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后策｜卫生政策专家：提高疾控权力关键在于提高专业话语权

【编者按】

面对新冠疫情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异常艰巨的战“疫”使命扛在了肩上。

当前，中国政府和人民正处于疫后复工复产复学、振兴经济生活恢复常态的关键阶段。如何改革我国疾控体系、如何鼓励人才进入公共卫生领域、如何服务好“六稳”“六保”工作大局，成为社会关心的热门议题。澎湃新闻开辟“疫后策”专栏，对疫后中国的各项工作的开展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下面的文章讲述了两位美国卫生政策专家的观点，他们分析了美国疾控系统在此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的问题并对中国疾控改革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的流行暴露出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许多短板。

5月28日，耶鲁大学卫生政策与经济学副教授，美国中国卫生政策与管理学会会长陈希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美国CDC从短期、中期和长期来看主要存在三大失误。

短期来看，疫情发生后，美国CDC做核酸检测的试纸存在缺陷，CDC没有采用更成熟的已经可以使用的试纸，德国当时的帮助也没有采纳，耽误了检查筛查的时间。

“很明显的对比是，美国和韩国几乎同时发现了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但是美国花了100天的时间，在人均的测试量上才达到韩国的水平，这反映出美国CDC在此次疫情应对中反应不足，并且固执的采用自己的标准，延误了时间。”陈希说。

中期来看，以往疫情发生后，比如猪流感，美国CDC都会出台一个全国性的指南，指导各州合适的时机重启经济。但这次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确诊数量刚开始下跌，很多州就决定要经济重启，这次CDC是缺位的。

长期来看，美国CDC在缩减驻世界各地区的专员，比如美国CDC在中国的派驻专家以前有十几位，后来由临时雇员替代了，这就导致美国CDC伸向疫情前方的触角被慢慢斩断了，导致此次疫情发生后他们的反应非常迟钝。

“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并且在此次疫情发生之前就有了。”陈希说，“当然这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美国总统大量削减了公共卫生经费，才导致人员减缩。包括美国关于防范全球大流行病的全球卫生安全办公室也被解散了，这些都是一脉相承的。”

尽管美国CDC在此次应对疫情的过程中遭受到总统的干预，且因长期未经历过大的疫情暴露出危机意识缺乏等问题，但陈希认为，美国CDC的专业性也还有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

美国佐治亚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副教授陈茁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也认为，相比美国，中国CDC界定的权力还不够大，对地方行政部门的影响仅以技术指导的方式恐怕很难发挥实质作用。对于未来的改革，陈茁建议提高中国CDC的权力并且关键在于提高他们的专业化决策。

“美国CDC的沉沦，是要放在这届政府上去看待”

陈希说，美国因为长期以来没有出现过大的流行病，2003年SARS在中国暴发时，美国并没有受到影响，2009年猪流感也仅仅是在美国的五个州蔓延，CDC采取了果断方法疫情很快就控制住了，所以美国人包括CDC的员工和领导者的记忆里没有大的危机意识。

“美国CDC并不是一下子出现今天这种状态，由于距离上次疫情大流行时间太远，美国CDC的运作效率越来越低下，所以这次疫情把问题都显现了出来。”陈希说，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力并不只是美国CDC的问题，而是在这届总统的滥用职权下，美国公共卫生体系出现了大的漏洞所导致的，CDC只是中间的一环。

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全球卫生安全和生物防御办公室高级主管的贝丝·卡梅伦5月13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称，2018年5月，特朗普解散了该办公室，白宫流行病应对团队负责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蒂莫西·齐默突然离职，这导致了美国如今对新冠病毒的准备不足。

2016年白宫设立全球卫生安全办公室，其职责是为在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地可能出现的卫生紧急情况做准备。这个办公室如果还存在的话，会与联邦政府的部门和机构合作监测疫情，当疫情开始呈现不寻常或令人担忧的特征时，专家团队将向决策者发出警报。

“我觉得CDC的沉沦，是要放在这届政府上去看待。”陈希说。成立于1946年的美国CDC是国际上最重要的公共卫生组织之一，是疾病防控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核心部门和协调中心，拥有相当大的独立行动的权力。但在应对此次疫情过程中，美国总统的行政团队的确对CDC的决策产生了干预。

中国CDC改革应提高其专业话语权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也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等方面存在不足。疾控机构作为疫情防控的主力，在预警监测、流行病学调查、防控措施的提出和实施等方面，也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建议，加强疾控机构核心能力建设，提升“专业话语权”。

陈希非常赞同提升专业话语权的观点。他认为，中国CDC的权力不够，从建立之初，中国CDC的定位就不是一个决策机构，而是一个研究机构，导致权力不足。

陈希建议，中国CDC的改革方向应该是保持技术人员的独立性，而不应该被行政系统所干扰。

陈茁也表示，有必要赋予中国疾控中心相应的行政权力，而提高疾控系统行政权力的关键在于坚持专业化决策原则，即让懂的人有权做对的事。

陈茁曾任美国CDC资深经济师，对中美CDC的架构、职能等领域有着长期观察。据他介绍，美国CDC具有法定权力并且可以通过资金渠道对地方的卫生局产生影响。美国联邦疾控去年预算是120亿美元到140亿美元之间，这其中很大一部分会流向各个州的卫生机构以及其他机构，如此一来美国CDC就可以影响地方去做一些事情，因此美国CDC的权力可能会更大一些，它的一些理念体现得更充分一些。但中国的CDC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

针对疾控体制改革很多观点认为应该提高CDC的行政权力，但赋权也有人担心，如果CDC变成具有行政权力的单位，会不会跟他们本身的科研属性有冲突？

“大家可能把行政权力和行政机构的概念给弄混了。”陈茁说，美国CDC是政府的行政机构但拥有非常多的科学家，是一个非常强的科学机构，因此中国CDC在改革中赋予它更大的行政权力不会影响其科学机构的本质。

针对中国CDC待遇普遍不高的问题，陈茁则表示：“美国也有非常类似的困境，医院有医学背景、行医执照的医生，他们在医院的工资是非常高的。”

陈茁建议，在疾控改革中可以比照医院，给予一定的绩效工资，另外国家可以考虑类似美国的办法，让有医学背景的人有更高的待遇，避免大家更愿意去医院而不是留在疾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