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线上戏剧:他们在Zoom会议室等待戈多上线

2020-05-29 17:5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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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贾沁蕾 陈可 寇雨琦 王瀚萱
编辑|宋喆 
疫情爆发后,各个行业几乎都陷入停滞状态。剧院关门,原本计划的演出一场一场宣布无限期推迟。就在这个时候,导演王翀把《等待戈多》带进了线上舞台。这是国内第一部线上戏剧。四个演员分别在北京、武汉、大同的家里演出,通过Zoom的虚拟会议室把空间拼接在一起,向涌入腾讯频道的三十万观众进行直播。
《等待戈多》是塞缪尔·贝克特的经典之作。黄昏中,老流浪汉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在乡间的路上等待戈多,这是他们此行的唯一目的。至于戈多是谁,为什么要等,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在等待过程中,他们毫无逻辑地对话、吵架,也遇到了波卓和受他虐待的“幸运儿”。他们等来一个孩子,告诉他们戈多今晚不来了,但明晚准会来。他们又等了一天,然而孩子只重复昨天的话。最终两人商量离开,却仍然站着不动。幕落。
相比“改编”,王翀更愿意把自己的作品称作“改造”。因为在他看来,戏剧艺术本身就倡导一种对时代的解读和回应。戈多是谁?王翀说,它似乎是武汉封城的结束,是居家隔离的结束,是新冠肺炎的解药……“他告诉我,他会来,让我在这里等他。”剧中老流浪汉的台词,或许也是当下每一个人的心声。
二零二零年的春节不同于以往。腊月伊始,人们按部就班地进入以等待为主题的常态,等待休假,等待团圆,等待一顿丰盛的年夜饭,等待爆竹声中的新年。然而,当我们跨过了被赋予了意义的零点,却发现等待的尽头是四个大字,继续等待。
彼时,《平行宇宙爱情演绎法》刚刚在纽约拉妈妈剧场谢幕,导演王翀随即飞往墨尔本,准备亚太表演艺术三年展的新作。中国的疫情爆发,对于王翀来说是一种“来自远方的威胁”。他每天闷在屋子里,在网上浏览国内新闻,然后花时间和别人激烈地辩论,焦灼、恐惧和无力感越过几千公里的距离撕扯着他。此时,他想到以线上戏剧的形式做一部《等待戈多》——不是为了线上戏剧而做《等待戈多》,也不是为了《等待戈多》而做线上戏剧,他需要一部戏剧作为表达自己情绪的出口,作为当下社会在虚构世界的镜像而存在。
《等待戈多》是每个戏剧人必读的作品。王翀看过“最经典”的爱尔兰版,看过柏林德意志剧院的解读,也看过孟京辉、林兆华的不同版本。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作为一个导演,你必须拿出属于你的那个哈姆雷特来。”在这部《等待戈多》中,流浪汉弗弗(李嘉龙饰)和冈冈(马卓君饰)变成了疫情期间分隔两地的中产夫妻,波卓(崔永平饰)和幸运儿(李帛阳饰)则化身网红带货主播和受他压榨的小助理,为戈多传话的小孩被替换为人工智能,原作中的荒原被置换为网络空间,四个以演员的家为背景的“舞台”拼接在直播屏幕上,“这个就是我的答卷”。
 
四张脸分别出现在直播间的四个窗格上。波卓身穿印着金色花纹的西装,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链,坐在大奔里向弗弗和冈冈推销商品。夫妻二人在各自的家中吃西瓜,听着从波卓麦克风里传来的聒噪声响。幸运儿涂着试色的口红,站在镜头前想说话,却张着嘴发不出声音……演出当天的观众屏幕
对于王翀来说,线上戏剧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去年乌镇戏剧节上,他做过一个“打破剧场”的戏剧实验,传统意义上的剧场和舞台消失了,四位观众成为演员,分别扮演猪、蚊子、海龟和斯诺登,根据耳机里的指令完成演出。然而把整个剧场空间搬到线上,这在国内几乎也是第一次。
怎么演?会不会有观众看?这些问题悬在他的头顶。王翀怀着忐忑的心情开始联系演员,他找到崔永平,说了自己的想法,邀请他演剧里的土豪带货主播波卓。崔永平与他一拍即合:“咱就做呗。”这种激情给了他“盲目的信心”,让他有了继续的动力。
接到王翀电话时,李嘉龙正准备上缆车。彼时山西的疫情已经好了很多,李嘉龙带着父母从大同去绵山旅游,他们爬到半山腰,打算上介公岭去看看介子推的墓。他原本有两个新电影和一个话剧要准备,但都因为疫情无限期推迟了。
李嘉龙和王翀合作快十年了。他觉得线上戏剧的点子很好,却想象不出怎么以这种形式去表现一个荒诞而抽象的剧本。他站在景区里,听王翀在电话那端讲了一个多小时,不断解释怎么把《等待戈多》的剧本和线上形式结合起来。虽然李嘉龙对最后的呈现效果仍有迟疑,他还是决定在这段时间里参与这个全新的尝试,并把马卓君也推荐给了王翀。角色定下来之后,李嘉龙演弗弗,而马卓君则扮演他的妻子冈冈。饰演冈冈的马卓君
王翀说,整个团队其实都是跃跃欲试的,因为“你突然有一个事儿了,突然有戏可演了”。这种投入是他们这几个月以来生活的动力和意义。“这是戏剧非常本真的一种力量。”
他认为中国戏剧人有一种生理本能,觉得作品表达的东西离当下越远越安全。“但是我的信念或者说我对戏剧的理解是相反的。”他决定用《等待戈多》“讲一个关于疫情的寓言”,“一个关于治愈的、关于希望的故事”。
演员本身的在地性对于这部特别的戏剧来说十分重要,于是王翀联系了身在武汉的李帛阳。
李帛阳正在家待着,年后原本安排的成都和北京的工作行程已全部取消。武汉封城之初,物流断了,超市关了,一日三餐全靠置办年货时囤下的粮食,李帛阳“一下子失去了安全感”。后来社区有了网格团购群,五十块钱能订一大袋搭配好的蔬菜。他和妻子一顿吃不下,只能冷藏。家里冰箱门一打开,白菜、莴苣、油麦菜“像花儿一样呲出来”。李帛阳现在回忆起来还觉得挺有意思,经历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他发现冻起来的番茄不仅保鲜更久,而且煮起来效果更好。
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个独立剧场制作人的电话,电话那头说,王翀导演有一部戏。李帛阳之前在澳大利亚时听过王翀的名字,就把自己的资料递了过去。一段时间后,王翀的电话打过来,李帛阳很快答应了。他几年前就受到B站、抖音的启发,和妻子尝试拍过三四分钟一段的线上小戏,演着玩。这部《等待戈多》来得恰到好处,李帛阳“早觉得就该这样”。
制作人和演员一一加入名单,“改造”的剧本在众人的讨论中成型。三月九号,王翀搭乘的航班从墨尔本几经辗转,终于在首都机场降落。此时距离最终的演出,还有一个月的排练时间。
 李嘉龙盯着手机上的新消息,倒数一分钟、倒数十秒,他迅速把手机放在镜头能拍摄到的范围之外,在心里默默数十个数,然后开始表演。
这是李嘉龙第一次使用Zoom,刚下载完时他觉得很新鲜,“就像有了一个新玩具似的”。但是与新鲜感相伴而来的则是不习惯,正常情况下的演出会有舞台监督来告诉他什么时间上场,可是现在只能通过微信群里的提示来判断。
李嘉龙剧照
Zoom上的这间虚拟会议室,把分隔在北京、武汉、大同三地的导演和演员们聚在了一起。线上排练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剧组的效率。王翀以前几乎每天都会堵在路上,现在只要一打开电脑就能直接进入工作状态。除去吃饭、休息,一天的排练可以持续八九个小时。他们还研究出了很多使用技巧。王翀发现,使用的设备不同,画面显示的长宽就不同,最后在观众屏幕上直播时的效果可能会受到影响。为此,四位演员专门将设备换成了两台苹果电脑和两台iPad。
不过Zoom的滤音功能反而限制了演员们的发挥,崔永平在戏里需要大喊,但是Zoom的收音对喷麦进行了自动处理,于是李嘉龙只能看着屏幕里的崔永平张嘴发出飘忽不定的声音,再估计着他的台词进度接下去。
李帛阳曾经有过演影视剧的经历,虽然都是在镜头面前,两者也有不小的差别。他在第一幕的镜头是始终固定的,他不得不在排练期间适应用自己的移动来改变镜头呈现的效果。王翀让他给自己的嘴唇一个特写,他有时候对不准镜头,只能把下巴凑上去。后来他在电脑上放了一把尺子,记下对准时鼻尖顶到的相应位置,一到他的戏份,他就迅速用鼻尖靠住尺子,问题也因此解决了。
延迟和卡顿是演出前这段日子里大家最担心的事情。网络延迟对演员们的表演节奏有不小的影响,一个人说完台词,下一个人要反应几秒才能接上。李嘉龙和马卓君在剧里饰演的异地夫妻有很多对手戏,其中一场需要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崔永平提出的问题。但因为延迟,两个人的声音总也对不上。
在这一幕中,波卓想让弗弗和冈冈无聊等待的日子变得快活起来。他命令小助理幸运儿表演有声的思想给他们看,但是弗弗和冈冈想先看幸运儿表演一段舞蹈。幸运儿转向镜头,跳舞。
“你们知道他管这叫什么?”
“极乐净土!”
最后这场戏只能改成让一个人来回答。
马卓君家信号不好,有一次她对着镜头说了一大段自己的想法,说完之后才发现大家都没听见。她把Wi-Fi断开,换上4G,刚开始的几句还很顺畅,一旦切入正题就又卡住了。屏幕前的其他人都笑了,只能慢慢等她。
曾经有一个朋友告诉李帛阳,你听别人说话要快快地听,发表自己的意见要慢慢地说。李帛阳之前不理解是什么意思,现在突然懂了。他发现因为网络的干扰,人在把一段话重复两遍的时候心态也会随之改变。第一遍可能是“着急的”、“激动的”,但卡顿之后反而会平静下来。“慢慢地说,我觉得更说得清。”
为了解决马卓君的网络问题,剧组专门买了移动Wi-Fi寄过去,但是效果依然不尽如人意,“所幸正式演出的那两天是信号最好的时候”。
对于演员们来说,等待签收的快递还有很多。
在第二幕中,崔永平饰演的波卓病情急转直下,住进了病房。为了尽量还原,他把家中的阳台改造成了医院。舞美设计师狄添一给他网购了无数材料,床上四件套、吊瓶、双黄连,而最大件的包裹则是一张床。崔永平把它在阳台的栏杆前组装好,拼成了带护栏的病床,视频一端的李嘉龙笑着说,“效果还挺好”。崔永平与“病房”
李嘉龙调侃自己感觉每天的时间都不太够用,因为常常要下楼取快递。他下载了专用的软件,一打开屏幕,上面显示还有三十多个快递在路上,这是他从未有过的体验。最忙的时候,他一天能签收十来个。每天排练一结束,他就到小区的代收点取快递,“以至于代收点的人都特别好奇我是干什么的”。绿植、氦气罐、加湿器,甚至还有恶鬼和鸟人装的面具……剧组担心物流会受到疫情的影响,为了提高选择款式的效率,他们每样道具一买就是好几个。
最后李嘉龙挑了鸟人装的面具出镜。窄颈瓶一样的加湿器里咕咕冒着白雾,弗弗戴着防疫用的鸟嘴靠在墙上,头顶是停滞在十点过五分的钟表。他说:“我们什么权利都没有了。要是笑不违法的话,我就真笑了。你还以为咱们有权利?咱们早就放弃了。”戴着鸟嘴面罩的李嘉龙
很多商家不往湖北地区发货,寄给李帛阳的东西就需要经过一番筛选。有的道具效果更好,但送不到李帛阳家里,于是只能挑一个其他的代替。王翀当时非常希望李帛阳能找到一面镜子,可是当地没有渠道买、网上也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最后只能作罢。
李帛阳每一次出门取快递都“像打仗一样”。他通常戴着口罩到小区门口,快递员就站在门外,让他报出取货号码。两个人信息对应了,快递员把包裹举高,李帛阳再把它隔着栅栏接过来。他走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入户花园给包裹喷酒精,拿着裁剪刀把包裹拆了,再把道具拼好,最后给道具和手消一次毒,这才能搬到家里。有一次他下到一层之后突然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一摸嘴,发现自己忘了戴口罩。那一刻,他心里有一种强烈的羞耻感和危险感,“我觉得我就像裸奔一样”。
有时候快递员在电话里态度不好,让他感到生气。但是当他真正站在小区门口,隔着那道栅栏看到举着包裹的快递员时,那点不痛快全都烟消云散了,他只想说一句“没关系,谢谢你”。
李帛阳在戏里演一个患有失语症的小助理“幸运儿”,网红带货主播波卓让他做什么,他就要无条件照做。那些商品的广告牌就是他拿快递包裹的硬纸壳手工制作的。他在纸壳上粘一层白纸,再把毛毛糙糙的边角包起来。整个剧组都因这个角色了解了带货主播这个行业。熟悉网络流行文化的崔永平会把这些新的商业模式讲给大家听。李帛阳之前对这方面了解很少,他妻子让他先看看薇娅。第一次听说的时候,李帛阳还以为是演员吊的威亚,他问,那是一种钢丝吗?
他看了薇娅、李佳琦,也看了卖土特产的直播。李帛阳对照着他们塑造自己的角色,一个被主播波卓剥削的、得了失语症的小助理,靠什么来带货?他选择全程用肢体语言来表现。不能形容商品的效果,他就把衣服直接穿在身上,不能解释商品的用途,他就一遍遍地把背包带解开、扣上、解开、扣上……
他把自己关在衣帽间里演,妻子则坐在外面看视频效果,网络让两人之间“有个四到五秒钟的延迟”。后来妻子告诉他,自己“终于知道了什么叫最远的距离和最近的距离。”
 为了还原《等待戈多》原作中波卓和幸运儿之间权力关系的反转,王翀对第二幕做了特别的设计。波卓病重,而李帛阳饰演的幸运儿开着车经过亮灯的黄鹤楼,驶向未知的远方。“这是一种奔向未来的感觉。”对李帛阳来说,这段表演在技术上是个不小的挑战。
王翀告诉李帛阳他有一场室外的戏,要开过长江大桥。李帛阳没有车,他找朋友借来了一辆黑色的SUV。这是朋友在武汉做公益项目时用来运送物资的车辆之一,这段时间每天给医院送防护服、送口罩。因为有疫情期间的通行证,所以能在街上行驶。
排练这场戏的第一天晚上,李帛阳一趟一趟在长江大桥上跑,一直跑到深夜。桥上不让掉头,他就从武昌的下桥口转弯,绕十多公里的路回到汉阳,然后再重新上桥。一个来回就要花掉将近半个小时。黄鹤楼在他的镜头里一晃而过,被王翀捕捉到了。那时刚好是八九点钟,清冷的夜幕落下,衬得黄鹤楼的灯火格外璀璨。这一刻王翀立刻决定要把黄鹤楼带进演出。“特别幸运找到那样一种情绪去释放黄鹤楼的能量,人、景和戏,还有时代的背景,全都合在一起了。”
因为操作困难太大,李帛阳提前下了不少功夫。车的挡风玻璃会反光,他用一块黑布把直播电脑的键盘盖上,并绑上了一个硬纸板。他请妻子坐在副驾驶上帮他拍摄,一边开车看着前边的路况,一边表演。为了能控制进度,他先用六十迈的速度开十五米秒,然后慢慢地降到三十迈以内,看着镜头表演,再提速。等快驶到桥头堡的时候,他还要重新慢下来,把黄鹤楼缓缓地推进镜头。李帛阳开车途中
彩排的那天,李帛阳一直在担心。一开始担心自己不能按时把车开到桥头准备好,为此他特意准备了三条路线,最后选了距离最远但没有红绿灯的那条。上了桥,李帛阳又开始担心网络信号不通畅。他随身带了三个手机、冲了三个流量包,想着万一其中一个手机卡顿了能马上换另一个连接热点。
马卓君的网络信号在那天出了严重的意外。当时她和李嘉龙进行一场对手戏,马卓君说自己的鞋找不到了,李嘉龙告诉她,是有人把她的鞋给拿走了。刚说完这句话,李嘉龙就眼睁睁看着马卓君卡出了会议室。“那个时间对我来说是很漫长的,已经不真实了。”李嘉龙的脑子里一瞬间闪过无数个想法,怎么办?这样说行不行?他最后对着屏幕上的一片空白说:“你是不是害怕了,你别害怕,我就是吓唬你。完了她肯定是害怕了,所以才下线。”就这样撑过了三四十秒。
四月五日、六日,近三十万观众涌进腾讯视频里的直播间,注视着这场大胆的戏剧在虚拟世界上演。屏幕上的四个窗格中,四位演员轮番上场,两千多条弹幕在直播画面上飘过。王翀说,它相当于每人上舞台喊了一嗓子,这在传统的剧场里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
演出当天李帛阳醒得很早,起床之后就在家里锻炼,健身操、俯卧撑、仰卧起坐、哑铃,让自己出尽量多的汗。“眼睛不能肿,脸不能肿。”他这一天只吃了水果和蔬菜,为了让自己在镜头前保持最好的状态。
而李嘉龙一家人都在为这场演出准备着。有一个场景需要他的父母和弟弟坐在客厅看电视。李嘉龙的母亲站在衣柜前挑适合自己角色的衣服,她告诉李嘉龙要挑一件“好看一点”的家居服。试了好几件衣服之后,她决定穿一件黄色的秋衣出镜,因为是新买的,比较亮。
李嘉龙一家人在戏中
王翀是在演播室做最后的准备工作的,那天北京天气很好,他站在楼外晒了一会儿太阳。“那是一段悠闲的、能让人放松的时间。”
戏剧的演出持续两天,那些让导演和演员们焦虑、紧张的可能发生的意外最终都没有发生。尽管李嘉龙的道具音箱出了小的差池,以及王翀在演播室后台看到了三秒钟电脑卡机,以现有的资金和技术水平而言,这已经是一部让王翀满意的作品。
“越看越多问号。”“奇奇怪怪的。”
在微博的实时搜索里依然能看到,当时很多观众对于这场正在直播的演出心存疑惑,甚至有人在怀疑这是否是一场直播。但是,王翀也收到了一些有深度的反馈。有人告诉他,自己被这部戏深深地感动了,“最后关灯的时候,眼泪不知不觉地掉下来。”当然也有人对线上戏剧这种艺术形式本身提出了质疑:“线上”与“现场感”的裂痕如何被处理?表演与摄像的叠加创造的是戏剧还是戏剧的赝品?
公众号“安妮看戏wowtheatre”在“观剧评审团”栏目中邀请了几位戏剧评论人和从业者谈论自己对于这部《等待戈多》的看法。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副教授朱凝写道:“物理的空间被网络空间置换,但戏剧的在场性并没有丢失,这是这版《等待戈多》的最精彩之处。”而来自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的郑钲认为,“王翀的戏剧实践破浪之勇犹在,但对‘线上戏剧’这一疫情之下被迫兴起的戏剧形式(或根本就是伪命题)来说,《等待戈多》是失败的。”
然而在这些被探讨的抽象概念背后,戏剧人面临的是更加现实的难题。“营业性演出场所开业上座率不超过最大核载量的30%。”“暂不举办大中型演出活动。”种种限制之下,戏剧从业者不得不在公众平台上发声,他们说“这个行业可能挺不过这个夏天了”。导演王翀拍摄宣传视频
王翀则用剧团的公众号和微博发表了他的《线上戏剧宣言》。
“线上的世界,不是世界的镜像,而是世界本身。在这个世界里,戏剧人两手空空,从零开始。所有的时间和空间都由我们定义,所有的语言和符号都由我们摆布,所有的当下和未来都由我们创造。”
“人类社会即将充斥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和人造生物——人类艺术也将如此。人类终将重新定义‘人类’,也终将重新定义‘戏剧’。戏剧人已然经历过‘戏剧之死’,不应该也不可能继续袖手旁观、坐以待毙。线上戏剧不是戏剧的丧钟,而是未来的前奏。我们——我和我的朋友们彻夜未眠,只因前奏已经响起。人们或者原地踏步,或者,与我们同行。”
演出结束后,王翀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回放的影像,B站上流传出来的视频也被下架了。在王翀看来,戏剧的录像不是戏剧,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再精致的戏剧录像,它也只是录像而已。”
 
四月八日零点,武汉解封。王翀在第一时间买了去往武汉的火车票,发车时间是四月九日早上八点钟。对于他来说,亲眼见到李帛阳,好像才是这场线上戏剧的终点。
 
王翀平时不用手机,因此如何通过疫情期间车站设置的关卡成了问题。为了能“在江湖行走”,他特意翻出了上一部戏的道具手机,一台iPhone6。他下载了微信,也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健康码,“折腾这些东西,到八号晚上才折腾明白”。
他听说扫健康码要排队,会耽误很长时间,第二天早上六点就出了门。平日里拥挤的北京地铁,现在一节车厢只有两三个人。王翀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进火车站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顺利。他在上地铁前接受了一次安检,这也是路程中唯一一次。折腾了一整天的健康码也没有用上,只是“量体温就完了”。
王翀怀着一种既忐忑又激动的心情一路南下。他之前从来没有去过武汉,对这座城市的印象仅仅是“有一条穿城而过的长江”。火车在途中经过很多条小河,王翀就隔着车窗往外看。“有一种期待,或者说有一种离长江越来越近的感觉。”同时他也在想,长江是什么样子?
他是车厢里唯一一个在武汉下车的人。火车停了,车门打开,王翀走到武汉的站台上,感觉自己“像一个勇士”。
与王翀不同,李帛阳对武汉的解封“说不上开心,也说不上不开心”。这个消息好像和通知他中午开饭了没什么不一样,他只是觉得“等到了”。他是前一天晚上十点多才知道王翀要来武汉的,第一反应是“真的假的”,随即开始担心导演的健康安全。为此,他做好了二级防护,出门去火车站接王翀。
王翀和李帛阳在黄鹤楼前合影
王翀在武汉待了三天,李帛阳也就陪他逛了三天。李帛阳带他去看长江大桥,那是王翀第二次看到这座飞架南北的桥。第一次他隔着电脑屏幕,看李帛阳开着借来的车,踩着六十迈的速度驶过,为了在计划好的时间点让三十万线上的观众看到亮灯的黄鹤楼。
“戏里武汉的街道一共只出现了十分钟,那是一种被阻隔的感觉。” 亲眼见到这座城市的感受对于王翀来说是无法取代的,在他住的酒店附近,街区被一张张铁板围得严实,只留了两个入口,那让他想起游戏里的末日场景。但是,街边的小饭馆又冒出炒菜的香味,远远的还有几个人在跳广场舞。解封后的武汉就像重新开张的、再平凡不过的早点摊子,有热气从笼屉里缓缓地蒸出来,那是属于它的鼻息。王翀感到自己几个月以来的焦虑和恐惧被冲淡了,“它可能和别的城市没有本质的区别”。
暮霭沉沉,绕上长江大桥对岸耸立的高楼,斜阳把行人的背影染成金黄色。王翀站在桥头,感觉武汉最美的一面被自己看到了。对他来说,“黄昏的光,是一天最好的时候。”
 
 新媒体编辑|蒙诤 董桑柔 张漫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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