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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结、蒙蔽和小圈子:饭圈文化的真谛
编者按:点赞、跟风、人设、控评、拉黑、站队、洗脑、网暴、带节奏……人们的思考往往被一系列认知偏差、舆论和情绪所影响,很难公正客观地看待问题。
美国人文学杰出教授雅各布斯对此提出了解决之道,讨论了何为“独立思考”、怎么避免“集体性狂热”、如何“理解异见者”。雅各布斯旁征博引,结合现实案例,帮助人们化解互联网时代中人际交流的困境,并开始反思我们在互联网中的言论与表达。
联结、蒙蔽和小圈子
在乔纳森·海特2012 年的著作《正义的思想》中,他充满了恐惧和排斥。但这似乎无法解释一切,尤其是那些改变了自己想法的人 :一个做出重大思想转变的人,一生中肯定接触过不止一个新想法,但还是会拒绝或忽视其中的大多数。所以问题是 :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了“道德矩阵”的形成,使之成为人们评判万事万物的标准?
我认为 C. S. 刘易斯在 1944 年 11 月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很好的回答,当时他在伦敦国王学院发表纪念演说,有许多学生参加了这次公开活动。刘易斯提醒听众们关注现实状况,提出在学校、企业、政府和军队中——事实上在每一个社会机构中,都存在一个与正式机构平行的 “次等或不成文的体系”,即“内环”。牧师并不总是教堂里最有影响力的人,老板也不一定是工作场所中最具权威性的人。有时候,那些没有正式头衔或官方权威的人,恰恰是决定了组织工作方式的人,是他们形成了组织的“内环”。
刘易斯并不认为会有听众对这一现象感到惊讶,但他接下来的话就让有些人感到意外了。他宣称 :“我相信,所有人在人生中的某些特定时期,或者从出生到死亡,都存在着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对‘内环’归属感的渴望和被‘内环’排斥的恐惧。”年轻人需要了解这种渴望,因为“在所有激情和欲望中,对‘内环’的渴望也许会让一个还不太坏的人做出很坏的事”。
“内环”的腐蚀力和影响力非常深远强大,因为它从来不认为自己是邪恶的,或者说它其实从来就没有宣扬过自己的存在。基于这些理由,刘易斯在国王学院的演讲中向听众们做出了“预言”:“你们十有八九都会遇到一些可能导致恶行的选择,而它的到来是那样悄无声息……趁着一杯酒或一杯咖啡下肚,它会将自己伪装成一件琐事,或是玩笑之间的无聊言语……显露出一些蛛丝马迹。”当选择到来时,“你会被它吸引,这并非是因为你渴望获利或贪图安逸,而仅仅是因为在那一刻,当温暖的杯子如此靠近你的嘴唇时,你再也无法忍受回到‘外部’冰冷世界中的痛苦”。那些“还不太坏”的人正是以这种微妙的方式卷入了“坏事”之中,而坏事做多了,也就成为品行恶劣的人了。
我认为,我们的“道德矩阵”(这是海特的叫法)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们偶然遇到一个群体,碰巧当时对我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于是就产生了归属于这个群体的不可抗拒的愿望。这可能源于一种写在我们基因里的倾向,但这种倾向的激活,却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恰巧在什么时间遇到了一群怎样的人。这其实很偶然,甚至有些可怕 :如果我们遇到了一群有吸引力、有意思的人,却持有与我们截然不同的观点,那么我们可能也会完全认同他们的观点。
当然,我并没有比海特阐释得更多。我声称人们会被对他们有吸引力之人的想法所吸引,这种说法很可能会遭到指责,但从整体层面讨论某事时,总是很难深入阐释。对有些人来说,新鲜人群的吸引力在于他们看起来很聪明,或是富有、美丽。对于其他一些人来说,新鲜人群的吸引力在于,无论是在社交、宗教、还是政治上,这些人都持有与他们所厌恶的原生家庭完全不同的观点。
无论是上述哪种情况,一旦我们受到吸引并获准进入,一旦我们成为小圈子的成员,我们就会以事后合理化的方式维护我们的地位,明确我们的群体认同感,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接下来会试着分辨出那些“圈外人”,那些不属于我们这个小圈子的人(这是下一章的主题)。值得注意的是,就像谷歌工程师埃弗里·佩纳润所说,聪明人之所以聪明,原因之一是他们善于对自己的言行做出合理的解释:“聪明人会遇到一个问题,尤其是当他们身处规模较大的群体中时 :他们需要具备对任何事情做出令人信服的合理化解释的能力。”1
我们需要的归属感 :成员资格
在关于“内环”的演说中,刘易斯将群体的从属关系描绘得极尽黑暗,那是因为他在警告人们从属关系会带来的危险,这一点至关重要。但是,相对健康积极的群体从属方式也是存在的,而分辨不健康的“内环”和健康的群体,方式之一就是看待他们对待思考的态度。“内环”往往会打击、嘲笑、无情地排斥那些提出难堪问题的人。在一些极端情况下,比如当人们参与某种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时,这种现象表现得最为突出。埃里克·霍弗在其经典著作《狂热分子》中对此做出了解释:因此,当失意者聚集在大规模的运动中时,空气中充满了怀疑。有窥探和监视,有紧张的观察,你还会敏感地察觉到他人监视自己的目光。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群体内病态的不信任,导致的不是分歧,而是高度的一致性。知道自己一直处于他人的监视之中,人们会加倍努力,言谈举止都严格遵从既定的规则,以表达自己的忠诚,逃脱背叛的嫌疑。严格地遵守正统既是相互猜疑的结果,也是热烈信奉的必然。
霍弗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 :“狂热分子的忠诚是展现给整个组织的 —— 教会、党派、国家 —— 而不是展现给组织内的其他狂热分子的。”是啊,其他狂热分子可能只是在装出自己的信仰,还会同样怀疑你在假装。对霍弗来说,“只有在一个相对宽松和自由的群体中,个体之间的真正忠诚才有可能存在”。这一点也适用于规模较小的群体和不那么极端的情况。真正健康的群体对思考和质疑都是持开放态度的,只要后面两者是出于善意。
为了进一步做出对比,我们会继续参照刘易斯的论断,因为他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持续和深入的思考。虽然大家都知道刘易斯是一位具有基督教背景的思想家和小说家,但是我认为当时年近三十的他对社会变革的看法,对我们是怎样加入和退出一些群体的分析和解释,与他的基督教信仰并无太多瓜葛。他的这些想法,倒是可以追溯至他尚无任何宗教信仰的青春期。他对这些事物的理解源于他在寄宿学校的经历。他本是个孤独的、酷爱读书的少年,进入了一个层次分明、等级森严、竞争激烈的男生世界,他期望在其中获得并保有一席之地。他憎恨在那里度过的每一刻,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为了生存而向同伴们卑躬屈膝,他对于“内环”的思考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刘易斯才隐晦地指出了“内环”并非群体法则的全部。多年以后,他在一场名为“成员资格” 的演讲中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尽管这场演讲是面向基督教徒的,关注的更多是实用方面的信息,其意义和影响却要深远得多。
刘易斯认为,现代西方世界只允许我们在“只身一人”和“隶属某个群体”之间选择其一,而做出任何一种选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刘易斯来说,在群体之中,我们都有着差不多的地位和身份,像是演唱会或足球比赛的观众。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丢失的是“成员资格”,后者可以让你脱离“孤独一人”“默默无闻”的境地。对此,刘易斯解释说:获得“成员资格”与仅仅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到底有什么不同,或许可以从家庭结构中窥见一二。祖父、父母、成年的儿子、孩子、狗和猫都是真正的“成员”(在自然意义上),这正因为他们不是同类或同辈。他们是不可互换的,几乎每一个都独一无二……如果你要从中去掉一个,那你减少的不是家庭成员的数目 ;你破坏的是家庭的结构。
不过,刘易斯接着说,真正的“成员资格”可以以不太正式、未获公认的方式存在,例如“朋友关系”。他举了一个经典的例子 :《柳林风声》(这是他最喜欢的书之一)。书中的河鼠、鼹鼠、老獾和蛤蟆组成了“四人小群体”。它们是如此不同,彼此之间虽然存在巨大的差异,一起创造出的能量却远远大于各自简单相加的总和。它们每一个都需要通过其他几位的帮助来完善自己。老獾需要朋友们帮它摆脱冷漠和孤独 ;蛤蟆需要别的动物帮它……嗯,摆脱困境,它总是让自己陷入困境之中 ;没有河鼠,鼹鼠永远都不可能体验到“在小船里肆意折腾”的单纯快乐。
关于这个“四人小群体”,最可贵的一点,也许是它们任何一个都没有试图让其他成员遵循预设的规则。根本没有谁想让蛤蟆改头换面,只是希望它能多一点自我克制。每个成员对群体的贡献就在于其独特性 :如果成员之间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它们对群体的价值就降低了。我要补充的是,这也是《哈利·波特》中哈利、赫敏和罗恩之间的友谊得以维系的关键 :他们都是格兰芬多的学生,具备勇敢无畏的品质,但性格和爱好几乎完全不同。(奇怪的是,当我要为这类由情感维系、接纳成员独特个性的非正式成员关系举例子时,想到的往往都是儿童文学作品,或许是因为大多数成年人对此种关系已经不再抱有希望了。)
但不管是什么年龄段的人,拥有某种真正的“成员资格” 都是思考所必需的。我们已经发现,完全排除他人影响的“独立思考”是不可能存在的 ;我们也同样看到了“内环”带给人的影响——要拥有归属感就必须遵守统一的规则,因此,想要进行真正独立的思考,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想避开错误的隶属关系带来的危险处境,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真正从属于或加入一个不那么讲求“志同道合”的群体。
使用推特大约 7 年后,我认为推特圈已经备受调侃、嘲弄、尖酸言语,甚至是纯粹恨意的毒害,我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但是,我又不想放弃自己在那里所建立的真诚的、宝贵的关系。所以,我决定注册一个推特小号,只有我最看重的那些人才能关注。我的想法是,关注我的人数要少于一百,每个人都是我在现实生活中见过面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要求。结果,关注我的人当中,有的是基督徒,有的是犹太人,有的是无神论者,有的是学者,有的质疑学术圈,有的是社会主义者,有的是保守主义者。在我书写这段文字时,我才意识到我还是遵从了某种“遴选原则”:我选择了那些与自己没有多少共同语言的人交往。经验告诉我,即使我发表了什么他们强烈反对的言论,他们也不会把我一脚踢出去。也就是说,我确信自己是一个新鲜的网络小群体的成员,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有时我甚至会写下一些对于他们的看法 —— 通常只有少数人会做出回应,但当他们回应时,我知道这些反馈来自真实的想法,而不仅仅是情绪化的反应。同样,这些人不一定是志同道合的,但他们都天生具备开放性,善于倾听。在这个层面上,他们保持了可贵的一 致性。
人们很容易低估这种联结的价值。埃里克·霍弗对这一点则看得很清楚。他评论说 :“个体抵抗胁迫的能力,部分来自该个体对某一群体的认同。能在纳粹集中营里撑到最后的人,往往是那些认为自己属于某个群体的人。他们可能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派的成员,比如共产党员,他们可能来自教堂,是神父或牧师,或者来自一个非常团结的民族。”不管是 21 世纪依赖智能手机的人们,还是生活在大草原上的史前狩猎者,对所有人来说,分离与隔离都是致命的,只有真正的团结才能维系生命。与我们刀耕火种的祖先不同,我们要面对的问题, 是区分“真正的团结”和“内环”带来的归属感。
《喧哗的大多数》/ [美]艾伦·雅各布斯 著 / 刘彩梅 译
中信出版集团「春潮」工作室 / 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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