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幢“高干楼”的辉煌与落寞 ​​​​​​​

文 | 南焱

 “九”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个吉祥的数字，代表着天长地久。九层高的大楼，在上世纪60年代初是人们眼中独领风骚的摩天大厦。广渠门桥的西南角，就耸立着这样一幢高大的建筑。这就是如今中年以上的老北京人都知道的“公社大楼”——安化楼。

1958年8月，在全国“人民公社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声中，全国各地掀起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北京诞生了一批层多体大的“城市人民公社居民住宅”，西城福绥境大楼、东城北官厅大楼和广渠门内大街的安化楼就是名噪一时的活样板。

作家史铁生在散文《九层大楼》里有这样的描述，“我记得是1959年，我正上小学二年级，它就像一片朝霞轰然升起在天边，矗立在四周黑压压望不到边的矮房之中，明朗，灿烂，神采飞扬。”

安化楼旧照

安化大楼主体九层，附属楼八层，建筑面积近两万平方米，属于当年大规模的建筑物。1960年大楼竣工时曾经引起轰动，是当时北京最为著名的“楼盘”。

这幢完全对称的三段式大楼有着前苏联时期建筑风格的烙印，一个主要的大走道，两侧是南北向的居室，墙厚层高，似乎那个时候盖楼也不会太想着缩减成本。

如今，安化大楼前面有一个公交站台，下车就能见到大楼的台阶梯上坐着一些休憩的老人，他们大多是上世纪60年代就搬进楼里的老住户。

大楼的入口上方有两个单位的标志，其中的龙潭制版厂，是用到今天已经为数不多的商标的样式，形制古朴，上面所留的联系电话都还是六位数，似乎昭示着这个大楼之所以存立的特殊的时代背景。

安化楼当年有“高干楼”之称，入住安化楼，不仅需要各阶层精英先进人物的身份，还要有足够高的收入水平。1962年住进大楼七层的张青老人今年83岁。她的老伴1937年就参加革命，百团大战时曾是杨尚昆的警卫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中央办公厅和北京市下属区委工作。张青老人本人也是北京第一家国营企业——中国百货公司最早的职员之一。

当年张青老人一家的月收入有150多元，而分给他们的两居室当时的房租是10多元，相当于北京市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刚搬 来时，大楼七层就我一户，整个安化大楼也没几户，后来慢慢多起来了。崇文区政府的很多干部都搬进来住了。那时住在周围的居民都知道，这里是高干楼。”

1960年大楼刚竣工就带着才出生的儿子迁入三楼两居的姚瑞云大妈很自豪地说：“我老伴儿当年是北京大华衬衫厂专程从上海请到北京的设计师，天坛牌衬衫，当年很有名的，领子做得最挺括，出口十几个国家，苏联人最喜欢。”

姚大妈老伴儿的月收入当年有70多元，双职工家庭的生活很宽裕，本来足够有条件租住三居，但是姚大妈的婆婆在上海写信过来教导儿媳：“人心宽生活自然宽裕，房子太大是浪费。”回忆当年，姚大妈笑着说：“婆婆可能在上海习惯了小门小户的狭窄，一听家里分了三居吓了一跳，但是勤俭持家不浪费总是没有错的。所以我们当年尊重了她老人家的意见。”

安华楼的房租上缴房管局，如今，两居室的房租涨到了一百多元，但在北京的房屋租赁市场，这简直就是一个传说。

安化楼内景

当初的安化楼一层是公共大食堂(现在食堂大厅是室内自行车停车场)，因为平时大楼里的居民周一到周六的工作日大多在单位就餐，孩子大多送托儿所，所以很少有人到楼下食堂就餐。

食堂的工作人员就趁周六晚上推着小车，挨家挨户询问居民们晚餐和第二天是否订餐。当时没有菜谱，居民们想吃什么就在食堂大师傅的小笔记本上写下来，稍晚就会有食堂的服务员送饭送菜上门。

张青说自己当时经常到全国各地出差，每次回家感觉像回到了高级宾馆。她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四十多年前菜单上的内容了，但是能很清晰地记得，服务员上门收订单的时候，总会热心地问每家人要不要打热水，然后把各家的热水瓶取走，打满了再送上来。

安华楼也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酒店式公寓”，用今天的目光看起来，其实大楼的户型结构充分体现了“公社化”的原则。每单元的房间一律不设置厨房，大楼一层大开间，设有公共食堂、公共水房等。以前乘电梯从每层楼出来，就能看到小卖部和活动室，主楼顶层为供集体活动的活动大厅。每层的内走廊都悬吊着五盏明亮气派的吊灯。

但这种建筑风格毕竟经受不住人们传统家居方式的挑战，只流行了一时，就随着住户在自己家里纷纷开起了“小灶”而寿终正寝。

如今，在安化楼高大楼厅的两侧，可以看到独具特色的几十平方米的大厨房，房间中部摆着做饭的案板，两侧对着墙摆着八至十三户人家使用的煤气灶台。厨房使的是管道煤气，自1964年就已开通，是北京市最早使用管道煤气的居民楼。

安化楼内景

 “楼里的两座电梯已经更换过两三次了，最早的电梯是单开门的，有拉手，不是现在这种对开的自动门。在大楼东侧的楼梯一旁，原本设计预留了另两部电梯的位置，但是后来为了节约经费，就没有再安装。”从1962年就住进安华楼的郭德平先生介绍。

大楼刚建好时，整个崇文区就只有这么一座居民大楼有电梯，于是远近的大人小孩儿都会来看看，小孩们更是把这儿的电梯当玩具了，刚上了九层，就又跑到八层等着往下坐。很多人觉得安化楼就像是出差时候住的宾馆一样，气派高级。

安化楼电梯的内部空间不到三平方米，除去电梯管理员和她的桌椅、电暖气的空间，最多也就能容纳五六个人，而且三楼、二楼不停，住在三楼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想下楼遛弯，就得想个辙儿，从三楼爬到四楼，再乘电梯下去。

电梯令居民引以为傲，住户的卫生设施也堪称一流。因为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虽然当年安化楼的主力户型设计中都不包括厨房，但是有比较宽敞的卫生间。卫生间在居民入住时就安装好了浴缸，很有些布尔乔亚的意思，按照现在的说法，那叫做赠送精装修。三十平方米的小型空间，不含厨房只有卫浴的设计，听起来好像时下北京流行的单身公寓。

现在很少有居民还保留着当年的浴缸，住在一层的魏先生家的浴缸是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拆除的，他说当时浴缸里的水在强震之下都晃了出来，事后让人看到就会想起地震。

后来崇文区房管局把浴缸都拆走了，说谁家想盆浴就自己去买浴缸。如今魏先生家浴缸排水的洞孔依然存在，但被他用塞子堵住了，另外新辟了一个排水管，洗澡也变成了淋浴。

安化楼内景

史铁生在《九层大楼》里这样描述了他童年时期对安化楼的追忆。“但是我从来没进过那座大楼，那样的大楼只建了一座即告结束。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楼里是什么样儿，到底有没有俱乐部和放映厅，不知道那种天堂一样的生活是否真的存在。”

住在这里老人们说当时的安化大楼寄托着人们对共产主义生活的理想，那个时候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除了优越的居住条件之外，其时安华楼还拥有北京最早的社区会所。

安化楼当初的设计强调大楼的娱乐休闲功能区，除了一楼，二至八层每层正对电梯间的位置，当年是每层居民的活动室和服务部。居民下班后打个乒乓球，买点儿瓜果零食日常用品都很方便。

每到周末，九楼的活动大厅还会举行乒乓球比赛或者舞会，“那个时候，跳舞可不像现在这样随便，都是交际舞呢！”年过八旬的关逵老人回想年轻幸福时光时脸上焕发的光彩，让人仿佛能看到，当年九楼的大厅里，“喀秋莎”动人的歌声中，身穿列宁装、中山装的年轻男女翩翩起舞。历史是怎样的一种韵味，可以让人回味四十余年。

安化楼老住户

但如今，这幢楼被近几年新建的富贵园住宅区和嘉信大厦等楼房包围了起来。与周围装潢簇新的建筑相比，安化大楼看上去破旧笨拙，正如史铁生在文中所言：“真是岁月无情，那座大楼已经显得单薄、丑陋、老态龙钟，很难想象它也曾雄居傲视、辉煌一时。”

这座大楼的入口现在被漆成深绿色，典型的老式大门，大厅里停满了居民的自行车。谁也不曾料到当年的厅堂今天成了免费停车场，而且没有人进行管理，有的车长期停在那儿，坐垫上积了厚厚一层灰。

在幽黑的走廊里，习惯了声控灯的我们，使足了劲一脚跺下去，发现光明并没有随之而来。据说原来每层都有五盏大型玻璃吊灯，四扇玻璃大门，这些都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砸毁了。

“社会变化太大了，就像这座楼一样，我很难接受，感到很苦恼。”这是住在三楼的老住户徐钦敏老人的心声。他家中和楼道里摆满了绿色盆栽、鸟笼和杂物，显得格外拥挤。

每天他要看四份报纸，思索着各种社会问题，就像一个民间思想家。他一度还以为自己得了精神病，先后两次去看心理医生，结果他的提问让医生傻了眼。

如今楼道已经成了居民的公共储藏室。走廊天花板下拉满了电力电信明线，楼道虽然宽约三米，但昏暗而拥挤。

从八岁时起就住在安化楼的魏全福说，最初楼道走廊可以骑自行车，他就是在这里一手扶着墙学会骑车的。但随着住户多起来之后，家里的废旧杂物全部都搁到走廊两侧，以致两人交叉走路都得侧着身子。楼道里到处摆放着老式木箱、废电冰箱、旧沙发、塑料布等杂物。据说1998年大楼进行清理的时候，总共运走一百多车堆放在楼道里的垃圾。

由于楼道里很黑，这些转角处的窗户就成了一处上好的采光空间，好几层楼的转角窗台都摆放了很多的植物，它们争抢着有限的光明，却都还算长得茂盛。

有的植物下面，还有养金鱼的玻璃缸。摆放的活物真是能使人感觉到这个空间比别处充满了生命的活动感。楼梯转角处有一片较大的空间，这里较为宽敞明亮，居民们拉起横七竖八的绳子，晾着衣服和被褥。

安化楼水房

在顶层九楼，这里曾经是崇文区的制高点，安置着大名鼎鼎的防空警报器。民警二十四小时在这里值班，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会鸣响警报，声音能让全北京市的人都能听见。

魏全福说：“以前经常有三五成群的小孩，爬到九楼顶上登高望远。楼顶没有栏杆，大人怕他们掉下去，就弄了一个门锁住出口，但他们照样爬出去。那会儿最让电梯管理员头疼的就是这帮孩子了，刚把他们和他们前来观光的同学们送到九楼，一开八楼的门，他们已经侯着了。我小时候就喜欢爬到楼顶，感觉能坐电梯很自豪，喜欢和小伙伴们在每个楼道里玩游戏。”

如今，辉煌的九楼已成为一个旅馆，另有一些外来打工的青年男女的集体宿舍，楼顶空无人影，只散放着一些杂物。

在老住户张青老人的记忆中，安化大楼是从“文革”后开始走下坡路的。她刚搬来时，阳台上不准搁东西，家里不准生火做饭，楼道非常干净。作为“高干楼”的居民，在亲戚朋友面前提起都觉得脸上有光。

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住在楼里的干部大多搬走了，一些人在别处买了新房也搬走了，就把这里的住房给租了出去，有的给亲戚朋友住。现在楼里住的近三百户人家更是人员复杂。

安化楼大多是两居室，只有两头的房子是三居室。大间25平方米，中间20平方米，小间14平方米。以前三居室是一家人住，现在大多是两家或三家人合住。也就是说这两户或者三户需要共用一个卫生间，洗澡或者上厕所都非常不方便。

跟现在的居民楼很不一样的是，由于大楼仍旧属于房管局，属于完全意义上的公房。如今，这里的居民每个月每平方米只需交三块钱左右的房租。要他们去其它地方租房，居民们很不乐意，因为这点租金还不够交水电费。

楼层高达三米半，其实看过他们的居室内部，大多数住户都没有利用上层高这个优势，这个高度完全可以做夹层。不过，有的家里有小孩儿的，就用了学生宿舍那种上下铺的形式。

由于合用卫生间，一些住户已经闹起了矛盾。“这楼特别高，前两年崇文区政府说要把这里改成写字楼，让居民搬家。但我们有意见，这里在二环以内，就在马路边上，交通很方便，要是搬家就搬到郊区去了。”李秀梅大妈说。

安化楼老住户

有些住在楼里的老居民虽然在外边有房子，但仍然不愿意搬走。魏全福就是其中之一，

他说自己最看重的是这里的邻里关系，搬到一个新地方，周围都是陌生人，生活过得没意思。最让他津津乐道的就是公共厨房，家家户户挨着做饭炒菜，一片热闹的景象。

厨房所在地最早是社区跳舞、下棋的娱乐场所，1964年才改成公共厨房的。一排排煤气灶，每家都装有一个煤气表和水表，这样不至于产生经济利益的纠纷。

生活方式和建筑的功能总是相互塑造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可以想那样的邻里关系只能属于那样的时代那样特定的空间。

现今的公共厨房，墙上全是油烟的污迹，简直可以说是脏不堪言。破了的玻璃窗上，层层叠叠糊满了报纸，据说一捏就会酥的水管管道上缠满了报纸和胶带。公共水池的下水道有的已经堵塞了。因为没有抽油烟机，一做饭厨房就会云蒸霞蔚。

魏全福说：“以前在厨房里，大伙炒的菜，相互分一点。夏天谁家熬好了粥，下班回来大伙也不客气喝一碗。谁家的孩子上学，父母上班没空做饭，就在邻居家吃饭。我们相互照顾，根本不计较钱之类的。刚结婚的年轻人不会做菜，我就教他们。他们带孩子没经验，我也教，教会过好几对。周末大伙每人炒个菜，拿一瓶二锅头，在厨房外面拼桌子一起吃。”

“那会儿居民整体素质高、街坊之间关系很好，从来没吵过嘴，连一句重话都不会说。‘文革’有家父母都被下放，剩下十二岁的儿子，在我家打了三年的地铺。后来我们家买了一台9英寸的凯歌牌电视，那会儿买电视还要有关系有票呢！每天晚上一层楼的小孩子都挤在我家看电视，老伴儿喜欢和小孩子开玩笑，临走的时候就逗他们说：‘记得下回买票啊！’”张青老人珍惜几十年前邻里和睦的温馨回忆。

说到目前，不只是担任七楼楼长的张青老人，连居委会的两位主任都直摇头。大楼的居民经过频繁地换房、租赁，素质参差不齐，流动人口增多，经常为厨房公共用水和用电的分摊问题发生纠纷。

水费难收，纠纷难解，但是邻里之间还是存有温情。住在三楼的老公安石同良今年七十二岁，他和老伴儿还有儿子儿媳孙子一家五口住在一起。石大爷说：“我和老伴儿都是回民。大家只有一个共用厨房，邻居们彼此互相体谅，和我们错开时间做饭，这让我们觉得好受多了。”

现在，关于这座楼的去留牵动了很多人的目光，有人送行、有人挽留。走进安化楼，一位老人正拄着拐杖慢慢走过昏暗的楼道，那颤颤巍巍的背影和暗黄的灯光融为一体，此情此景让人唏嘘不已……黑暗中发现一盆不知名的绿色盆景，小小的叶子支撑着生命力的旺盛，它也许会开花，也许还会香气溢满楼道。