话,而且极少有长篇的奏疏诏令,不要说跟《宋史》,即便是和魏晋南北朝的正史以及后来的金元二史比也相去甚远。这是为什么?一直以来没有一个很好的解释。直到近年俄罗斯学者公布了东方写本研究所藏的一件契丹大字草书写本,这件写本有一万五千字,现在只公布了三页,但其中有三处都出现了同样的标题,大致可译成“大中央辽契丹国诸可汗之记”,而序文的落款年代又正好和辽兴宗时一次重要的修史相对应,也就是说这个抄本很可能包含辽朝的官修史书。
这让人想起了点校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奇怪现象。比如《辽史》里记载的宋朝、高丽、西夏的使节或者交战将领,有时候音都是对的,但是字一个都不对。比如潘美,在《辽史》里就有被记作“范密”的,按照现在的读音当然很奇怪,但在中古音中“潘美”和“范密”是可以勘同的。这说明现在看到的《辽史》中的部分汉文记载很可能是听音记事的,这是怎么来的?我们知道,使节出使都要递名帖,名帖上写有名字,因此直接传抄的汉文记载不可能是记音的。由此推断,现在《辽史》的某些记载很有可能是从契丹文材料翻译过来的。
这一现象和新公布的俄罗斯契丹大字抄本合在一起,使我想到一个问题,辽朝很有可能采用了契丹字、汉文双轨的记史制度,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金代,在文献中留下了明确的证据。换句话说,辽朝当时的记史制度决定了现在看到的《辽史》和其他正史的面貌是不一样的。我们能够明显地看到契丹、汉文双轨之间是有主轴的,主轴是契丹文,相当一部分的汉语材料是从契丹文材料翻译过来的。而从更长时段的历史来看,这很可能是北族王朝第一次同时采用本族文字和汉字双轨来记录历史。辽朝的双轨记史制度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不成熟性,与后来蒙古、满清更为完备的双轨制度有相当的差距:彼此之间是独立的两个系统,各记各的。辽朝汉人史官对于中枢政治本身就可能相当生疏、隔膜,加上从契丹文到汉文,再一层一层地留下来,从根本上决定了信息量的衰减,如此形成的汉文记载能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当时的史事,我们现在是要打问号的。这是第一个层面,即辽朝当时的记载,就有特殊性。
辽上京遗址出土契丹大字“天朝万顺”钱
接下来说元人修史的问题。唐以后的惯例是易代修史,改朝换代后马上修前代正史,也是宣示正统的一种手段。但元末修《辽史》的时候距离辽朝灭亡已经两百多年了。辽朝本身汉文记史的材料就很少,辗转两百多年,幸运流传到元末的材料少之又少,这个时候史官所面临的窘境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当时所能用到的主干材料就两本书,一是辽朝末年成书的《皇朝实录》,二是金朝中期修的《辽史》。根据我的研究,元人见到的这两种书不仅简陋,而且都有残缺,根本不足以支撑修成一部作为国家最高政治文化工程的正史,因此元朝史官要做很多的添加工作,动各种各样的手脚,一个核心的目的就是充凑篇幅,小书结语中提到了五种具体方法,就不一一列举了。
笼统而言,《辽史》的纪传部分,元朝史官增饰的内容相对较少,源出于辽金两朝旧史的成分比较多,而志和表,元朝史官增加了特别多。顾炎武曾说“纪传一人之始末,表志一代之始末”,志和表是我们理解某个朝代最重要的、框架性的文献,而元朝史官增饰最多的恰恰就是这一部分。在辽金旧史里这些框架本来是沒有的或者残缺的,那么元朝史官构筑框架的工作性质、影响就跟小修小补地抄材料完全不一样了。我说《辽史》的记载被等同于辽时的记载,从而构成了《辽史》研究的框架,指的就是元朝人做了大量的加法。其他正史因为面对着很多记载,史官主要的工作是做减法,而元末史官则大量使用宋代文献,包括宋朝国史以及当时尚能看到的一些南朝私家记录,去搭建辽金旧史中并不存在的叙述框架,这种框架性的东西恰恰成为我们探讨辽代历史的束缚。
您探源《辽史》的工作,可以说打破了元人框定的理解框架,在此之后,您认为未来的辽史研究还可能有哪些新的角度、新的空间?
苗润博:史源学视野下的文本批判,落脚点不应该在于“破”,而应该在于“立”。打破旧的认识框架后,我们能呈现出哪些新东西,这个更重要。只破不立的工作当然有意义,但不尽如人意。史源学批判最后的理想状态是,能够呈现出全新的问题空间。小书的结语中提到“走出元人的辽史观”,走出之后,我们应该走向哪里?现在常说要接近历史现场,打破元人的框架之后,就要尽量去看一看辽朝当时人的叙述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在拆解元人的叙述框架时,会发现并不是拆着拆着什么都没有了。元人是在做加法,但是多少还是有一点基础的,我们把增加、附益的东西删减掉,剩下的东西往往就是辽朝当时人的叙述,尽管很少,但非常可贵。这部分可贵的叙述原本是被包裹起来的,像蚕茧一样,所以要做剥离的工作。相当一部分文本被剥离之后,我们会发现,辽朝当时的人对历史的认知和元朝史官所构筑的框架大相径庭,所呈现出来的历史面向是前所未知的,这就达到了“立”的目的。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我的博士论文研究契丹早期史的问题,从元朝史官修成《辽史》到现在六七百年的时间里,我们讨论契丹建国以前的历史都是从北魏讲起,一直讲到耶律阿保机建国,呈现的是一条看似完满的线性脉络。我对《辽史·营卫志》做了史源学批判后,发现这一套记载是元朝史官拼接而成的,他们利用的资源有一少部分是辽朝的零星记载,但大部分是中原正史《契丹传》。我把元朝史官的框架拆解之后,发现还有一个实体存在,这就是辽朝当时人对于建国以前历史的认知。这种叙述跟中原文献以及元朝史官勾勒出来的框架完全不一样,它反映的其实是耶律阿保机家族自身的历史记忆,而这种记忆呈现出来的面向和契丹五百多年的发展史截然不同。就此牵出一个或许有些耸动的论点:阿保机家族很可能是在辽朝建立以前一百多年时才加入到契丹集团的后来者。在这种情况下,既有的关于契丹史、辽史的很多认识都需要重新检讨。后来成为辽朝统治家族的皇族和后族,全都是外来者,以往只知道后族萧氏出自回鹘,现在发现阿保机家族很可能是从大兴安岭南麓来的。两个后来者成了契丹王朝的统治力量,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却完全湮没无闻。如果不做史源学的批判我们不可能发现这样的问题。
辽代祖陵陵园示意图(上为东),引自《内蒙古东南部航空摄影考古报告》。
辽庆陵庆州城,引自《内蒙古东南部航空摄影考古报告》。
内蒙古巴林左旗辽祖陵
辽祖陵石房子
刚刚举的这个例子是硕士时点校《辽史·营卫志·部族》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在完成《〈辽史〉探源》之后,我发现类似的问题非常多,甚至可以说,既有的辽史叙述一半以上都需要“再出发”。当然,这里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推倒了以后能够重来,剥离之后会发现有一些实体的东西露出来,有材料的依托,而且是重大问题,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讨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由于留下的材料很分散、很稀少,剥离之后要想重建的难度比较高,但我觉得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您谈到了很多辽史的特殊之处,元人同时修了《宋史》《辽史》《金史》,并且在一两年内就完成了,这三部史书有什么共性?《辽史》的史源特点、纂修过程,是不是中国古代正史修撰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苗润博:有元一代,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争论要不要修、如何修辽金宋史,但是真正修成可以说是毕其功于一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三部正史。这会带来不同的问题。比如《辽史》,短时间内要做好加法很难,东拼西凑出来的框架不忍卒读。而对于《宋史》,情况就不一样,宋代的记史制度非常完善,从日历、时政记到实录、国史,更不用说宋人的私家记述,材料太多,所以元修《宋史》面临的问题是要在短时间内大量做减法,最终采取的主要手段是花式抄国史。相对而言,《金史》在元修三部正史中能够使用的材料体量适中,加法、减法都不会做得太多,所以《金史》在后世有所谓“良史”之称,其实细究起来也是盛名之下。元修三史的参与者是同一拨人,他们在同样短的时间内做这些事情,呈现出不同的问题。
当时修撰三史有一个总纲领,即“三国各史书法,准《史记》《西汉书》《新唐书》”。《史记》《汉书》很渺远,远祖马班更多的是正统性的宣示,真正对三史框架具有规定性的史书是欧阳修、宋祁修撰的《新唐书》。我们从表、志的设置,尤其是各个志的名目来看,三史有过统筹安排,显然受到《新唐书》的影响。此外,既有关于元修三史的研究中,往往会忽略一个问题,元人面对的文献条件是一样的,翰林院当时所藏的官方典籍构成了元修三史的共同来源。以往讨论《宋史》《辽史》和《金史》,基本只关注各自使用的材料有哪些,其实这些材料互有穿插,特别是《辽史》《金史》在原材料很少的情况下,往往互相采摭,还会袭用宋朝国史的记载。
至于《辽史》在整个二十四史的范围内能否反映共性的问题,我觉得特殊性、极端性要大于共性。但正是它的极端性会使我们思考一些以往习焉不察的问题。清末以前,正史被赋予了与正经类似的经典性,章学诚说“以史翼经”,对于过去的读书人来说是一种先验性的认识,他们的思维世界是由正史和正经构成的。经书构成基本脉络,史书填充具体事例。在这种思维图式下,正史被看作历史本身,类似的逻辑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尽管我们常说“不可迷信正史”,但在研究实践中,尤其对于材料比较少的断代领域,这几乎是一种思维惯性。因此,《辽史》探源工作中揭示出的《辽史》文本的特殊性,恰恰提醒我们应该反思正史的经典性。正史被奉为检验其他材料的标尺,它本身却是免检的,这种带有明显经学色彩的史学思维与正史的经典性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怎样彻底祛除这层魅影,还需要实实在在的探索。
明嘉靖八年(1529)南监本《辽史》
《辽史》这一极端但又经典的案例,集中呈现出正史生成各个环节可能存在的问题。比如正史修撰和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在中原史书框架下“即时记录—档案—史馆—正史”,这条理所应当的脉络在很多情况下其实并不齐备,到底哪些制度影响了正史的生成?哪些制度保证了正史的稳定结构?后人修的正史与前代国史是不是理所当然的继承关系?又有多少是后来做的加法或减法?史官修史时面临的现实困难与因应措施是什么?以往我们看待正史文本,每每认定是无须拆分的,可以直接拿来用,而事实上正史的记载存在很多“缝隙”,可以将其区分为不同的模块或单元,每一个文本单元都可能代表不同来源的历史叙述。这样一来,原本铁板一块、相对僵化的历史叙述就变得灵动、丰富。同时,正史的叙述与当时人认知之间的距离,时人认知与历史本相的距离,都值得一层一层追问。
您新书的标题是“《辽史》探源”,体现了史源学的学术脉络。书中使用的探源方法与以往的史源学研究是完全一致的吗?
苗润博:通常认为,中文语境下的“史源学”最初是由陈垣先生提出来的,但现在我们好像不太关注他当时提出这一概念到底在说什么。其实史源学在当时是一种训练学生的手段,陈垣先生让学生拿着顾炎武《日知录》、赵翼《廿二史札记》这类书逐条挑错,他有一句治史名言叫做“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清人引了某条材料论证某种史学问题,让学生去查证原书,最后发现清人引材料很不老实,往往会曲解文义。我们知道,清季民初对乾嘉朴学的成果作过系统的清理,陈垣先生也以乾嘉后学自居,自然要反思前人的工作。在那个年代,史源学主要的功能就是验证对错、不被人诳,并没有变成一种自觉的研究方法。后来人把它发扬光大、提炼总结,史源学也就具有了某种方法论的色彩,即做研究要用原始材料,二手材料不能随便用,要找到其来源。到目前为止,史源学研究的主体路径还是一条一条地追索材料来源。从一条条地挑错到一条条地溯源,其中的思维逻辑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史料学的取向,把史书看作一条一条供史家采摭的材料,这种“为我所用”的取向或许先天就隐含着某种工具性或者说功利性。
从实际效果看,史料学框架下的史源学研究可能存在三方面问题:其一,在可以找到文字类似的参证材料时,往往笼统依照不同文献的时间先后,论定其间存在直接线性的传抄关系,而忽视了同源异流或者存在“中间文本”的可能,原本更为复杂的文献脉络与历史情境由此遭到遮蔽。其二,对于缺乏现成、大段参照文本的情况,孤立的溯源往往会服务于研究者的论证目的,一条材料对论证有利,就使劲往早期的、可信的来源上靠,很少考虑编纂这个文献时能否用到、是否真正用过这种原始资料;一条材料不利于论证,就尽量把它的来源引向相反的方向。这种碎片式的史料溯源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因为主动权掌握在研究者手里。以上两点的共性在于,缺少了对文献源流的通体关照,不清楚史书作者当时究竟用过哪些书,全书之中相同类型、性质的记载究竟从何而来,研究的结果就可能会失去规定性和可验证性。其三,将文献拆解成一条条史料,作出非此即彼的真伪、正误判断,对于文本本身的结构、层次和缝隙缺乏省思,可能会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整体的逻辑脉络不够敏感,不经意间为其中隐含的叙述框架所左右。这一点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尤为深广。
以上三方面的缺憾,都有必要从方法论和研究实践上不断加以总结和反思。从单一的、碎片式的史料学取向到整体的、贯通式的文本关照是一个大的方向,我目前所做的工作还很初步。陈垣先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北大开过“史源学实习”课程,八九十年后的今天,我很期待能有机会重开这样一门课。绝不敢妄称“新史源学”,但确实希望能成为史源学的另一个维度,通过手把手的教学把这种方法传递下去,同时在更多的研究、教学实践中深化对史源学方法的体认。
庆州白塔
应县木塔
批判、反思正史记载是当前学术界很流行的做法,比如中古史学界流行的“史料批判”“历史书写”,在您看来,对《辽史》进行探源这一方法与以上研究有何不同?
苗润博:我的研究领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古史,关于这个问题,以往思考得也很不够,只能姑妄言之。先说相同点,不管是史料批判、历史书写还是我所说的史源学,其实都关注“文本生成”的问题,把史书记载当做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考察文本怎样形成、衍变,最终呈现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面貌。至于差异的话,或许可以从三方面谈。
一个是基本的着眼点。中古史学界流行的史料批判和历史书写,更多地关注历史背景、创作意图,日本史料批判的代表人物安部聪一郎曾将史料批判总结为关注史书的“构造、性格、执笔意图”。他们主要是从外部背景,包括社会风气、思想观念等去解释文本现象,当然也会分析文本,围绕书写模式,以及这些模式化的书写的形成提出问题,但主要是与社会背景建立关联。我接受的学术训练以及做的研究,更多地是希望走进文本内部,因此这里所说的史源学首先关注的是文本本身的生命历程。纵的一面是文献源流,比如元修《辽史》时所见的所有关于辽朝的文献记载是怎么流传到元朝的,这些文献是文本生成问题的核心,应该首先抓住,也是最能抓住的,特别是长时段的文献源流,是我们尤其需要关注的。横的一面是文本的层次和结构,即最终形成的文本能否分成不同的单元,每一个单元能否牵出一条脉络来。哪些书留下来了(来源文献的流传过程),留下来的书后代修史时有没有用、怎么用(最终文献的编纂过程),横纵两条线其实是交汇在一起的。
第二可能是操作过程。相比于针对单一文本或者某些文本的细节、程式,把它们单独拎出来,进行社会风气、思想观念的考察,我的工作更希望从文献整体上进行观察。元朝史官修《辽史》整部书所用到的材料,其实影响到我们对每一篇具体文献的分析。单独地讨论一棵树和讨论一片森林中的一棵树,结果可能是不一样的。对《辽史》整部书有了某种感觉之后,再去讨论某个具体的文本,我觉得才容易讨论清楚。否则,我们看到的就只是一条一条或者一篇一篇,得到的认识相对来说就不那么通透。
第三是预期的结果。不管是什么样的批判方法,最后都要落到如何“立”的问题,也就是前面说的提出、解决新问题。通过当时的社会风气、思想观念、制度背景、政治斗争、权力话语等因素可以解释文本现象,但如果这些因素不是分析文本得来的新知,就可能导致研究的结果只是验证既有的历史认识,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循环。“探源”的工作首先希望呈现出文本本身的生命历程,深挖每一个环节,从而发现文本脉络、结构等方面的复杂性,这里反映的其实就是历史叙述本身的复杂性。把文献中的不同“地层”爬梳清楚、剥离开来,剔除后世增纂的部分,发现前所未知的历史事实,这是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如果不对《辽史·营卫志》的文本做史源学批判,我们就很难看到阿保机家族很晚才加入契丹集团这么一个重要的历史面向。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您的落脚点是追求信息增量,最终要获得对于历史的新认识,而不止是拆解叙述过程?
苗润博:对。虽然做的是减法,但由此发现的、原本被包裹着的东西,则是新增的历史认识。总结一下的话,文献学的底色和提出历史学的新问题,或许是这本小书最重要的两端。因此我才在结语的最后说,史源学视野下的文本批判应该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文献本身的层次,其次才是历史学分析的层次,不好颠乱,也不好僭越。
在这本书之后,您的研究方向和工作计划是什么?
苗润博:就辽史领域而言,现在第一个层次的文本批判已经做了不少,后面可能会主要着眼于史实重建。探源的过程,让我发现了很多重要的、基本的问题可以继续深挖。我的博士论文是在对《营卫志》研究的基础上,重新书写契丹早期历史,预计修改后出版。此外,我还希望接下来能够有机会用从文献到文本、从史源到史实的路径,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慢慢推展到宋金元史。作为拓展的基础和准备,目前手边正在做一些相关重要文献的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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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丁雄飞
校对:栾梦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辽史》,史源学,文献学,民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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